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8年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据公报披露，2007年年末国家外汇储备一万五千二百八十二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四千六百一十九亿美元。年末人民币汇率为一美元兑七点三零四六元人民币，比2006年末升值百分之六点九。翌日，2008年2月29日，即笔者写作本文当天，美元兑人民币比价为一比七点一二，而现汇买入价则接近一比七点零，为一比七点零九。至此，与2006年年初相比，人民币累计升幅已经达到百分之十二点三二。2006年初，人民币中间价为八点零七零二，本年末人民币累计升幅仅为百分之三点三六；而到2007年年末，累计升幅已经达到百分之十点四八，年升值幅度是2006年的一倍左右，已经达到了2007年初一些权威经济、金融学家的比较激进的预测。
2007年初，对于本年度人民币升值基本有温和、保守与激进两种意见。前者如渣打银行高级经济学家王志浩（Stephen Green）在坚持其稳定窗体顶端人民币汇率的基础上，认为尽管人民币正遭遇巨大的压力，但2007年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升值将会保持在百分之四以内。又如惠誉评级，其大区评级主管麦克名（James McCormack）表示，惠誉支持人民币百分之五的汇率升值，即使未来贸易顺差的增长和通货膨胀在中国可能重新抬头，升值幅度也不会超过百分之五点五。再如汇丰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他也认为，人民币可能加速升值，百分之六应该是根据现有情况能够得出的比较温和的数据。新浪财经专栏也认为，2007年的升值幅度可能将超过百分之五。然而，短期内快速升值显然将不利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而且可能会造成大量出口企业的破产和失业问题，2007年升值百分之十则又是我国经济所不能承受的。
而激进者则认为应在百分之六至百分之七之间，甚至更多，例如瑞银证券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Jonathan Anderson认为，人民币升值是对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的最佳回应，2007年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可能达到百分之六至百分之七，年底对美元将达到七点三五。Anderson认为，短期内期待进口出现大幅增加来改变中国目前贸易顺差的情况是不现实的，至少在两年内，中国的贸易顺差还将维持在较高水平上。人民币升值是在市场压力下必然的方向，百分之六至百分之七是根据现有情况作出的理性估计。此外，理柏研究经理周良也认为，到2007年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可达到七点三的水平。在当时所有的预测中，他预测的升值幅度是最大的，但是，现在他的预测则似乎有些先见之明。周良说，当时我的预测是最激进的，但是，现在看来这样的预测仍然是保守的，我确信人民币在2007年将以百分之七点五的速度升值，来平抑泛滥的流动性。更为激进的是花旗银行，花旗银行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表示，花旗银行预测百分之七点五将是2007年人民币升值的底线。虽然2007年前两个月的贸易顺差上升速度不可复制，但是这代表了一种趋势。黄益平认为，2007年下半年中国单月贸易顺差可能突破三百亿美元，在这样的环境下，人民币除了加速升值，别无选择。
而对于2008年，前面预测2007年只有百分之四增长的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经济学家Stephen Green预计，人民币兑美元2008年上涨百分之十，至六点六四元，2009年底将至六点一七元。也就是说，2008年的升幅（百分之十）比2007年（百分之六点九）还要高三分之一左右。
在中国国民保障系统十分薄弱的情形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如此“大跃进”不由让人疑虑丛生，担忧重重。
二
从国际角度看，人民币升值的实质是大国之间利害博弈和利益平衡。汇率问题，历来是大国博弈的主战场，参与博弈的各方为了本国的利益而参与其中。目前，国外推动人民币升值的原因不外有三：一是人民币汇率过低。有人提出应将人民币汇率确定在一美元兑四点二元人民币左右的水平；二是中国外汇储备过高。中国入世以来，并没有出现进口激增，相反贸易顺差大幅增加，2007年底外汇储备已高达一万五千二百八十二亿美元；三是中国廉价商品大量出口造成世界通货紧缩，尤其是日本和欧美通货紧缩，所以有人认为中国应使人民币升值，在世界经济中担负相应责任。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主要利益相关方是美国、日本和欧盟。
先看美国，人民币升值之路始于2005年。在其前后，美国政府和舆论大炒“中国经济威胁论”，并以此为由，要求人民币升值。根据“美中经济和安全审议委员会”的最新研究报告，在1989年到2003年的十四年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增加了二十倍，从1989年的六十二亿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一千二百四十亿美元，2004年估计将超过一千五百亿美元。与此同时，在这十四年里，随着贸易逆差的冲天而上，美国总共损失了一百五十万个工作机会。2005年5月27日，美国财政部长约翰・斯诺对中国发出了迄今为止最为强烈的警告。他在一份名为“国际经济及汇率政策”中，要求中国在六个月内调整人民币汇率。否则中国将会被认定为“贸易操纵者”。他说：“我们的报告对中国很明确的表示，如果你现在准备调整汇率，那么，你是在采取积极步骤自己这样做；如果中国不能这样，那么，在我们准备下一份报告时将处于非常为难的境地。”正是在那之后，2005年7月21日，中国开始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升值之路。
次看日本。2003年2月西方七国财长会议召开之际，时任日本大藏相的盐川正十郎向其他六国提交了与1985年针对日元的“广场协议”类似的提案，逼迫人民币升值，最终该提案被否决。日本要求人民币升值理由不外有三：一是日本经济一直处于低谷，中日贸易中方顺差逐年加大；二是只有人民币升值，日元才能够贬值，然后日本的出口产品才有竞争力；三是日本想争夺未来“亚元”的主导地位。据悉，近年来，关于“亚元”问题的讨论越来越热。由于其经济十年来萎靡不振，日元充当亚洲货币主导的可能性在变小；而中国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已经逐渐成为亚洲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对此日本忧心忡忡。在2002年日本对华出现五十亿美元顺差的背景下，日本大藏盐川正十郎提出议案，提请七国集团通过“与1985年针对日元的‘广场协议’类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币升值，以确保日元的未来主导地位。
再看欧盟，2007年初，以美国和德国为首的西方七国集团（G7）再度发出了要求人民币加快升值的更强信号。2007年2月10日在德国埃森落幕的G7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发表公报称，中国的“有效汇率”应该进一步调整，以改变经常项目盈余持续增长的局面。同时，西方七国集团要求人民币针对“一揽子”货币的升值要求，要求人民币加速升值步伐。
人民币短期内快速升值对于中国利弊究竟如何，不是没有前车之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日本跃升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美日贸易赤字不断扩大，美日贸易摩擦日益加剧，日货遍布全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于是设法逼迫日元升值。1985年9月22日，美国财长及中央银行行长会同英、法、德（前西德）、日四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密会，签约降低美元对日元和欧洲其他货币的比价，史称“广场协议”。协议要求以各国联合干预的方式促成美元对日元、马克的贬值，力求借此扭转美日之间巨额贸易逆差。此协议一经签订，日元在三个月内就从二百四十日元兑一美元上升到二百日元兑一美元，到1988年甚至戏剧性地攀升至一百二十日元兑一美元的高位。到1996年，日元升值至八十七日元兑一美元的最高位。据专家分析，其后日本一蹶不振，长期停滞。撇开经济从高潮到衰退背后的制度性因素，无可否认，“广场协议”带动的日元大幅升值是日本经济衰退最直接的祸首。此后，日本出口产业几乎丧失了价格优势，不得不向劳动力成本更低廉的周边东亚国家迁徙，鼎盛的日本经济丧失了国际竞争力，最终陷入漫无边际的衰退之中，而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却获得了持续增长，如日中天。如今，中美贸易赤字远远大于当年的日美贸易赤字，因此，美国就把矛头转向了中国。有评论指出，中国今天所面临的形势恰似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半期的日本。如若不设法改变现状，就将出现对中国而言的“广场协议”。但今天中国的综合竞争能力与当时的日本却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如果美、日要求人民币短期“速升”的企图得逞，中国产业界无疑会比当年日本败得更惨。恰如学者所言：若任由人民币升值而不顾国内的实际情况，将是一条成本高昂的危险之旅。
所以，明眼人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美国企图制造第二个“广场协议”，以维护其“金融霸权国”的地位。
三
其实，若认真分析，会发现：来自海外的声音中，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大多是发自政客、官员和金融机构及产业组织领袖之口；而主张人民币汇率应当保持稳定的观点，则大多出自著名的专家学者之口，如麦金农、蒙代尔、罗奇等。后者大多比较客观，超脱于利益之外，从纯学术角度来分析人民币汇率问题。几乎在美国政客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同时，也有专家学者不同的声音，例如蒙代尔。蒙代尔是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素有“伟大的先行者和预言家”之称。他具有革新意义的研究为欧元汇率奠定了理性基础，被称为“欧元之父”。他也是国际上坚决反对逼迫人民币升值的代表人物之一。2003年，他曾预言，人民币升值给中国经济带来的伤害将大大超过非典。并提出八大理由论证目前人民币不适宜升值：一是人民币不是可兑换的，而人民币自由兑换是中国经济长期的目标，人为地升值人民币会延缓人民币可兑换的时间的到来。“我的观点是慢慢地放开人民币兑换的范围，人民币的汇率保持稳定”。二是如果人民币升值就会加速通货紧缩，就会造成更大压力，人民币升值物价肯定会降下来，因为进口品的价格会下降。三是人民币升值会减少国外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因为人民币会升值就不会现在投资，而要等到人民币升值以后投进来。人民币升值还会使得外国投资者的利润减少，利润率下降，投资就会减缓，外国直接投资肯定会减少。四是人民币升值会降低利润率。五是人民币升值会减缓经济增长。六是人民币升值会增加失业压力。七是人民币升值会增加财政赤字。八是人民币升值会导致人民币政策的不稳定。
了解以上背景之后，我们基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治汇率如烹小鲜”，着急不得，快速不得，短视不得，更不能头脑一热，认为中国崛起，国力增强，搞变相的“汇率大跃进”。从国外因素看，鼓噪、推动人民币升值的主要是中国之外的他国利益，中国如果像日本当年顺从美国等西方国家意志的结果只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发扬一种扭曲的“雷锋精神”；而从国内因素看，人民币短期内快速升值，无疑会人为地加剧一些本来已经比较尖锐的社会矛盾，因为中国的社会保障、社会正义体系本来就十分脆弱。由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主编的2008年社会蓝皮书《2008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近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蓝皮书指出，2007年中国宏观社会经济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突出关注民生、更加注重公平成为社会发展的主题。它是由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所遭遇的矛盾所决定的，有着深刻的国情背景。目前，中国人均GDP已达二千一百美元，预计2020年可达三千五百美元。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一千至三千美元这一阶段，被称为“现代化起步阶段”或“物质现代化”。此期全社会主要关注经济发展，它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凸显期。此期发展速度加快，注重经济效益，而各种环境、社会、生态问题也会接踵而至，如贫富差距加大，社会保障缺失，行业垄断加剧，公共物品短缺，社会公平失衡，所有这些交织在一起，都会造成社会心理压力，形成一种潜在的被剥夺感，以及一种对社会公正的诉求。在这种国情下，盲目地加速人民币升值，无疑弊多利少，因为我们的国力远不如当年的日本。
总之，对待人民币升值问题，既要考虑国际因素，也要考虑国内因素，而无论国际因素还是国内因素，人民币汇率都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点，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所在。国际博弈已如上述，积极参与其中的美、日、欧，各有各的算盘；就国内博弈而言，主要应该考虑社会公平、社会正义与中国普通民众的承受能力。
2008年春节初五，参加朋友聚会，出门打车。上车后，但见一路车辆稀少，路况良好，不由赞美了几句天津交通新面貌，又见不断有新换的公交车驶过，又赞美了几声。不料司机师傅却说：“你这些话最好向市委宣传部的人说去，天津老百姓多穷，物价涨得多快，钱越来越不值钱，最好说点实在的……”我不仅愕然，深为自己的唐突而内疚。显然，这位师傅对现实的感受与我完全不同，回忆当时的心情真有点像刚刚听完一个历史故事 ――“时天下荒饥，百姓饿死，帝闻之，曰：‘何不食肉糜？’”我自忖智商还是要高于晋惠帝，但回忆当时自己所说对那位师傅而言，颇有点“何不食肉糜”的意味。在他背后，是同他有着一样的现实心理感受的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
从长期发展来看，人民币升值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但如何升，升多快，主动权却握在政府手里；而政府面对这一问题的决策依据和底线，应是社会公平、社会正义和民生多艰。而像2007年的百分之六点九的升幅，2008年百分之十的升幅，无疑太大、太快，有“汇率大跃进”之嫌。行文至此，又拜读了一篇2008年1月4日《纽约时报》题为《中国让人民币更快升值》的文章，其云：“目前种种迹象显示，中国已经开始注重到人民币升值有利的一面。周二，中国媒体报道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蜀松已经开始呼吁人民币升值，以减缓食品和油气价格的飙升。周一，深圳一家媒体报道，中国人民银行的官员已经向中心提出建议，让人民币一次性升值。”让人民币一次性、短期内快速升值，是美、日、欧的期待。汇率改革不是“你拍一，我拍一”的游戏，美、日、欧拍一，我们也可以不拍一；而目前的趋势却是大有“你拍一，我拍二”的趋势，不由让人顿生杞人之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