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报任少卿书》是西汉史学大师司马迁的心声之作，通过它我们可以体悟一代史家的理想与极限人生。 关键词：司马迁任安 理想 极限人生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0)-20-0006-01
司马迁，西汉杰出史学家，其《史记》开创了中国古代新的修史体例――纪传体通史。鲁迅先生评价《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而《报任安书》最能体现“无韵之《离骚》”的精神。前人对《报任少卿书》的评价也极高，“绝代大文章”、“宏制巨篇”、“百代伟作”、“天下奇文”等。更为重要的是，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是司马迁写给朋友任安的回复信，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因为书信中倾诉的对象多为自己的亲朋好友，作者不需要思前顾后，再三斟酌。鲁迅曾说：“究竟较近于真实。所以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所以通过《报任少卿书》这篇司马迁“自己的简洁的注释”，我们看到了一位百折不挠、为理想而甘愿“痛但活着”的史家巨匠，明白了什么是古史家的极限人生！
公元前98年，司马迁因为李陵战败投降匈奴辩护，惹怒汉武帝要被处以死刑。虽然汉制死罪可以用钱赎免，但因司马迁“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又“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只好以腐刑相代。出狱之后，司马迁被汉武帝任命为中书令，负责将百官的报告转达给皇帝，是皇帝的近臣，名义比太史令高。但它由宦官充任，担当这样的官职本身就是一种耻辱。司马迁内心惨痛，“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
公元前93年，司马迁给朋友任安回信，即《报任少卿书》。因为之前任安写信给司马迁希望他能够担负起中书令“推贤进士”的责任，但司马迁因公务在身，很久都没有回信。而这个时候，任安在太子刘据起兵和江充相斗中受牵连下狱。司马迁担心他遭斩，就给他回了这封信。这时虽然距李陵之祸已有数年，即使日月飞逝，时间这个最好的疗伤师也不能使司马迁的痛苦减轻丝毫，耻辱、悲愤吞噬着他。司马迁悲怆而沉痛地把自己的痛苦、愤懑，决心和意志呈献在给故人的书信之中。
司马迁初任太史令时，热心仕宦且满怀豪情，要为君王、为国家干一番事业，“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李陵事件使他看到士大夫们趋炎附势的丑态。通过史料，我们知道司马迁之所以为李陵辩解，一是敬重李陵的人品；二是作战中，李陵虽败，但此战役兵力对比悬殊，李陵还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过当。李陵虽投降，但李陵往日的为人，让司马迁相信李陵不过是“欲得其当而报汉”；三是想效忠君王。可以说，司马迁为李陵辩解没有任何的私心杂念。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忠心赤胆换来的却是“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幽于环墙之中”，“款款之愚”、“拳拳之忠”换得“诬罔主上”的死罪。司马迁遭受到了世间最大的耻辱，“祸莫�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人生旅途中会有种种不幸，但“最下腐刑极矣”！司马迁了解兴衰治乱，但也正因此他能更深刻地体悟到耻辱！人的本性都是贪生怕死，但“激于义理”，即使是胆小怯懦的人也还是会挺身就义。那么，他受了那么大的耻辱，怎么仍能挺得住、活下去？又是什么支持着司马迁在严重的打击之下，走出自己的极限人生？
一是承父志。司马迁出生时，其父司马谈身为太史令，掌管“文史星卜”。虽不受重用，但是他理想远大――要承《春秋》，写一部完整的史书。可惜的是还没有来得及动笔，就与世长辞。司马迁立誓要承父业，成国史。
二是司马迁才识卓绝，准备充足。司马迁有着良好的家学和师承，10岁左右随官为太史令的父亲司马谈来到都城长安，师从古文大师孔安国学《古文尚书》，从今文大师董仲舒习《公羊春秋》。他同时爱好文学、博通六艺，涉猎百家杂语，精通天文、律历、地理，懂得医药、乐律、占卜等。继承父亲官太史令后，又阅读了当时的遗文古事（“靡不毕集于太史公”）。他能博览群书，又不读死书，他游历考察各地史迹，增广见闻。司马迁作太史令后，以高度的热情，开始著述《史记》。不幸的是在他写作《史记》第7年，就遭受了李陵之祸。
三是学榜样。“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是《报任少卿书》中的名段，这段话曾经激励了无数志士仁人在灾难面前重获新生，同时也是司马迁自身的榜样，他要效法前人，于逆境中发愤著书。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在《史记》一书中，司马迁对于那些为了建功立业而忍辱负重的英雄们，从不吝惜他的赞美之辞，如在《史记•伍子胥列传》赞中评价伍子胥：“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又如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赞中高度赞扬蔺相如：“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
四是远大理想和恢弘事业更胜其父。在信中，司马迁详述了自己著述《史记》的动机和目的，说出了震撼千古的名言。“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要死的重于泰山，要通过著《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且司马迁坚信这个理想事业终将为社会所理解、所承认。事实也确实是如此，《史记》和他自己都成为后代史家追奉的典范。尤其是每逢王朝更替之际，深受儒家忠君思想熏陶的文人儒者，面临国破家亡，生不能、死不得的两难境地，“存国史”成为他们痛苦“活着”的寄托与支柱。
五是逆境成就。逆境是痛苦的，但又是最好的老师。在逆境中，希望可以燃烧。正因为不幸，才使司马迁更加接触了解社会实际，培养其“反叛”品质，使他把自己的著作变成批判的、战斗的武器，成就“藏诸名山，传之其人”的事业。
虽然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也解释了《史记》的写作背景、写作动机等，但毕竟是一篇公开自传，行文较严肃谨慎。相比之下，《报任少卿书》是私人信件，具有较强的隐秘性，真情实感流于笔尖，我们从中能获得在正式传记里难以得到的史料。可以说，《报任少卿书》是我们后人解读司马迁，品位其理想人生的金钥匙。
注释：
【1】[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2】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第408页。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