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200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瑞典文学院在颁奖公告中说，帕慕克“一直在探寻故乡伊斯坦布尔忧郁的灵魂，并发现了表达冲突和不同文化交织的新符号”。
帕慕克不是多产作家――从事写作20年，只出版过7本小说和1本自传；帕慕克不是一个好动的作家――除了在纽约担任访问学者的3年，他一生中的其他时间都待在土耳其。
帕慕克成长于一个充满书卷气息的家庭。当帕慕克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父亲会对他提起一些伟大的作家――托马斯・曼、卡夫卡、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
在很早的时候，帕慕克就通过这些伟大的作家和欧洲连在一起。
“康拉德、纳博科夫、奈保尔――这些作家都因为成功地游弋在语言、文化、国家、大洲甚至文明之间而广为人知。他们的想象力受到这种离乡背井的滋养，而养分的汲取却并非通过根部，而是因为无根性；而我的想象力却要求我待在相同的城市、相同的街道、相同的房子，注视相同的景色。伊斯坦布尔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属于这座城市，因为它造就了今天的我。”帕慕克在自传《伊斯坦布尔》中这样写道。
“但是我们活在一个由大规模迁移和富有创作性的移民所定义的时代中，因此我有时很难解释我不仅待在同一个地方，而且待在同一座楼里的动机。”在《伊斯坦布尔》中，他回忆，“母亲悲伤的声音又回到我耳边：你怎么不出去待一阵子，你怎么不试试换个环境．去旅行?”
很少旅行的他依靠的是想像。“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并不觉得孤单：在伊斯坦布尔街头的某个地方，在一栋跟我们家相似的房子中，住着另一个奥尔罕，长得跟我几乎像孪生兄弟，甚至一模一样……”
他从这种想像中建立起对文学的认识。帕慕克曾这样谈及作家与文学的关系：“在每个伟大的小说后面都是作家亲自进入到另一个角色，然后把心得带给大家――他的动力和创造性来自于他对自我身份的界定。如果哪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我要做的就不仅
我是一条狗，我是一匹马，人们都叫我“蝴蝶”，人们都叫我“鹳鸟”，人们都叫我“橄榄”，人们将我称为杀手，我的名字叫黑，我的名字叫红……
仅是研究这只昆虫，想像一下屋子里的其他人看见我慢慢爬过墙壁、天花板时候有多么厌恶和恐惧，连我的父母都忍不住朝我扔苹果。我得想办法变成卡夫卡。但是在我想像自己成为别人之前，我必须事先做点调查。我最需要思考的是――这个我需要发挥想像的人，他是谁?这个一点都不像我们的人表达着我们最初的憎恨、恐惧和焦虑。我们清楚地知道，正是这些情绪点燃我们的想像，给予我们写作的动力。”
在那本为他赢得广泛赞誉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里，开篇第一句就是：“如今我已是一个死人，成了一具躺在井底的死尸。”一具尸体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在接下来的每一章都有一个不同的讲述者：“我的名字叫黑”、“我是一条狗”、“人们将我称为凶手”、“我是你们的姨父”……
从欧洲文学传统中汲取了养料的帕慕克，对欧洲文明充满了感激。“提起欧洲就不能不说到小说。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孩子和年轻人第一次深入地接触欧洲就是通过小说。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捡起一本小说，然后慢慢走进欧洲的疆界，来到一个新鲜的大陆，进入新文化和文明中去――学习，在这些小说发展的过程中，找到一种新的方法表达自己，并且相信自己就是欧洲的一部分――这就是我最初的感觉。”帕慕克说。
“欧洲对于土耳其来说是一个非常敏感脆弱的话题。我们站在门口，充满希望和善意却忐忑不安地敲打着你们的大门，期待着你们能批准我们的加入。我和其他土耳其人一样怀着热切的希望，但是我们都有种‘沉默的耻辱感’。土耳其敲打着欧洲的大门，我们等了又等，欧洲向我们许愿后又忘记了我们。”
“沉默的耻辱感”使帕慕克不断地回到他故乡的灵魂中，回到自己的内心里，他不懈地追寻、探求，不倦地聆听和表达。美国作家理查德・伊德尔在《纽约时报书评》的一段话可以看成是对帕慕克的画像：“帕慕克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他的书里有最辉煌也最撼人的内在东西方战争，他的书本中溢满了无限的圣洁与罪恶。”
“我已经死了。不过你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并没有消失。”这是帕慕克在《我的名字叫红》中的旁白，也是他对他的国家的历史和现实的象征。然而，无论如何，到12月的时候，帕慕克将接受价值140万美元的支票，一个印有诺贝尔头像的金质奖章和荣誉证书。离异的帕慕克将带着女儿参加12月10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盛大晚宴，迎来他文学生涯最光荣的时刻。
(韩洋摘自《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