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封建王朝迈向共和宪政的关键转折时期。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走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从封建王朝走向民主共和这一特殊历史转型时期，就必然会发生这样一些事，就必然会出现这样一批人，而徐树铮（1880—1925）是其中极富才华的治世能臣和乱世袅雄。”[1]
徐树铮与民初共和创建
在徐树铮相对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其从事政治军事活动的时间却长达25年，对民初宪政历程产生重大影响。1901年冬天，徐树铮到济南山东巡抚袁世凯处谋求仕途机遇而偶然邂逅段祺瑞。徐树铮从此得到段祺瑞赏识，开始了其波诡云谲、呼风唤雨的政治生涯。他“亲手导演了一桩桩在民国史上颇具影响的著名事件，引人瞩目。”[2]在徐树铮筹划或践行的民初重要政治事件中，对中国近代共和宪政的发展产生了明显正向作用的主要有如下几项：
其一，逼退清帝，一造共和。1911年10月10日，反清起义在武昌爆发，革命党人公推黎元洪为都督，宣布湖北独立。武昌起义令清政府十分震惊，于当月27日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全权节制陆海军南下讨伐；袁世凯即任命段祺瑞为对南方用兵的军事首领，企图武力扑灭革命。但是，面对扑朔迷离的政局，段祺瑞举棋不定，在战与和之间首鼠两端。此时，作为段祺瑞秘书的徐树铮，敏锐地参透了袁世凯的政治企图。徐树铮积极向段祺瑞建言，劝其停止进攻武昌，以便与革命党人达成和解，借之以南制北；同时保持对革命党人的强大军事压力，借此以北压南。段祺瑞当即派徐树铮到武昌与黄兴等人秘密谈判，签订了逼迫清帝退让、拥立袁世凯为民国大总统等五项协议。袁世凯遂以南北之合力，要求清廷实行共和宪政。但清廷对共和之议置之不理。在此情势下，1912年1月，袁世凯在徐树铮的建议下，由段祺瑞领衔，策动前线42名将领联名通电，要求清帝退位、建立共和政体。这一通电如同晴空霹雳，让清廷乱作一团，宣统帝被迫迅速颁布退位诏令。在逼迫清帝退位、初创共和的政治活动过程中，徐树铮充分发挥了战略谋士的作用，不仅成功为段祺瑞和袁世凯建言献策，而且在一夜之间草就前线将领通电清廷的电文，其谋略胆识和政见文采初显峥嵘。
其二，通电反袁，再造共和。袁世凯在南北议和出任大总统后，野心逐渐膨胀，加紧推进帝制计划。而当时的北洋文武官员纷纷投其所好，使尽花招上演劝进帝制的丑剧。徐树铮清醒地认识到恢复帝制没有前途，且对自身前景不利。他便劝说段祺瑞，让其明白：一旦袁世凯恢复帝制，则中华即成袁氏之家天下，段祺瑞等人将再无登上权力顶峰可能；而如果实行共和宪政体制，则段祺瑞将有很好的机会执掌国柄。段祺瑞顿时被点醒，从此坚决反对帝制，拒不劝进。袁世凯一怒之下罢免段的陆军总长职务，并将其软禁。段祺瑞不但没有屈服，反而益加坚定。袁世凯帝制丑剧开演后，遭到蔡锷统领的护国军的讨伐，南方各省遂群起反对。在段祺瑞与徐树铮的策动下，冯国璋等北洋将领联名发布“五将军通电”，逼迫袁世凯取消帝制。袁世凯众叛亲离，不得不重新请出段祺瑞收拾残局。但徐树铮依旧不肯罢手，径直上书袁世凯，要求取消帝制，恢复共和政体。袁世凯的称帝闹剧很快在内外夹击下破产，段祺瑞与徐树铮也因此被誉为“反对帝制”的英雄。公正地说，段、徐二人之所以反对袁世凯称帝，主要出于个人私心；但在客观上，当时也只有他们才真正有实力去粉碎帝制。他们的行为本身直接促成了再造共和的目标。
其三，反击复辟，三造共和。袁世凯死后，徐树铮帮助段祺瑞策划并利用黎元洪出任民国大总统，实为傀儡。徐树铮本人出任国务院秘书长，但实际上起着段祺瑞灵魂的作用，几乎掌握了国务院的主要权力。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激战正酣，交战双方都力图拉拢中国加入本方阵营。但是府院之间关于对德宣战问题却意见对立，终酿成“府院之争”。1917年6月，黎元洪拒绝段祺瑞提出的《对德参战案》，并下令罢免段的职务。段祺瑞只好通电下野，表面上隐退天津，实际上积极谋划倒黎。徐树铮游说南北，准备在天津建立临时政府和议会，拥戴段祺瑞上台。缺乏实力基础的黎元洪大为恐慌，慌乱中电邀张勋入京调停。徐树铮慧眼识机，向段祺瑞献出破张驱黎的连环计：一方面纵容和鼓动张勋进京，则张勋必然复辟帝制，从而找到讨伐张勋、驱逐黎元洪的合法借口；另一方面，为重新夺回政府大权加紧武力准备。事情果然按照徐树铮谋划的方向发展。1917年6月，张勋率三千辫子军进京，驱逐黎元洪，7月1日即把废帝溥仪再次扶上皇帝宝座。张勋的复辟闹剧自然遭到全国人民的一致讨伐。段祺瑞借重民意，欲以徐树铮为参赞，在天津组织讨逆军西进。但徐树铮主张，欲根除复辟，必须进军徐州直捣张勋老巢。段军遂进驻蚌埠，直逼徐州。固守北京缺乏救援的张勋辫子军很快土崩瓦解。1917年7月14日，段祺瑞与徐树铮披戴“讨逆英雄”的光环重返北京，再掌北洋政府军政大权。徐树铮主谋驱张倒黎，可谓翻云覆雨、手段用尽，主观上完全出于争权夺利的政治需要，但客观上却铸就了三造共和的历史勋业。
其四，收复外蒙，经略边疆。辛亥革命爆发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其中也包括外蒙。段祺瑞执掌北京政府之后，认为“外蒙横亘俄疆五六千里，倘入俄人之手，国事将不堪言”[3]，于是要求徐树铮筹办兵备，力图挽救。徐树铮随即筹备部队，并提出《西北筹边办法大纲》，以之为解决外蒙问题的方略。1919年6月13日，北洋政府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总司令，着手经略外蒙。在此以前的1915年，陈毅就已被袁世凯任命为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都护使，并于1917年充任库伦办事大员。自1919年初，陈毅就与外蒙自治政府商谈撤治回归问题，但半年多没有进展。在这种情况下，徐树铮策马吟诗，日夜兼行，于1919年10月29日抵达库伦。他在充分了解外蒙各派实力和意见的基础上，以时任外蒙自治政府总理的巴特玛多尔济为突破口，软硬兼施，逼其就范；同时拜见活佛哲布尊丹巴，劝其取消自治，对其活动派兵监视。在短短的22天中，徐树铮折冲樽俎，不费一枪一弹而令外蒙统治阶层同意撤销自治，回归中华，堪为一时之盛事。孙中山在收到徐树铮发来的外蒙回归电文后激赏徐树铮收复外蒙的行为“功实过于傅介子、陈汤，公论自不可没。”对于孙中山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而言，以民族谐和为基础的共和政体，乃是其重要政治目标，徐树铮收复外蒙的壮举自然为孙中山民主主义革命立场所推崇。在收复外蒙之后，徐树铮并未停歇，而是多方作为，积极经略边疆：他提出修筑公路铁路计划，新辟和改进无线电通讯；筹办教育，创立《朔方日报》；筹设边业银行、开发矿产资源；引入内地蔬菜、首创现代医院，改善了民生。徐树铮经略外蒙的作为对于维护和巩固多民族共和宪政政体可谓厥功甚伟。 其五，联合孙文，襄助革命。随着徐树铮本人对民国政治现实认识的加深，逐渐意识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之维系，绝不在于只图私利的乱国军阀，转而寄望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徐树铮联合孙中山，共同推进民初革命进程的行为主要为如下几点：其一，推动孙中山与段祺瑞联合，共同反对直系军阀的统治。1919年以后直系军阀开始占据上风，孙中山为与直系斗争，曾与皖系的段祺瑞和奉系的张作霖建立起一种政治与军事的同盟——“三角反直同盟”。这一行动的提议者即为徐树铮。其时，徐树铮已经详细研究过孙文学说，对其观点颇为赞成，并推荐给段祺瑞，段遂决意与孙中山联合。1921年12月徐树铮赴广州拜会孙中山。孙极为重视，二人随后在桂林纵论国是，彼此敬服，最终促成了三方联合。这是孙中山借力军阀而打倒军阀以达成革命目标的又一次重要尝试。其二，发动福建事变，帮助革命军队恢复实力。1922年，三方同盟在联合讨伐直系军阀的战争中失利，加之陈炯明的叛变，孙中山不仅军队损失巨大，而且失去了广东根据地。此种情势下，徐树铮联合孙中山于1922年10月17日夺取福州，建立“建国军政制置府”，计划以福建为基地，合力打倒直系军阀。但是在直系主导的北京政府的反扑之下，这一行动最终很快归于失败。尽管如此，徐树铮在福建事变中的作为仍然对孙中山帮助巨大。在福建事变过程中，孙中山的主力部队许崇智军不但完全恢复了实力，并且大大扩充了兵力，为此后回师东征彻底消灭陈炯明部以及后来的北伐战争，都奠定了相当的实力基础。[4]其三，与孙中山相互扶助，结下深厚战斗情谊。在1924年9月爆发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哨战之江浙战争中，孙中山大力支持以徐树铮为总司令的皖系浙沪联军。在徐失败之后，孙中山又力邀他前来襄助革命。但徐树铮却在10月15日遭到倾向直系的租界上海工部局拘禁，孙中山对此深表愤慨，分别向北京外交使团和广州领事团发出抗议，迫使英方在香港恢复了徐的自由并予道歉。直系军阀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失败之后，孙中山应邀于11月13日赴北京与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共商国是，但不幸于1925年的3月12日在北京逝世。徐树铮惊悉这一噩耗后，立即召集会议悼念孙中山，并亲笔题写挽联：“百年之政，孰若民先？何居乎，一言而兴，一言而丧；十稔以还，使无公在，更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此联被时人荐为全国第一悼孙挽联。徐树铮能够超越党派之见，对孙中山先生一生的业绩及其意义作出连国民党高层都自叹弗如的精当概括，可见其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和基本思想是有着相当深入的理解与认同的，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徐本人后期发生的深刻转变。在孙徐仅有五年的交往历程中，徐无论在行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助益颇多。这对于出身于旧军阀的徐树铮而言，实在难能可贵。
徐树铮的共和宪政思想
徐树铮受家庭影响（其父徐忠清为儒生，其母岳氏为宋代名将岳飞后裔），在少年时代即关心国家大事，18岁乡试落榜后即决心投笔从戎，报效国家。他早年的思想集中反应在为求见袁世凯而作的《国事条陈》中，其核心思想认为“国事之败，败于兵将之庸蹇。欲整顿济时，舍经武无急务。”[5]概言之，早期的徐树铮主张军事强国、武力致治。在1923年“福建事变”失败之后，徐树铮返回上海埋头著述，很快完成《建国诠真》一书。该书全面展示了徐树铮成熟期的宪政共和思想，其要点如下：
其一，强调国家统一至上，主张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相结合的国家体制结构。徐树铮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精通儒家经典，颇具传统士大夫情怀，把国家大一统视为当政者的最高政治理想。徐树铮面对民初国力衰败、民生凋敝、边疆危机迭现的严竣局面而大声呼喊：“试问易政之贤杰，忍睹此大好河山纷纷瓦解乎？”[6]徐树铮认识到国家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和政治家的最高境界，指出“分疆并峙，则战争频仍，挈归统一，则庶汇康乐，彰明较著，有目共睹。”[7]他认为，“能持统一之局，始能保民而固国。”“他担忧国家的分裂会给列强瓜分中国以可乘之机，而各地实力派不啻为列强的帮凶。”[8]基于此，他强烈主张国家必须统一、领土必须完整。为了实现这一政治理想，在国家政治体制结构的设计上，他主张中国必须维持一个具有强大权力和权威的集权的中央政府，同时推行以县为基本单位的地方自治，以正确地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达到大政一统、长治久安的目的。
其二，在国家的横向体制结构上，主张实行不平衡的三权分立体制，权力分配适当向行政倾斜。徐树铮主张实行加权的责任内阁制，目的在于使内阁成为府院之间的“圜转之枢”。徐树铮的这个主张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分权负责、相互制约、通畅高效的中央政府体制结构，重铸中央政府的权威基础，为建设统一强大的国家奠立政治基石。当然，其中也有为皖系争权的考虑。
其三，在吏治上强调严格官员选用，重视对官员的培养和监督，主张高薪养廉。徐树铮提倡官员必须讲究政治气节，所谓“在位者必讲气节，以为民倡，在上位者必讲气节，以为官倡。”[9]
徐树铮应有的历史地位
徐树铮的一生，波澜起伏，大开大阖，极其壮阔；而其思想则博取中外，俨然成家，系统且不失先进性，可以说徐树铮的文采风流在民初政坛鲜有出其右者。但徐树铮又确是民初乱政的袅雄，擅于煽风点火，为所欲为，鼓动军阀混战，祸害人民。他组织安福系，操纵国会选举，搅乱国家大政，为害华夏。对于这样一个非常之人，段祺瑞在为徐树铮写的祭文中评论道：“领袖群伦，艰苦卓绝，志趣异人，其才气远出侪辈。”而其传记作者董尧则以“敬其才，恨其乱”为其盖棺。笔者认为，对徐树铮这样一个近代早期历史人物，必须以辩证的眼光看待。在国家命运急剧转折的民初乱世，我们不可能期望那种无美不具的大全式政治人物产生——孙中山不是，杨度也不是。他们都是在政治实践的过程中、在其生命历程的后期发生了伟大的思想转折。如果上述论证成立，则我们也能够正确地认识和评价徐树铮其人：他生于穷儒之家，混迹于军阀之门，却能够心怀较高的政治理想，并做出了诸多大益于国家与人民的伟业；而在其后期又能与时俱进，结好孙中山、扶助民主革命。盖棺其一生，可以公正地说，徐树铮之功业与境界虽远不及中山先生，但却高于绝大多数民初达人名流。即使从今天的眼光看，徐树铮力主国家统一、收复边疆失地、戮力共和宪政建构的诸多作为，对今日中国法治之建设和改革仍不失其前瞻眼光与借鉴价值。这样看来，尽管人们对徐树铮毁誉不一，“但他顺应历史潮流，反对复辟、捍卫共和，保全国家版图，联合革命势力，促进中国统一的历史功绩，是不应当被一笔抹煞的。”[10]
注释：
[1]董尧：《北洋兵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
[2][5]郦千明：《北洋袅雄徐树铮》，载《文史天地》2010年第10期。
[3]徐道邻：《徐树铮先生文集年谱合刊》，台湾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40页。
[4]王彦民：《徐树铮与孙中山》，载《安徽史学》1986年第4期。
[6][7][9]徐树铮：《建国诠真》，癸亥季春（1923年）版，第2页，第3、4页，第24页。
[8]蒋旭：《从＜建国诠真＞看徐树铮的政治思想》，载《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4期。
[10]郭剑化：《试论徐树铮的历史功绩》，载《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作者：山东大学法学院（济南）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