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在最近出版的《病榻杂记》中称,他希望摘除戴在他头上的“三顶桂冠”,“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这“三顶桂冠”,指的是民间封给他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称号。�
他在书中说：“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说我做出了极大的成绩,那不是事实。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学界(术)泰斗’的桂冠摘下来。”“我所到之处,‘国宝’之声洋洋乎盈耳矣。我实在是大惑不解。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宝’的桂冠摘下来。”�
其实,此前他已多次表示过这一心愿。在看了他的学生编辑的《此情尤思季羡林回忆文集》前言初稿后,他就很不高兴,坚决要求删去“国学大师”、“国宝级学者”、“北大惟一终身教授”等“桂冠”。他对编者说：“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大师？我生得晚,不能望大师们的项背,不过是个杂家,一个杂牌军而已,不过生的晚些,活的时间长些罢了。是学者,是教授不假,但不要提惟一的,文科是惟一的,还有理科呢？现在是惟一的,还有将来呢？我写的那些东西,除了部分在学术上有一定分量,小品、散文不过是小儿科,哪里称得上什么"家"？外人这么说,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你们是我的学生,应该是了解的。”�
季老自摘桂冠,首先表明他的谦虚谨慎。平心而论,以季老的学术成就而言,堪称著作等身,学富五车,特别是在印度古代语言、印度古典文学、印度佛教史以及中印文化关系等方面更有着独到精深研究,称为泰斗也并不算过。可他自己不这么看,他觉得自己和王国维、陈寅恪那些大师相比还有差距,还要继续努力,其实他们是各有千秋,无非研究领域不同罢了。季老的谦虚,不由使我想起高尔基的名言：“智慧是宝石,如果用谦虚镶边,就会更加灿烂夺目。”�
季老自摘桂冠,也说明他的清醒睿智。他深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而且,学无止境,在这个领域你是专家,到那个领域你就是外行。若缺乏自知之明,被捧得越高,就摔得越重。所以,他肯定自己“除了部分在学术上有一定分量,小品、散文不过是小儿科”,自己“不过是个杂家”。这似乎有些低估自己,好在稍微的低估自己并不吃亏,因为谁都知道,“最丰满最好的稻穗,往往最贴近地面。”（苏格拉底语）�
与季老的自摘桂冠不同,现在社会上、特别是文化圈里,倒是争戴、互送桂冠成风。刚写过几首小诗,发表几篇短文,就以“著名作家”自居；演过几个电视剧,屏幕上刚露了个小脸,就有人送来“影视新秀”的桂冠；才练过几天书法,能涂抹几笔“颜柳”,就敢自称“书法大师”,到处留下“墨宝”；发表过几篇连抄带仿的论文,在学术会议上发过几次言,就敢戴上“理论权威”桂冠,到处讲学,大言不惭。此外,还有什么艺术大师,当代大儒,文化泰斗,文学巨子、画坛巨匠、歌坛大腕、诗坛巨擘、国际影视巨星、国际著名导演等等,真是头衔遍地有,桂冠满天飞,高帽市场花样翻新,供销两旺。如果说季老“不能望大师们的项背”的说法还有些谦虚的成分在里边的话,这些嗜爱桂冠者“不能望季老的项背”,倒是实实在在的,尽管他们某些人的桂冠和头衔比季老要显赫得多。�
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看到运河上船来船往,不胜繁忙,就问左右：他们到底都在忙些什么？和�一旁答道：无非名利二字。名利的确是好东西,追求名利也是人的正常欲望,但应“取之有道”,一定要做到名副其实,实至名归,绝不能靠乱捧瞎吹,炒作起哄。所以,面对名利的诱惑,大家都应该收敛浮躁之心,远离哗众取宠恶习,学学季老在荣誉面前的谦虚与清醒,拒绝那些名不副实的桂冠,不为那些虚张声势的头衔所动；更要学习季老做学问、搞研究的踏实精神和严谨作风,从而发奋努力,潜心向学,踏踏实实呕心沥血干上十年二十年,届时,学术辉煌,成果累累,名满天下,令人仰慕,兴许你还真能成为大师、巨匠式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