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年来，文学队伍的构成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之一便是女作家创作比例在上升。在2003年底第二届女性文学评奖中就有89位女性作家的59种小说、诗歌、散文和理论批评著作获奖。女作家们以其鲜明的性别立场，自觉地彰显着女性创作的独立意义，这成了当下文坛的最大盛景。①女作家们在观照自身存在的未来命运的同时，能无一例外地进行身份和心理上的双重突围，以别样的目光重新审视男性群体，对女性形象进行重新建构，创作出了许多生动鲜活、令人耳目一新的女性形象。其间不乏有宏阔的视阈，涵盖了深广的历史内容的佳作。而最引人注目的当数她们落笔于婚姻爱情家庭题材时、她们审视两性关系时，那种于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女性视角：
1、通过解构男性以求得自我平衡。
这些年来，许多有当代女性意识的作家都有过追求女性自尊、自强、自立的心灵历程和对当代妇女追求自身价值的认同心绪，她们十分重视人格在爱情中的位置，重视事业是女性自立的基础。她们小说里的人物有挺立于生活风雨中的坚韧顽强性格，融女性美与阳刚之气于一体。但同时，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她们在确立女性位置时过于偏激，总不时地自觉地显现出要让女性压倒男性的“大女子主义”，强调的几乎都是男女之间的对抗与隔膜，漠视两性关系的和谐与理解，她们笔下的女人不再用心、用感情去爱男人，而只是用理智去分析、去批判、去揭露、去报复、去憎恨男人。②女人们对女性解放的认识只是停留在这样的层面：在社会上，掩掉女性气质与特征，与男人争权力；在家庭里，事事计较，与男人争高下。小说中的许多女性就是在这种意识中急切地找寻着能够承载自我生命的方舟。
早在1989年，池莉就推出《不谈爱情》，这不仅仅喻示着对市民价值的某种程度的认同，也是池莉对环绕爱情的神圣色彩的放逐和消解。此后，池莉接二连三地拆穿了一段又一段虚幻的爱情，将女主角从狭隘乏味家庭的天地中释放出来，让她们面对广阔的社会生存空间，在生存的考验和磨砺中开拓外部事业、实现人生价值、创造生命辉煌。③这种叙事形成了一个悖论：因为是将“男女完全平等”看作是自己的奋斗目标，这实际上已蕴涵了一个男权中心的前提――男人的生活方式是一个好的生活方式，男人的价值范畴是一种好的价值范畴。由此，女性也就只能处在复述或转述男人世界话语的过程中了，这恰恰堵死了女性作为性别主体自我成长的道路。所以，尽管池莉在其小说中十分大胆地张扬着她的女性主义精神，但至今为止，她仍然没有寻求出一条男女两性和谐美满的共存方式。
方方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中一反过去的“中性”写作姿态，旗帜鲜明地站在女性立场之上，以强烈的愤怒之情声讨着造成黄苏子人格分裂和命运悲剧的男人们，倾诉着她对男人的由衷失望和不满。
于艾香的《离婚以后》则对男性表现出了极大的漠视。小说索性制造了“男性的缺失”，在女主人公的生活中，男人成了缺席者，这个世界里没有丈夫，没有父亲，只有被生活磨炼成熟的女人。作者以女性的优秀来对抗男权话语的权威，以男性的可有可无打破了几千年来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局面。
范小青屡屡涉笔的类似允吉的精神病患者，都是清一色男性，如《瑞光》中李慧芬的疾呆儿子憨大，《真娘亭》中的纪苏明，《光圈》中的周桦林等。如此之多的灰色调男性形象，明显传达了范小青对现实男性的不满和失望，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社会，他们不是精神病，便是心态不健全，能力不充分。范小青的倾向和偏爱通过对男性形象的贬抑，显露无遗，她的作品鲜明地表露出对男性中心意识的反抗。
女作家们就是这样用独特的审美视角自觉或不自觉地对男性的偶像地位给予颠覆和解构，将男性推到被鞭挞、被扭曲甚至缺席的地位。其间，我们看到了一个个走出情感欺骗，摆脱对男性精神依附的成熟而坚强的女性形象，她们虽然走出了男性的传统樊篱，求得了内心的某种平衡，但却遍体鳞伤。
2、在逃离男性后建立自足的女性世界。
当下女性小说中的“逃离”并不是一个新鲜话题。“逃离”可理解为一些女性在写作时，沉浸于女性的细密的情感世界与身体世界，以诗性的沉思来张扬女性意识，力图建立一个自足的爱与美的女性世界，一个远离男性的世界。在陈染的《无处告别》、《时光与牢笼》，林白的《说吧，房间》、《一个人的战争》，海男的《蝴蝶》、《我的情人们》，徐小斌的《迷幻花园》、《双鱼星座》等小说中，都不约而同地触及到了“逃离”。这些文本所打造的经验世界令绝大多数中国人感到陌生、异样，完全脱离中国本土风情的“准西方”式经验。④文本中的女主角“紧闭门窗，拉下窗帘，对镜自我欣赏或爱抚自己的裸体”。⑤不论时空如何转换，作家及其笔下的女性钟情的总是“自己的房间”，关注的是自我心灵风云、情感战争，于是，窗帘低垂，门栓紧锁，在床上、浴室里审视、凝望女性美丽胴体成为其小说中常见的文学场景，在这幽闭的房间里，女性身体和情怀的观照者和分担者要么是一面镜子，要么是一位同样孤寂清丽的女性，女性自身既是演示者，又是观赏者，并且在观看之中获得的不是欲望满足，而是对心灵的探求对生命意义的拷问。
在女性作家们营造的一间间心灵之屋里，厌恶传统的“家”，拒绝权利与社会，自我至上，身体欲望流溢，遍地梦境、想象、回忆与感觉，完全个人化。尤其是集中体现女性身体体验的性更是以完全敞开的形式言说，性就是性，性本身就是话语，并洋溢着女性的自适。让女主人公或脱得一丝不挂，对镜顾影自怜；或在性焦渴中自慰，也不委身于世俗男人，自恋与同性恋得到前所未有的正面渲染。如在林白的女性书写中，字里行间总流露着取悦自己的自恋情结。把自己的作品当作自己的镜像世界来建构，镜像的自恋是排除了他者眼光(男性欲望的眼光)的自我欣赏。她的《回廊之椅》虚化男性形象，着重写了朱凉与七叶的故事。这两个女人间的相互认同，神秘而诱人想象。从身体上宣告了不依赖于男性的自立与自信。对自己身体的叹服化为对男性的极端蔑视和对整个女性的爱恋和崇拜。千百年的女性自立梦，在逃离男性的世界中轻易得到了实现，强大的男权文化在女性的自我身体摩挲中灰飞烟灭。
3、在无奈之爱中进行消极的内省。
女作家们仿佛已不习惯于写刻骨铭心的故事和地老天荒的牵挂了，她们除了解构男性、逃离男性，只剩下了对爱情的无奈感伤和消极的内省。她们一再否定爱情的存在。在她们的笔下，爱情是话语的虚构、谎言的网罗，人生的智慧在于窥破这美丽的谎言，获得一种对并不完美的婚姻现实的无奈认可。
我们不妨来读读徐坤。作为新生代中的一名重要作家，徐坤最初引起注意的是她对男性精英文化的书写。她以一种“反性别”的话语方式僭越性别的樊篱，用辛辣的笔触，流畅的语言，妙趣横生的幽默感，对生活在时代间隙的男性知识精英恣意调侃，展示了他们的尴尬和失态。这样的一种起步，使得徐坤在对女性进行观照的时候，她有可能洞察到更为隐蔽的陷阱。⑥但是她还是无力构建男女两性间的和谐温馨。《厨房》中的枝子作为一个追求独立，事业成功的女性，并不在意男人身上外在的光环，她想要的是一段纯真的感情，一种简单的生活。一个家，一个爱人，一个厨房，枝子在背弃和漂泊之后有的是这样卑微的愿望，所以她不惜放下商界女性的架子，有点俯就地来到松泽的厨房，带着精心准备的各色蔬菜，系着好看的有勿忘我小花的围裙，还有美好的姿势和深情的渴望。枝子想以自己和厨房的鱼水交融来向松泽证明自己做一个合格女主人的资格，松泽却奇怪地发现自己对枝子燃不起惯常对于女人的热情，对于两人关系的定位使他可以回报枝子的只有莫衷一是的虚无。午夜梦回，当枝子被松泽从沉迷中唤醒，她知道自己这样一次爱情出行该铩羽而归了。这个坚强的女人打扫自己残存的自尊，善始善终地做完自己的厨房作业，回到了自己依旧幽凉的生活。这样一个晚上，这样的一次试图回到厨房的努力，除了她无意中带回的那包垃圾，似乎再也没有什么痕迹留下。
徐坤从厨房这个与女性日常生活联系最为密切又不被人注意的小小空间切入，以从容的笔触对女性的生命情感进行寓言性书写的同时，提出了现代社会中的女性应该如何自处这一不容忽视的命题。她试图超越既有的言语模式，却无法寻找到一个真正有力的突破口。
生命中你来我往的真爱实在难求。女作家们除了对爱的渴求和失望外，还会有什么呢？不是性格的冲撞，也不是性格在矛盾冲突中达到了和解，而是她们在生存体验中或主动或被动地收敛了性格的锋芒，并把家庭幻化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而这恰恰又只不过是一种消极的内省而已。
二
通过以上对当下女作家视野中的两性关系描写的剖析，我们认为，可以肯定这种作为文学现象本身普遍存在的表象，已带来了一些理论问题，这也许会导致女性小说在一度腾起的同时，又有所失落。探究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将有助于女性小说的未来发展。
1、女性主义实验者对女性理论的误读。
对于西方女性文学批评的理论与文本的翻译介绍，明显地影响到中国新时期的女性文学创作与女性文学批评。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自娱自乐到众声喧哗，出现了诸多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成果。这些著作以女性主义的方法观照与研究中国女性作家的文学创作，尤其注重对新时期女性作家创作的研究，使中国女性文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女性写作的成就也似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但给女作家们提供了充足的社会文化资源，也影响了当代女性文学创作的发展，其越来越强盛的声势促进了诸多女性作家女性意识的萌动与显现，使众多女性文学创作洋溢着浓郁的女性主义文学的色彩。
但是，我们在为女性作家的努力得到承认而欣慰的同时，也在为某些误读担忧。由于东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出发点、立足点等不同，由于东西文化与女性文学本身的不同，在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女性文学的批评中，常常有与文学实际的脱节疏离之处，甚至有时成为隔靴搔痒难以贴肉。其间难免出现女性理论被置换被误读的现象。
最大的误读在于总是将男性置于自己的对立面，带着一种先入为主的天然仇恨来片面地诠释这个世界，而其潜意识中又隐藏着以男性文化视阈为基本价值判断的思维悖论。她们宣扬“女性位置论”，⑦宣称女性主义运动的标志是女性居于什么位置，以女性在何种程度上从男性樊篱中解放出来并取代男性的中心位置来认定女性话语的本质。认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最终目标是以女性话语方式颠覆男权中心及其对女性所施予的重重压迫。强调女性应在与男性对立的现实与想象中确立与固守自己，表现出来的是对男性的深恶痛绝，否定男性营造的文化历史。在男女对立框架中，执着于女人的特殊性，女性被界定成了特殊的绝对的性别，不仅与男人，也与社会、与文化隔绝开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以女权运动为先声，以一种斗者的姿态出现于文学批评领域，其锋芒直接指向长久以来统治于女性的男权话语中心，其最终目标是重写女性文学史，还女性文学形象以真实，建构一种全新的女性话语方式，从而颠覆霸占人类文化多年的男权文化中心，夺回女性自身的话语权力。
再者，女性小说的作者们不仅在与男权话语作斗争，同时也在与自己的意识抗争。因为尽管是女性作家，可从小接受的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等各方面的教育中无不存在男权中心文化机制的投射，也就是说，女性作家浸淫于男权教育之中。在这种社会背景、文化背景、教育背景之下，进行体现女性意识的文学创作，这种斗争的卓绝性是可想而知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竟又给予这种斗争以支持，认为这是实现妇女解放的一种有效手段。部分论者过分强调女性的身体，标榜性别价值，尤其对女性作家闭锁于私生活场域的个人化写作持激赏态度。这在客观上助长了女性小说中对两性关系对立的描写。比如，从卫慧的“疯狂”到九丹的在《女人床》上的“赤裸裸的灵魂”，再到新近的一个《北京娃娃》的《长达半天的欢乐》。这些作品无不以一种激进的身体体验的情绪化倾诉为叙事策略，这种一味地为实践女权主义理论而展露的叙事策略，最终只会将女性小说导向一种观念性写作，而使方兴未艾的性别叙事变得前途堪忧。
中国的女作家是一个敏感的群体，她们对时代造成的社会主流意识的变革有着很强的接受心理。从“传统女性主义”“躯体写作”到“社会身份疆界说”，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女作家中的影响是深刻持久的。⑧很显然，如果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生吞活剥，理论未被自身体验所融化，未与生活产生入血入骨联系，概念成了惟一的终极目的，那是无法引领作家通向纷繁复杂的女性体验之门的，其积极意义也就因此走向消解。
实际上，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女权主义阶段，强调男女在政治经济上的平等；然后是女性主义阶段，强调女性性别特征的优越性；最后一个阶段是并不要求男女在任何方面都平等，而是提倡男女互补，充分尊重男女各自的独立人格。可见，女性主义理论从来不是以取代男性为目标，从来没有以男性文化的对峙方自居，它追求的是自己应得的平等，并把这种价值观投射到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上，在追求与投射的过程中，愿意尊重男性文化，并最终与之和平共处，共同谋求人类文化的繁荣。男人作为社会文化中心的“真理”早已被否定，不存在任何假说的了。试想，如果女性主义也把自己的终极目标锁定在“翻身”后进入压迫与统治阶层，而不是为人类两性的和谐、平等、交融、互尊、互爱而奋斗的话，那将又是文化的悲哀。寻找两性关系的终极去向，它决不是简单的对立，失去男性呼应的女性世界是对人性的泯灭。⑨
2、女作家对两性关系的审视存有误区。
80年代中期以后，一批严格意义上的女性主义作家出现，她们以女性主义意识或视角，大胆展露女性独特的经验和体验，并伴以鲜明和自觉的女性批判意识和立场，借此颠覆和解构了男权中心文化。与此同时，女作家在对两性关系的审视中也出现了一些误区。她们注重私密体验，过分强调女性在社会体验、身体体验、文化构成、心理特征上皆有别于男性，大力肯定女性的生理特征及其人文诉求，过多地表现女性在与男性的冲突中自我实现的要求和呼吁，极少书写两性间的和谐共处。
如陈染就主动放弃了对两性交往意义的探寻，因为她清醒地认识到两性的交往行为表现是建立在一个缺乏主体平等性的意识形态之上。在这个完全由男性意识符号外化而成的世界里，女性无法找到与之主体相对应的位置，一旦按照常规进入这种预先存在的强大的符号世界，女性很可能就会不自觉地丧失主体强大的话语场，陈染不惜以一种让人感到有失偏颇的方式走向极端，一方面向既有的话语世界示以反抗，另一方面又可引起外界对这一反抗的关注。因此，陈染笔下的许多男性都被纯概念化了，他们只作为一个空洞的性别代码，所谓的两性交往的基础被抽空了，肉体的相互满足代替了对情感问题的焦虑，解构了支撑两性交往意义的价值体系。陈染之所以选择对峙的写作，恰好反映了她对两性关系定位的迷惘，她只能用这种形式上的孤独保持内心的孤独，而孤独并不是目的，而是在于为建构一个与男性世界相对的女性世界寻找一个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说，陈染的写作并未完成她的主体性建构，逃离后的她将走向何处成了我们不得不追问的终极命题。
又如池莉，她虽不是女权主义者，但她的小说里有着浓郁的女性意识，她试图通过自己笔下的女性形象，去颠覆甚至粉碎男权的神话，并把身份和权力上男人占有绝对优势的某些东西迁移到女性的名下，完成权力向女性的转移。在她的作品中，对男性的贬抑态度是显而易见的，她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总比男性强大，对男性主宰力量的否定也直截了当。池莉的本意也许是要打破意义，她冷峻地审视着两性关系，她想让世人看清生活的严酷和爱情的卑微，她要揭露的是一种文化自欺。她认为“文人的恶俗其实表现在媚雅。如果小说真的能提升生活的话，那我们的生活早就不是这个样子了”。⑩既然小说不能提升生活，就让世人了解真相。然而，殊不知，当这个世界不再需要男人的时候，这将是一个可怕的世界!这个世界离它毁灭的距离也就愈来愈近了。
海男曾说：“我害怕，所以，我思考；我害怕，所以，我写作。由生到死的世俗哲学，让我触摸到了身体的灵魂，让我的灵魂出窍，这就是写作。我源源不断的想象力基于灵魂会出窍的熔炼过程，当我感到生活越来越虚无的时候，我已经陷入到写作中去了……我在利用自己的身体寻找写作的力量。” 11这种对基于自己身体的灵魂的“触摸”、“熔炼”，最终只能使写作成为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试验田。
诚然，女性小说要有女性视角，但女性视角不等于只看自己，而要放射出去看世界。真正的女性视野是广博而深远的。作家审美的失落和错位有时是历史积淀和时代潮流对于作家的冲击和束缚，但更多的是作家自身的审美心理、审美情感、审美追求滑坡的结果，作家审美心理的偏狭，审美情感的粗糙，审美追求的误区，必然带来艺术水准的下降。
3、女作家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存有话语偏斜。
90年代以来，虽然也有像迟子建、孙惠芬等继续关注黑土地上劳作妇女的作家，但更大多数的女作家在城市情结和所谓“向内转”“小叙事”“个人化”乃至“私人化”的引导下，其所书写的女性生活范围其实已经相当狭窄。也许是因为当下女作家们的衣食无忧，她们有限的物质视阈决定了她们常常只能闭锁于知识女性的狭小圈子，停留于描摹城市女性的题材范围，对现实中真正处于弱势地位的下层劳动妇女缺乏了解与同情，有时小到只限于卧房、书房、咖啡厅、酒吧的地步，而不会出没这些“上流社会”场景中的大批女农民、女工人、女打工者、女下岗者，这些在当下中国总数量上绝对要超过上述人物的女性族类，却似乎被当代女性文学的写作重心所无意遮敝或有意视而不见了。12从中可以发现，女作家们对现实生活的关注，比照女性的当下生存现实是有严重偏斜的，体制转型年代中国当下各阶层女性的文化命运，在当今女性作家笔下是不平衡的。
所以，女性解放闹了这么多年，始终跳不出最初的那些怪圈：性别之争，话语之争，主义之争，文化情境之争。当代女性写作的精神空间一直在忙于解构，解构话语，解构主义，解构性别的理解，始终没有在建构精神空间上做出有益的探索，或者说，这种建构，还一直停留在伍尔夫提出的“一间自己的屋子”的阶段。而一旦要和男性空间站在同一水平线上正常对话，许多储备就远远不够，如正常的心态、自我精神的拓展、女性价值体系的确立、理论的成熟、集体意识的清醒等等。事实上，当代女性有许多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有着体制转型期间中国女性面临的最尖锐矛盾和最强烈心声，比如她们所遭遇的经济/政治权问题、受教育权问题、同工同酬问题、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男女平权而非抽象意义上的男女对峙叫嚣等。女性写作要努力切入当代女性的生存境遇，关注她们的生存境遇，担负起女性话语表达者和女性成长启蒙者的使命来，从而为广大妇女的解放和精神高度的提升做出应有的贡献。女性小说的发展若要与整个社会、民族、民生的发展息息相关，其创作空间和突破点也正在此间。
宽松的政治环境，繁荣的经济形势，正常的文化氛围，使得中国女性作家能够从容地面对现实，思考历史，感悟人生，用摇曳多姿的心灵慧语书写女性绵密的感情情怀以及对世界的理性认识。愿小说中的男女两性能解除彼此之间的对立与对抗，走向平等共存和谐，愿女作家们能留下表达爱意、温暖、悲悯和希望的人类情怀，写出有精神重量与高贵灵魂的女性小说。□
①张炯《2003年文学印象》，光明日报2004年3月10日。
②葛红兵《横眼竖看》第63页，花城出版社2003年版。
③徐岱《边缘叙事――20世纪中国女性小说个案批评》第286页，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
④胡军《在绝望中抗争，在虚无中建构》，《新乡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1期。
⑤袁珍琴《新时期女性文学的起飞与徘徊现象》，《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⑥吴宏凯《逼问女性的生存空间――读徐坤的小说〈厨房〉》，《名作欣赏》2003年第3期。
⑦杨华彬《女性主义的东方视角》，《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⑧杨剑龙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现状与开拓“笔谈”》，《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⑨丁帆《女性主义批评与男性文化视阈》，《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3年第5期。
⑩铁凝《铁凝散文》第266页，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11海男《讲一辈子男人和女人的故事》，《杭州杂志》，2003年9月5日。
12孙桂荣《可见与不可见：当前女性小说人物塑造的现实性分析》，《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作者单位：绍兴文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