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高考一恢复,初中毕业的他马上报名参加,并且考上了。是他们方圆百里唯一一个考上的。不料政审时却将他刷了下来,是因为大姨的所谓历史问题。那个时候“文革”的影响尚未消除。他一气之下不再去考,娶妻生子过日子。
到1979年我考上大学时,23岁的他已做了父亲。但他脑子闲不住。改革开放之门刚打开,他就辞去学校的铁饭碗,承包了队里的鱼塘。他一开干就与众不同,打破了传统的养鱼方式,在鱼塘上搭葡萄架,为鱼塘遮阴,在鱼塘四周种菜,把鱼塘里的底子捞起来当肥料,又用菜上和葡萄上的小虫子喂鱼,充分利用了生物链。退休在家的大姨父成了他的得力助手,父子俩吃大苦耐大劳,很快便成了万元户,是县里的第一个万元户,县长书记请他吃饭介绍经验,戴红花发奖状。而那时的我正在读大学中文系,陶醉于朦胧诗什么的,好高骛远,有些不以为然。
上世纪90年代初,正当他们一家红红火火勤劳致富,甚至不惜重罚生下第二个儿子时,妻子突然病倒了,是一种罕见的病,气管里长了一个瘤子,如果不及时手术性命难保。当地医院是不行的,必须去上海。他当机立断,将正在哗哗来钱的鱼塘葡萄架统统抵押掉,然后取出所有存款,让刚上初中的大儿子休学一年照顾菜地,把小儿子托付给父母,自己便一人带着妻子去了上海。所谓倾家荡产就是这个意思吧?庆幸的是,妻子的手术很成功,虽然将终生带着一个仪器过日子,但已没有了生命危险,好好地活到现在。
从上海回到家乡后,他决意从头开始,从一贫如洗的起点开始。他看中了村子外面的一片河滩。河滩上除了沙石还是沙石,但他却勇敢地与政府签下了20年的承包合同,他要在这荒芜的河滩上建一个现代化的养鱼场。老父亲仍是他的重要伙伴,还有母亲,默默地在背后支持他。他们开始了艰难的创业,在河滩上挖鱼塘,用水泥硬化底部和四周,然后引水养鱼,鱼塘挖了一个又一个,年年都在增加。当开挖到第10个时,父亲反对了,父亲觉得那些鱼塘已足够他们过上好日子了,也足够他们忙碌辛苦了。但他就是不肯住手,坚持要扩大,以至和父亲冲突。父亲拿他无奈,只好跟着他继续苦干,就这么着,一直干到他们的渔场成为那一带最大的渔场。他没再搞葡萄架了,而是在鱼塘边种树。河滩上没有土,就一车车从外面拉土,种了梧桐、棕榈、桃树和铁树,还有石榴树和广玉兰,还有茶花和兰草……将一片荒芜的河滩,变成了一个像模像样的美丽渔场。
从归零的地方重新开始,把失去的一切再夺回来。他不怨天尤人,不唉声叹气。只是干。脚踏实地地苦干。在艰苦创业的同时,他将两个儿子培养成才了:大儿子今年在英国取得博士学位,儿媳妇是英国在读博士;小儿子也即将获得英国某大学的学士学位。儿子每次从英国回家度假时,会马上跟他一起下地干活儿,跟渔场的普通工人没两样。
到我去时,表哥的渔场已经有了三十多口大鱼塘,以罗非鱼(一种非洲鲫鱼)为主,成了当地的罗非鱼养殖基地。每个鱼塘都有增氧机,投放饲料机;为了让鱼苗顺利过冬,他还建了好几个有暖棚的鱼塘,烧锅炉送热水。如此繁重忙碌的工作,整个渔场连他带工人才四个劳力。
如今五十多岁的他,依然每天在鱼塘干活儿,白天顶着大太阳汗流浃背,晚上也不得安宁:睡前和半夜,都要起来巡视鱼塘,一旦发现哪个鱼塘有缺氧现象,立即打开增氧机。表嫂跟我说,他好辛苦啊,一年到头从来睡不了囫囵觉,连春节也一样。
我无法不佩服他,甚至有点儿崇拜:已经有了千万家产的他,依然如普通农民一样辛勤劳动―――因为劳动让他愉快;依然穿最朴素的衣服―――因为那样让他自在;依然住最简单的房子―――因为那是他亲手建的。他家的楼房连马赛克都没镶,但门前有开满睡莲的水塘,还有可以乘凉的紫藤架,他在用汗水泡出来的土地上像鱼儿一样自在地生活,辛苦并快乐着。
我时常想,如果表哥那年进了大学,如今会是什么样?我是绝对相信他能成为一个优秀的科学家或工程师的,没准儿也和我们的舅舅一样成为院士。但他是一个按自己想法去活,并且活得精彩的人。
(归雁生摘自《文汇报》2009年7月23日图/贾雄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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