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争鸣》２００３年第９期、第１２期和２００４年第３期分别刊登了徐勇教授关于新民本主义的一篇文章和周一平教授关于新民本主义的二篇文章。徐勇教授首倡“走向新民本主义”，认为“从新权威主义到新民本主义的转变”使“中国的改革发展和执政理念都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周一平教授对此表示赞同，并觉意犹未尽，先对徐文没有谈到的新民本主义的“实质”及“走向”作“试论”，又对“新民本社会主义观”进行“初探”。二位先生大作的气派不能不使人惊讶，但对他们的基本观点及大多论述我不敢苟同。现简叙如下，以期引起争鸣。
新权威主义决非世纪之交中国的政治发展逻辑
徐教授的文章对１９８９年前后中国的形势略加解析就归纳出结论：“政治强控，经济开放；经济优先，民主缓行”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形成的基本执政理念和路向”，而“这一政治发展逻辑被人们视之为所谓‘新权威主义’。”我以为徐文的分析、归纳、判断都与当时中国的政治实践及指导思想大相径庭。首先，小平同志１９９２年的南方谈话，基调是“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第一次明确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面对某种愈演愈烈的思潮，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在重申“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同时，他重申“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南方谈话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侧重点虽放在加速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上，同时却十分注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一贯性以保持政治稳定，但决没有徐文所隐含的意思：规定了经济上向“右”转、政治上向“左”倾甚至朝专制方向的路径。
其次，所谓“新权威主义”是某些学者在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提出的一种没有理论根基、所以昙花一现的说法，推崇这种“主义”的人数量很少，见解也五花八门，其共同点就是认为中国经济很落后，又缺乏民主传统，因此主张“强人政治”，由“民王”施舍民主，为芸芸众生先提供经济现代化，再打造政治现代化。这些说法当时就受到做真学问的理论工作者的抨击，也没有真正引起中国最高决策层的关注、重视，更说不上采纳。到了９０年代，虽然还有个别人继续修补此种“理论”，但在学界已引不起反响。
再次，党的十四大以来，中国的政治走向根本不是什么“在市场经济得以充分发展后再发展民主”，而是呈现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总趋势。从十五大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到十六大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一概念，并界定“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认识有了新的突破和质的飞跃。这在今年１月２７日胡锦涛在法国国民议会的演讲中又一次鲜明地体现出来。锦涛同志强调：“我们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成员正常的新老交替，到集体决策和民主决策机制的不断完善；从党委与人大、政府关系的逐步依法规范，到村民自治的全面实施，体现了社会各阶层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主动参与和有力推动。诚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成果似乎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就那么显著，但是，蓦然回首，谁也不能否认１０多年来中国民主政治已走过看似平凡实则不平凡的重要历程。
旧民本主义早已被新民主主义扬弃
从严格意义上说，民本主义并无“新”与“旧”之分，只是相对徐、周二位教授提出的“新”说而本文缀以“旧”字来指代“正宗”。民本主义是当代历史学和政治学研究中运用的一个概念，其含义是对关于“君主”与“臣民”关系的儒家学说中重视臣民地位的论述所进行的概括。民本主义的性质、内容及功用在与民主主义的比较中可清楚地呈现出来。对此，政治学家俞可平先生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论要》（以下简称《论要》）中作过较精辟的分析：其一，民本主义认为君与民的关系是天定的；而民主主义则认为“君主”是人民通过契约的方式而产生的。其次，民本主义认为“抚民”、“养民”是上天赋予君主的职责，因此，君主首先对上天负责，而不是对臣民负责；民主主义则主张“民有、民治、民享”，认为统治者首先应对人民负责。再次，民本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预先设定主权在君，后者则设定主权在民。因而，民本主义思想与民主主义思想不仅有着实质性的区别，而且从根本上是正相对立的。（俞可平：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论要，中西政治文化论丛（第一辑），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Ｐ１０８－１０９）
从俞可平先生客观、深刻的论述以及周一平教授对“旧民本主义”的批判中，且综观孔孟以来儒家“民本”学说的演进及其作用，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民本主义的两重性：
一方面民本主义有着较多的人道主义和“仁”政色彩，是古代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并为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重要精神力量，而且能够在当代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颇为重要的作用，需要在批判中选择、汲取、传承，以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另一方面民本主义压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大大延长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寿命，是中国封建社会朝代重复、延续循环，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被动挨打、丧权辱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民本主义中的糟粕尤其是它的核心“君为民主”，必须坚决地驳斥、否定、抛弃。
事实胜于雄辩。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现代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新民主主义扬弃民本主义的进程。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一政治目标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高扬土地革命和人民民主的两面大旗，以凝聚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大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运用好三大法宝，战胜比自己强大的敌人。可以这样说，没有“打土豪、分田地”的引领，武装斗争就可能被扼杀于起端；没有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就不可能形成强有力的统一战线。失民心者失天下，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和毛泽东的智慧，既得益于古代民本思想的浸润，更决定于顺应时代潮流对民主政治的追求。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只能是对民本主义的扬弃，而不可能是其沿袭、延续。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现代化的灵魂
民主政治的重要性，早已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充分体现，过多的论证在无数的事实面前显得很无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既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迈向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达到激动人心的目标的动力、保证。民主政治是任何国家现代化的灵魂，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对此并非所有学者都表现清醒。“新民本主义”说不知是否是这种现状的一种折射。徐勇、周一平两位的文章不少论述不无道理（周的《新民本社会主义观初探》中，有的具体见解还是有新意的），但与他们的“核心论点”并无内在联系。由于思维逻辑上不清晰，“新民本主义”从概念的提出到判断、推理的进行，都经不住推敲、质疑。就此，我想从三个方面作一些分析，并引用俞可平、袁庚的见解再加上自己的议论，权当“新民本主义”不能成立的反证，也是对民主政治极端重要性的再次求证。学术上的重复没有价值，真理的复述却很有意义。
第一，周一平教授尤其是徐勇教授未弄清民本主义与君主专制的因果关系。对这一关系，俞可平先生在《论要》中也曾作过严谨、透彻的论述。鉴于篇幅有限，我想只引述一下俞先生的结论：民本主义和君主主义“它们在实质上是一致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相辅相成，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流。”（同上注，Ｐ１０８）“就其思想实质而言，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者同时也是君主主义者。”（同上注，Ｐ１０９）我以为，即使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缺乏了解的读者，看过俞先生的《论要》后，绝大多数会觉得徐勇教授特别是周一平教授采用“旧瓶装新酒”的作法，将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纳入“新民本主义”框架内，将民主论硬塞进与之对立的民本论中，学理上说不通。
第二，徐勇、周一平两位教授未明确民本主义与“以人为本”虽有联系但更有区别。我妄自猜想二位先生提出的“新民本主义”，是“以人为本”成为热门话语后激发出的灵感。“以人为本”，这个词虽早已有之，只是随时间推移又赋予了崭新的内涵。（周一平教授判定“以人为本，即新民本主义”，太武断了。）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目的很明确：“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目标的实现必定以民主政治的发展为前提、作保证。必然要求“主权在民”政治原则的真正实现，只有这样，才能迫使各级领导切实做到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为本”，不仅追求“民为邦本”理念的牢固确立，而且需要与“君为邦主”的观念彻底决裂。
第三，周一平教授尤其是徐勇教授未“以世界眼光看政治文明”。写到这里，我想推荐《南风窗》曾刊登的袁庚访谈录，题目就是前面引号中那句富有哲理的话。（见关山采写的袁庚访谈录：“以世界眼光看政治文明”，《南风窗》，２００３年，第２期）关山多次拜访袁庚，感到这位当年“蛇口改革”的风云人物，仍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虽已８６岁高龄，但“头脑清醒，谈锋甚健，不时有独特深刻的见解。”我曾一口气读完这篇访谈录，对采访者的评价深表赞同。这里为批驳“新民本主义”，不妨再当一回文抄公。
关：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民主思想，如……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些不是民主思想吗？
袁：准确地说，这是民本思想，具有重民、贵民的思想内涵。但始终没有赋予人民以政治权利的思想内涵，因而没有、也不可能发展为民主思想。反观西方，早在公元前８世纪，雅典就产生了民主社会，这种文化传统影响产生了西方的启蒙运动、文艺复兴，一直延续至今，生生不息，核心思想就是对权力实行制约和平衡。中国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社会，缺乏这种民主思想。
关：共产党在苏联和东欧丢掉了政权，断送了社会主义，反思历史，你有何看法？
袁：我认为导致苏联解体、东欧巨变的原因是复杂的，根本原因就是缺乏民主。从共运史来看，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发生在封建专制的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里，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不发达，有些还停留在农业社会，封建主义、王权主义根深蒂固。虽然革命成功了，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专制主义文化仍未铲除。而且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依照苏联斯大林主义模式建立的，存在一个致命弱点，就是没有建立健全民主的国家机制。……小平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我认为，只有民主才能救社会主义。
袁庚的回答能在人们心灵深处引起震撼！正确与否，历史将给出答案。建议周一平教授、徐勇教授不妨读一读，也建议更多的读者一读为快，并关注、参与对“新民本主义”的讨论、争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