诗与论，情与理，似乎冰炭，犹如油浮水面。然而，不可一概而论。艾青诗论，既有诗趣，又有理质，熔抒情与说理于一炉。“诗要形象思维”(毛泽东)，但也决不能排斥理性思维。事物总是对立的统一，相反相成，区别而又有联系。
朱自清先生在大学讲旧诗，曾分析道:“唐诗抒情，宋诗说理；唐诗自然，宋诗奇特。”只是在风格上说了唐宋诗主要的特点，并非一刀切。即如苏东坡《题西林壁》，就是说理、抒情兼而有之。又如朱熹的《观书有感》:
“半亩方塘一鉴开，
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由塘而水，见水觉清，由清思源，自然天成。清水为镜，映照天云。这便是艺术家“迂想妙得”，将自己的思想光辉映诸客体，洋溢着诗的情趣，也充满哲理睿智。李耆卿《文章精义》称朱熹诗从陶渊明、韦应物、柳宗元来而“理趣过之”，可见诗的“理趣”已经作为一种特色积淀于传统诗歌中了。
苏东坡在《题西林壁》中，纯从庐山风景写来，状写庐山之貌“成岭”“成峰”，且“高低远近”各不相同，简洁的勾勒中隐隐透露出作者对大自然巍峨景象的神往和欣悦，可谓诗中有画，画中寓情。从诗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是沉醉于庐山遨游中，顿悟到一个哲学道理后才有了后两句的神来之笔。它令人领略到要真正理解一个事物必须全面地、完整地观察它，只睹局部而不见全貌，只看现象而不见本质，原因是所处角度和地位的不同。这首诗正是以其隽永的哲学意味而脍炙人口，广为流传。苏东坡将生活中某种现象的哲理，艺术地揭示出来，使人既咀嚼到诗中哲理趣味，又欣赏到诗的艺术美。
理学盛行的宋朝，富于“理趣”的诗，不乏篇什。杨万里的《过松源晨炊漆公店》的绝句:
莫言下岭便无难，
赚得行人错喜欢。
正入万山圈子里，
一山放山一山栏。
它使人感觉到人生的坎坷和奋斗的必要，但它不直接写理，而是从下岭一事隐约写来，借景写理，写得含蓄蕴藉。它提供给读者的是一种启示、一个点拨，可以激起人们一连串的联想思考，获得一种有份量的思想内容，诚然，在任何一种事业的追求中，也总是一个障碍接着一个障碍，一个困难接着一个困难。每当我们取得一些成功之后，切不可沾沾自喜，停滞不前，而应该鼓足勇气去争取更大胜利。
古今中外星汉灿烂的文学天地中，不少优秀作品恰恰是以其所蕴含的深刻哲学意味而传闻遐迩、流芳百世的。但丁的《神曲》和歌德的《浮士德》都是理性艺术的结晶。虽然艰深，却又耐人寻味，激起深永的兴趣。当一种深刻的思想，一旦获得具体、生动、感性的形象，按照艺术规律加以提炼和概括，这种作品也一样可以成为不朽之作。
诗歌艺术创作，究其根本，依然离不开人类理性。无论西方或是东方，古代或是现代，凡是严肃的作家诗人，在其作品中，总想说明点什么，而决不满足于生活的自然主义复制。
清代潘德舆《养一斋诗话》说:“理语不必入诗中，诗境不可出理外。”可见，在诗中表现哲理，也潜藏着危险，弄不好就成了哲理论文。“诗言志”、“诗缘情”，“志”有了，而情无处可寻，剩下来干巴巴几条筋说教，形象一无所有，味同嚼蜡，难以卒读。清代文艺理论家刘熙载《艺概》中批评的“理障”作品就是这一种面目。宋代理学家的《秋怀》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利害主乎情，好尚存乎见；
欲人为善人，必须自为善。
干瘪的语言，抽象的训诫，难怪刘熙载斥其为“落理障甚矣”了。
诗歌创作中的“理障”无庸置疑会导致公式化、概念化作品的产生，但不能把概念化、晦涩难懂等毛病简单归咎于诗人的哲学思考。因为，艺术思维包括深刻的思考、理智的探求，而在诗歌创作中的思考和理智，也就是用形象概括生活的能力，思考和理智应溶解、包含在生动的形象之中。“理障”的诗作，乃是因为作者没有把艺术的劳作化为可感的形象、美学的趣味和婉曲的语言。诗味和理趣的交融、哲理的诗化，这才是作者殚精竭虑、刻意追求的目标。诗人可以为表达一个观念而寻找形象，也可以由于一个形象产生一个观念。理性的抽象思维和艺术的形象思维可以辩证统一，成为“辩证的杰作”(黑格尔)。
生活中充满哲理，大自然充满哲理，正如它们也蕴蓄着美一样。只要我们细心观察，有真切的体会，不难发现其中真谛。一旦有所触发，立意新，构思巧，就能写出寓有哲理，又有艺术趣味的好诗，令人读后深思再三，回味无穷。
(摘自《当代文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