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清末民初的国民外交运动中，新闻界不断努力拓展渠道。1908年第一份回族报刊《醒回篇》的创办便处于国民外交的背景下，成立于日本东京的留东清真教育会是报刊的依托团体。社会团体在回族报刊从产生到辉煌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民族危难之际，成为回族新闻界活跃于国际舞台的依托，也是开展国民外交的重要策源地和活动中心。
关键词：《醒回篇》；《月华》；回族新闻界；国民外交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0-0102-05
清末民初之际“国民外交运动勃兴，国人通过新闻舆论、团体集会等多种方式参与外交，或影响政府的外交决策和对外交涉，或通过民间交往改善邦交，借此挽救民族危机，改变不平等的中外关系，形成一股规模宏大的民众运动潮流”。[1]在这一运动中，新闻界扮演着重要角色，地位显著。而作为国民外交参与者的回族新闻界也通过建立社会团体、学术交流、宗教互动等方式参与其中，遗憾的是鲜有关注新闻界以独立姿态参与国民外交的组织行为，而涉及回族新闻界之国民外交行为的更是凤毛麟角。为此，本文以《醒回篇》、《月华》等报刊史料为依据，探讨清末至民国时期回族新闻界的国民外交活动，有助于完善近代国民外交研究。
一、《醒回篇》：
回族新闻界国民外交的萌动 关于中国国民外交的起始问题，以1910年美国太平洋沿岸商会代表团访华为重要界碑被广泛认可。[2]而持不同意见的学者认为“以国民代表自居的中国新闻界早已和域外同业展开了较为密切的交往，以增进国民情谊”。由于地缘关系，日本是中国新闻界早期开展国民外交的主要对象国。赵建国在《清末民初的新闻界与国民外交》一文中就中国新闻界开展国民外交活动做了考证，认为中国新闻界的第一次始于1909年4月。以《申报》、《盛京时报》和《国民日报》等报刊为史料依据，整理了《盛京时报》、《东三省日报》等媒体与日本诸多媒体之间的交流互访过程，并认为这一时期以此次交流活动为代表的国民外交活动影响规模相当有限，但为中国新闻界的国民外交活动奠定了基础。[1]而就回族新闻界开展国民外交活动的缘起也源自日本，不同的是源于中国留日学生于1906年在日本东京江户创立的留东清真教育会。据《醒回篇·留东清真教育会纪事》记载：“吾教人留学与日京者先后接踵而同时往往觌面不相识丙午秋始得十一人会于上野之精养轩丁未六月乃发起斯会经前……十一月开第一次全体大会于江户川亭议定会章若干条以提倡教育普及宗教改良为两事为本旨……戊申春王正月开第二次全体大会兼送别徐君于江户川亭是日提议编辑杂志输入内地以规同教……秋七月又开第三次全体会兼送别杨君于江户川亭提议杂志出版捐款各事……本会会员数虽不多皆意志相投热心公益且其初素不相识一旦会合亲洽无暨吾教散居各省形式若无团体而精神之结合则甚巩固非得之于宗教曷克臻此……此外阿复哇朵里氏埃及一军官同教异国人也来游日本因介绍以见晤对时闻予等是举大异之因题册面回文且加勗勉焉。”[3]
从以上社团宗旨、创办报纸杂志意图及人员构成中体现出的是回族新闻界早期的国民外交意图。首先是社团宗旨。留日回族学生创办留东清真教育会宗旨为“提倡教育普及宗教改良为两事”。蔡大愚在《醒回篇·留东清真教育会序》一文中以土耳其为例做了比较，“……土耳其既窘于列强而中土之奉其教者猶涣散而无统系其学识程度多居下级诚與囿习拘墟者类而淘汰之患與各教相形则殆哉岌岌有不可终日之势矣……”[4]其意为土耳其在列强面前处境窘迫，而且所尊奉的宗教涣散无比，没有系统学识，水平较低。短浅的教育眼光让国家、宗教都岌岌可危。其次考察其成立的初衷源于“吾教人留学与日京者先后接踵而同时往往觌面不相识”，创办社团杂志《醒回篇》的意图则为“输入内地以规同教”。第三是社团会员构成及个人简况，其中包括有学生、阿訇，也包括有女性留学生和非中国籍留学生。“同教留学生中得女士一人焉曰杨启东……吾教得其一何异凤毛麟角耶然女子拘谨无学首推吾教今得杨女士以开先路吾知闻风兴起翩然而来者后必有其人也……”[3]而埃及军官阿复哇朵里氏的加入也可体现留东清真教育会试图探索国民外交的努力。“……阿复哇朵里氏埃及一军官同教异国人也来游日本因介绍以见晤对时闻予等是举大异之因题册面回文且加勗勉焉……”将其在日所见所闻与社团成员之间展开交流。
以上可以得见留东清真教育会及其创办的杂志《醒回篇》在宗旨理念、组织架构及成员构成等各个方面均表达了或者无意识地关注了国民外交的重要性，也试图探索并开展了简单的国民外交活动。虽然留东清真教育会和《醒回篇》杂志的国民外交探索仅处于初期阶段，甚至仅仅纲领式的提议，更不可遑论其影响程度，但为民国时期回族新闻界积极开展国民外交活动具有积极意义。
二、《月华》：回族新闻界多元化
国民外交透视 1929年创刊于北京的《月华》杂志是民国时期回族新闻界的一朵奇葩，随成达师范学校四次迁址、大起大落持续至1948年停刊。笔者以《月华》杂志作为史料依据，初步整理并探讨民国时期回族新闻界所开展的多元化国民外交形式、活动及其影响。
（一） 多元化报道形式
关注国际问题是《月华》杂志的宗旨之一，即“介绍世界各地回民之消息”[6]。在20年的办刊过程中，《月华》通过这种报道方式来体现这一宗旨。主要包括有新闻报道、新闻评论、调查报告、文艺作品和广告，其中消息报道和新闻评论占据多数。
新闻报道讲求迅速及时，《月华》采用多种栏目刊发了大量相关国内外新闻事件。如第四卷第五期所报道的《巴力士坦世界伊斯兰大会纪实》。文章报道了伊历1350年7月26日在巴力士坦（今巴勒斯坦——笔者注）召开的世界伊斯兰大会等[7]。第十二卷第13期至第18期合订本刊发的《中国回教南洋记问团在新加坡》等。
新闻评论是杂志的核心。《月华》大量地采用了新闻评论的方式来报道国民外交活动。如第三卷第34期刊发的文章《世界伊斯兰大会与伊斯兰民族运动》、第六卷第31期至第33期合订本刊发的《写在哈吉们放洋之后》等。 相比较于新闻评论而言，调查报告的广度和深度更进一层。《月华》先后刊发了国民外交活动“年度朝觐活动”、“中国留埃学生报告”及“中国回教南洋记问团访问活动”等。
文艺作品也是《月华》记录国民外交活动的题材之一。《月华》在第五卷第1期至第15期连载了赵振武先生的《西行日记》，在第九卷第1期至第5期连载了马松亭先生的《二次旅埃日记》等。
在《月华》的广告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成达师范学校通过交流学生的方式开展国民外交活动的事实。成达师范学校在《月华》第九卷第12期至第13期合刊和第十卷第1期和第2期发布广告有“成达师范学校主办法鲁克中国留埃学生团招考简章”、“北平成达师范学校留埃学生通告”等。
（二）多元化国民外交活动
丰富的报道类型体现了回族新闻界组织开展国民外交活动的众多形式。多元化的外交形式主要体现为三大类型：组织参与世界性活动、组织参与团体考察活动和组织交流学生。
1.世界性活动：对话世界伊斯兰大会
伊历1350年（1931年——笔者注）7月27日在巴勒斯坦召开了世界伊斯兰大会，此次与世界伊斯兰大会的交流仅仅停留在媒体信息交流层面，资料并未显示有中国穆斯林代表出席。大会筹备会于伊历1350年4月22日向中国穆斯林发出了邀请公函和大会筹备会启事。《世界伊斯兰大会公函》道：“穆斯林之于穆斯林若建筑物然，部部相关联。此间及其他伊斯兰国中有果决有通行主张之一部分人，鉴于在因至圣升宵而见贵之摆脱洛穆格德斯，有成立大伊斯兰会议之必要。”[8]就此，中国回族新闻界做了回应，在第三卷第32期和第34期刊发了评论员文章《向世界伊斯兰大会进数语》和《世界伊斯兰大会与伊斯兰民族运动》两篇。作者王梦扬在第一篇文章中说道：“关于中国方面……降至今日，传布之效率，几等于零。揆其原因，莫非教义不彰所致。盖中国教胞……远处东亚，与……西亚各国，消息隔膜，音讯鲜通；而一般传教者，抱残守缺，无比精进，甚或亲教义如家宝，秘不示人：……吾教胞宜如何重视斯会，派员参加，以使与各回教先进国，打成一片，以谋教义之彰明。”文章还提到“欲谋中国脱离于次殖民地之地位则必须国内各民族为一致之努力，尤须与世界诸回教民族相联合。……以使吾国革命事业，得更有效之辅助”。文章表达了通过参与大会开展国民外交的迫切愿望。[9]在第四卷第5期，《月华》全文转载了巴格达正道周刊第24期的《巴力士坦世界伊斯兰大会纪实》一文。文章用纪实的报道回应了前期的系列疑问，并详细介绍了三日会期期间的详细进程，共计16个国家代表及南北美洲五团体总代表出席了大会，是否中国代表出席并无记录。而这一问题随着回教大会代表的来华访问也得到了证实，中国当时并无代表参加。[7]《月华》第七卷第19期至第21期合刊刊发时事评论文章《耶路撒冷回教大会代表来华》，署名作者吉堂。文章记录中国伊斯兰布道会代表尹光宇在周游回教各国返回途中“并有耶路撒冷代表二人偕行。其任务为调查东土穆民状况云云”。文章说到中西穆斯林的交流因各种原因而交流不畅，备受欺辱，如今回教各国在压迫下求生存。“往者中国留埃学生部之成立，与阿王资遣两教授来华，既已开中阿文化交通之先河，此次两代表来华，吾意亦有重大价值焉。”[11]
2.团体考察活动：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访问南洋各国
抗战爆发之时，回族新闻界积极参与抗战救国活动，其中以报道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的行程为代表，报道了一系列国民外交活动新闻。据《中国回族抗日救亡史稿》记载，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9月由《月华》杂志驻沪特派记者马天英、马达五和吴建勋一行三人组成的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先行至香港，拉开了访问团国民外交活动的序幕。访问团在港期间“印发大量相关抗战的明信片，编辑《中国之回教》画刊，用英文及马来文撰印了《告南洋教胞书》，为南洋访问宣传作了充分的准备”。[12]根据《月华》第十二卷第13期至第18期合刊、第19期至第21期合刊、第22期至第27期合刊所刊载的《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在星嘉坡》、《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在星嘉坡（续）》和《回教南访团在南洋柔佛国》三篇文章记载，访问团“一行三个人是去年（1939年——笔者注）十二月十日搭英轮怡和生号到达了□□□赤道下的星洲的”。
根据史料记载，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一行三人“在两年的游历访问期间，足迹遍至马来亚……累计举行演讲会500余次，听众达30万人次。”12月15日南访团受邀在星洲皇家大寺演讲，星岛媒体对南访团的国民外交活动做了大量报道，关于这次国民外交活动的影响，《月华》在《回教南访团在南洋柔佛国》一文中做了梳理，“他们的演讲震动了整个的星洲。凡是听过他们演讲的人全认为自抗战以来，国内派来的人们的演讲的动听尚无有出其右者呢……这个人数不多的团体……在很短的时期把这人种荟萃的星岛的全体中回领袖动员起来了。在这文化协会（指中马文化协会——笔者注）运动以外，南访团更运用他们的三寸不烂之舌，用沉痛演说辞，说动了当地回教同仁，于是一个南洋回教援华医药委员会。”[13]
3.学生交流：中国回教留埃学生团的贡献
据庞士谦著《埃及九年》记述，中国回教留埃学生团始于1931年，先后共派出6批，其中第二批与第六批由成达师范学校完成组织派遣。《月华》第五卷第1期至第15期连续15期刊载了赵振武先生的《西行日记》。《日记》记录了以赵振武先生、马松亭阿訇为负责人的留埃学生团自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1月28日从北平出发至返程回国的历程。“历经国内津、济、沪……十二月九日，乘意轮‘康特卢梭’号放洋，历经香港，新加坡，哥伦坡，孟卖各地……十二月廿九日到了波赛德，转赴开罗……在埃及留五十余日，就转道拜脱洛穆干德斯圣地……由这里经过苏伊士，到了麦加。”[14]《月华》刊发了《日记》前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出国以前”，主要记载了学生团在启程时教友的欢送热情、国内沿途教友的细心照料、办理出境护照过程中所遇到的波折及在沪期间开展的参访活动等；第二部分为“长途的海洋和沿站”，记录了航海过程中的生活及沿途国家和城市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在新加坡落地期间学生团一行参访了皇家清真寺和正道报Al-Huda社。下午Al-Huda主编回访了学生团，“这回，我们谈了一个多钟头的话，得到了不少关于新加坡回教的情形”[15]。主笔Abdul Wahid el Chilani先生从新加坡的回教人口、寺院数量、教育状况、团体组织、报社媒体、信仰派别和社会构成等多个方面向学生团作了介绍，“今天所有的谈话，都是用我们那半口极不流利，极不自然的阿拉伯语，感谢安拉，总算能传达双方的意思。”[16]《日记》连载至第15期，并于第15期开始刊发成达师范学校出版部即将出版的《西行日记》的发行预告，广告词提到“全稿在十五万字以上，而月华页数有限，又不能多登。直至十五期，尚未登到埃及……全稿印成单行本，不再在月华登载……想要知道他们的行踪的教亲们，赶快订购。全一厚册，定价大洋八角，出售前预订者只收大洋五角。”[17] 埃及是留埃学生团的目的地。“十二月廿九日到了波赛德，转赴开罗，将保送学生事务办毕，觐见埃王，便谒各要人，参观各机关学校。埃王福德一世……垂询备至，并谓中国虽不是回教国，但人数超过五千万，潜伏力量很大，但愿在各方面帮助中国回教，以资发展；并允派教授二员，来华服务……”[18]据记载，至第二批中国留埃学生到达爱兹哈尔大学，“爱大中已有中国学生十人……兹接沙先生公函，谓中国学生部已于廿二年（1933年——笔者注）五月一日正式成立。兹委沙儒诚先生为部长。”留埃学生部得到埃及国家的认可，它的成立为中埃各界开展国民外交打开了交流通道，派遣留学生等行为日趋正规。新闻界的交流也呈现一片热潮，留埃学生团成员书写大量稿件投递《月华》，如《月华》第12期及第21期刊发了留埃学生团成员马金鹏发自埃及开罗的文章《今年的阿拉伯》等，向国内教众介绍埃及及阿拉伯世界的概况。
作为交流及兑现埃王福德一世对马松亭阿訇的承诺，是年埃及教务院便开展选拔甄选了两位教授派往中国。《月华》第五卷第15期“纪事”栏目刊发了新闻《成达教授已启程——爱兹哈尔大学外国语科添华语》。马松亭代校长等人的邀请诚意让埃及国内及爱兹哈尔大学认识到开展华语的重要性，并开始设立专科教授汉语，这也是此次国民外交的意外收获。《月华》第五卷第25期整期报道了于1933年9月3日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的盛大欢迎会。“纪实”栏目详细描述了大会“筹备情形”、“大会盛况”、“会场布置”、“到会人数”、“会场职员”、“开会秩序”、“开会情形”及“高呼口号”等。会场“到会者共有五十一团体……教亲四千余人。” “自大门内迄中山堂止，由回教各中小学校童子军，及男女学生分两行排班侍立，秩序异常严肃。”[19]本期《月华》共刊发六个栏目十二篇文章及图片，其中论著三篇，致词四篇，讲演二篇，纪事一则，图片两张。
马浩澄先生在《欢迎埃及二位博士》一文中分析道：“我们的宗教底危机，也就随着一天一天的趋于尖锐化了！所谓履霜知冰的往日，业已逝去，剥皮及肤的今日，现已降临！”如履薄冰的宗教危机原因在于“教中缺乏健全的领导人才；教胞知识的落伍；缺乏团结力；做事缺乏毅力”，他肯定了成达师范学校“九年以来，学校虽日处于洪涛骇浪……但承海内教亲之爱护……与办学诸君子之苦心孤诣……学校到了今日，才幸告无恙”。关于欢迎会的报道，无论报道版面，还是大会盛况，不难看出中国回教界对此二位博士来华所给予的期待和重视，“我们知道，这两位博士，都是经卷满腹的学者，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20]这两位埃及博士在华期间及中国留埃学生团留学期间积极努力，在《月华》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包括新闻、评论及经典著作翻译等。他们的译著多达30余种，对中国回教界学习阿拉伯语言文学、研究伊斯兰教教义、翻译介绍阿拉伯文及汉文典籍等作出了突出贡献，是中阿文化交流史上的杰出开拓者。
成达师范学校与埃及的国民外交活动一直持续到1948年。《月华》第九卷前3期连载了马松亭阿訇《二次旅埃日记》，记录了个人在埃及期间所开展的一系列外交活动。此外，《月华》第十卷、第十一卷、第十二卷，1947年六月号、七月号、十月号，及1948年一至三月号都多期刊发了萧愚、马继高、张澄衷、薛文波、天仆、庞士谦等人的出访记录，文章体裁有新闻报道、诗歌、散文、日记和调查报告等多种形式。如萧愚的《西行散记》、张澄衷的《出国日记》、天仆的《朝觐日记》、庞士谦的《法鲁克留埃学生团归国日记》等。在《月华》发行的20年里，中国回族新闻界紧随宗教界的努力，积极开展国民外交活动，成果丰盛，影响甚巨。
三、结语
总之，如果说作为早期回族报刊代表的《醒回篇》是在有意无意地探索国民外交的话，那么，作为鼎盛时期代表的《月华》是在全面阐释并积极开展国民外交思想。宗教界与新闻界天然的联系让回族报刊积极探索国民外交成为了可能，以成达师范学校、上海伊斯兰经学研究社为代表的回族学校作为实践主体，积极将国民外交活动的个人行为转向组织化。以中国留埃学生团为代表的交流团体不仅以留学生身份出现，而更多的是作为报刊的作者积极为报刊撰稿，交流中埃、中阿等国的国民活动，促进了解。成达师范学校马松亭代校长觐见埃王福德一世，促成了世界顶级伊斯兰大学对中国回教学校的鼎力支持。爱兹哈尔大学所培养的6批中国留学生成为中国伊斯兰教近几十年发展的核心力量。抗战时期，以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为代表的民间组织所开展的国民外交活动，将中国人民遭受入侵的事实传达到了全世界，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物质与精神上的大力支持。可以看出与宗教界关系密切的回族新闻界对国民外交的倡导呼吁确实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引导他们以国民资格走出国门，为国家发声，这大大增长了这个民族的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在国民外交运动中，新闻界虽依附于宗教界，但却保持了独立表达的新闻特质，以国民代表、民族代表的角度反映民间疾苦，表达民众的呼声，同时也与其他社会群体凝聚合作，共同维护民族利益，加速了民族从自醒到自觉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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