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朋友，帅而颓废，一副铁了心与痛苦做情人的样子。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在痛苦的苏格拉底和快乐的猪之间，我永远选择前者。”他是个悲观主义者，对消极的东西似乎情有独钟。他告诉我说：“凡消极的东西，都是消耗了生命用血泪酿出来的。”他读渡边淳一，欣赏他笔下绚烂的爱情中透出的死亡味道。我说：“你看得太透了，这不好。”他说：“看得透没错，却难说好与不好。我没有在悲观中虐待生命，也没有在消极中敷衍生活，我只是看穿了一切事物的‘过程性’特点，我的可贵之处在于，在被必然的终点提前劫持了灵魂的同时，还能够在途中哼着忧郁的调子赶路，不鄙视爱情，不诅咒人生。”有个研究精神卫生的朋友问他：“要不要服些‘百忧解’?”他却苦笑着反唇相讥，“有‘百乐解’吗?”――莫非他把快乐解读成了一种浅薄甚或耻辱?我曾经有过拯救他的冲动。但是，我很快就发现了自己的幼稚可笑，因他是个拒绝援救的“自我绑架者”，他深深爱上了那种被绑架的感觉。
还有个人，称得上是我的精神导师吧。我在读不懂他的文字的年龄邂逅了他的文字。后来，我在现实的鞭影中长大，眼里一回回揉进了屈辱的沙子。红肿着眼睛，再读当年那些凝重的文字，竟读得心悸不已。当我站在讲台上，给少男少女们讲他那篇说尽生命的凄凉也说尽生命的柔韧的文章时。我不惜用泪水去拦截他们可能会犯下的我当年所犯的错误。“你们要背诵!”我近乎武断地说，“你们必须喜欢上这些句子：‘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者想事，撅一杈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不要说书上没有要求背诵，是我要求你们背诵的，或者说，是我求你们背诵的。等生活教训了你们，你们就会明白我今天为什么这么求你们了。”我怕当这些孩子不再是孩子的时候，他们不会像我这般幸运地迎来改写昨日遗憾的机缘。因而，我宁愿先将某种精神的疫苗提前注射到孩子的体内，以期他们能够获得一种可贵的免疫，这些年，我一直在暗处打量着那个人，我注意到他对盲童们说的一番话：“你们想看而不能看，我呢，想走却不能走。那么健全的人呢，他们想飞但不能飞――这是一个比喻。就是说健全人也有局限，这些局限也送给他们困苦和磨难。很难说，健全人就一定比我们活得容易，因为痛苦和痛苦是不能比出大小来的，就像幸福和幸福也比不出大小来一样……生命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一个不断超越自身局限的过程。”这个人，就是史铁生。一个被命运绑架到轮椅上的生命，实现了自我救赎，以飞翔的姿态弃绝了那辆悲怆的轮椅。
那个做定了“痛苦的情人”的朋友，在每一朵花里看出了尘埃，而尘埃也确乎是每朵花的必然归宿。问题是，这种大智大恸的“悲凉预支”究竟能给在花朵前伫立的人带来几多有价值的生命体验呢?如果世间发明了一种透视眼镜，能让你轻易观看到血管里奔流的血液，你会戴它吗?真相，有时是用来面对的，有时是用来超越的。史铁生曾感喟：“世上的很多事是不堪说的……”我喜欢读也喜欢讲他那些微凉微温的文字，我以为这些文字的魅力在于，于尘埃中凝视出花朵。恼人的尘埃，一刻不停地殷勤覆盖着生命。每个在世间行走的人都背着一个越来越沉重的行囊，行囊里装着的是越积越多的死去的日子。行囊压倒你的一幕就在未来某个时刻里妥帖地藏着。在它当真压倒你之前，你所有逼真的预习演练都无异于一种自虐或自戕。上帝均摊给每人一杯痛苦，但心的容器却有能耐把它扩充成一桶痛苦或减缩成半杯痛苦。只是我说不清楚，这两种人究竟谁离苏格拉底更近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