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袁凯是元末明初的著名诗人,人称“袁白燕”,他和王蒙交往甚密,两人诗画酬唱,感情深厚,这为中国的文学史和绘画史增添了许多亮点。袁凯和王蒙在他们早期的交往中有着许多共同的趣尚,但后来在人生道路又有了不同的选择。他们的命运都是不幸的,从他们身上可见一代文人之厄。
关键词:袁凯 王蒙《秋山读书图》 《题葛洪移家图》题画诗
中图分类号:I01文献标识码:A
一袁凯与王蒙其人
袁凯,字景文,号海叟,松江华亭人。生于元至大(1308-1312)三年或稍前,卒于明永乐(1403-1425)之初。他生活在元明鼎革之际,一生经历了两朝约11帝。在元末曾为府吏,入明后于洪武三年荐授监察御史,后诡得疯疾,告归,久之以寿终。袁凯的一生大致经历了读书、壮游、仕元、避乱、流离、仕明、罢官、执教、隐居的道路。元末以《白燕》诗名擅诗坛,时称“袁白燕”。他曾自编其诗为《海叟集》四卷。袁凯的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这些诗歌或隐或显地反映了他的心灵世界和百年人生。他又是一个喜欢交游的诗人,“宾友远来集,笑语纷以哗”(袁凯《夏景南宅摆霞》)。和朋友们在一起诗酒酬唱确实让袁凯乐以忘忧。元末明初涌现了许多艺术大师,这些才俊在书法、绘画方面可以说登峰造极,比如杨维桢、倪瓒、陶宗仪、王蒙、王渊、朱泽民、朱叔重、张中等人,而袁凯与这些人都有密切的来往。据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六:“吾松文物之盛亦有自也,盖由苏州为张士诚所据,浙西诸郡皆为战场,而吾松稍辟,峰泖之间以及海上皆可避兵。故四方名流荟萃于此,熏陶渐染之功为多也。”这可谓国家不幸松江幸,由于时代的原因,名人胜流联袂接轸,也是文坛与画坛之盛事。袁凯在当时以诗歌的形式记录了这些交游的情况,既丰富了我国古代文学宝库,也为绘画史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原始资料。这些艺术大师借助袁凯的诗歌得以栩栩如生地展现给后人,王蒙就是其中一个形象鲜明的人物。
王蒙(1308-1385),字叔明,号香光居士,曾“隐于黄鹤山,自号黄鹤山樵,人以此称之。”浙江吴兴人。王蒙是元代书画界巨擘赵孟的外孙,赵雍的外甥,可谓家学渊源深厚。王蒙早慧能文,有倚马可待之才。在元代绘画史上,王蒙占有非常崇高的地位,与倪瓒、黄公望、吴镇并列,称元代四大家。其绘画内容多为山水鱼虫天然趣,以此表现隐者情怀。但现实生活中的王蒙却并非总做隐士。他出仕过元朝的理问,不久又去隐居。张士城统辖浙西时,他又在至正十八年(1358)前后出仕过长史之职。至正二十七年(1367),张士诚被朱元璋打败后,他又躲进深山。洪武二年他又再度出山为官,出任泰安知州。后因胡惟庸案受牵连:“尝谒胡惟庸于私第,与会稽郭传、僧知聪观画。惟庸伏法,蒙坐事被逮,瘐死狱中。”去世之年在洪武18年(1385)。
二诗画酬唱两昆仑
在袁凯的《海叟集》中有两首诗专为王蒙而作,一是《王叔明画云山图歌》,一是《浦上木芙蓉盛开约黄鹤山人共观》。第一首诗是画面生动的叙事诗,据诗中所言“至正乙巳三月初,王郎远来访老夫”,可知此诗作于至正乙巳年(公元1365年,岁在乙巳),王蒙也是在这一年客吴。1365年的春天正是兵荒马乱的时候,王蒙远道而来,未及寒暄便向主人袁凯索纸作画,朋友之间的莫逆跃然纸上!所画“林下丈人”在峥嵘的环境里身着商周时代的衣服,心态悠闲,这分明就是袁白燕和王黄鹤二人隐居生活的写照。第二首诗应与第一首诗作于同年,写景、叙事和抒情兼融。“莫放春秋佳日过,最难风雨故人来”(清代孙星衍语)。秋天江浦上芙蓉花开了,袁凯约上王蒙一起去观赏,对着沙禽喝着小酒,何等的惬意。从这两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袁凯和王蒙两人共同的趣尚和深厚的友谊。入明后袁凯曾为御史,不久免官。王蒙有《秋山读书图》相赠。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记载:“王叔明《秋山读书图题》云:“景文袁先生,以布衣拜御史。数月,谢政归,读书淞水之阳九峰山中,然有出尘之趣。黄鹤山人王蒙为写其逸态云。”。郭味蕖先生据《中国名画集》以为《秋山读书图》作于至正五年(1345),这就有乖钱氏所云,因为袁凯拜御史是在洪武三年(1370)。在《中国绘画史图录》里收录了王蒙的《秋山草堂图轴》,图左有文字说明:“纸本,纵123.3厘米,横54.8厘米。浅设色画茂树清溪,草堂临水,水边荻花萧瑟。自题小篆书‘秋山草堂’四字,下行楷书又识云:‘黄鹤山中樵者王子蒙为□□画于淞峰书舍。’”。在这段文字里面,王蒙赠予的对象阙文。从现有资料来看,这幅画应该就是钱谦益所云《秋山读书图》,但图中不见钱氏所云王蒙自题文字,而有清代乾隆篇幅较长的题款。抑或其姊妹篇,亦未可知。据刘人岛主编《中国传世山水名画全集》,《秋山读书图》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王蒙在入明之前还作过一幅画――《葛稚川移居图》,这个孤本至今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绘画史图录》也有著录。该图上有王蒙用篆书所题“葛稚川移居图”并识有“予昔年与日章画此图,已数年矣,今重观之,始题其上,王叔明识。”它取材于东晋时葛洪移居罗浮山的故事。画的是古人,其实是作者本人隐居生活的写照。袁凯为这副画题过一首长诗,诗下并有长序,世人罕知,比如吴企明先生《传世名画题诗品赏》提到了王蒙自题与他题绘画诗五首,不及袁凯的《题葛稚川移家图》。今存《葛稚川移居图》也并没有袁凯的题诗,可能袁凯当时写在另纸,或诗板,或画幅前后,或上下织物等等,也未可知。同时的许多诗人如王冕、陈基、于立、张逊和王逢,都为此图作过题画诗,但要数袁凯诗的文献价值高,且思想深刻。
在元人题画诗中,绝句最为出色,因为它们篇幅短小,体式灵活,清思妙语,便于吟咏。而袁凯的这首诗(含序)400字,篇幅较长。诗序记录了王蒙的传世名画《葛稚川移家图》的珍藏和流传过程中的一个环节,那就是这幅名画曾经顾德文氏(按:此人已不可考)收藏,袁凯经眼并题诗,这样就细化了中国文学史和绘画史。从诗的内容来看,它更像是一首咏史诗,因为一般的题画诗,诗意与画境相吻合,这样诗画合璧,共同创造一种艺术境界。而袁凯却突破了这一点,生发出去,为读者展开了一幅波谲云诡的历史画卷。
西晋惠帝与悍后贾南风祸国殃民,“八王之乱”同室操戈,大盗移国。司马睿偏居江南不久,又有王敦、苏峻之乱,致使贤良周、戴渊、刘超、钟雅先后为乱臣贼子所害。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葛洪离开中原,前往南方罗浮山修道炼丹。葛洪(284-364),字稚川,自号“抱朴子”,《抱朴子・内篇》是道教史上划时代的著作。因军功封爵。亲历“八王之乱”。入东晋,赐爵关内侯。后来迁广州,止罗浮山炼丹,人称“葛仙翁”,年81寿终正寝。在袁凯看来,葛洪移家并非求长生不老,而是为了避世远祸,这是葛洪被后来隐士推崇的根本原因,也是王蒙绘画创作的动机所在。袁凯在诗的最后卒章显志,抒发了自己的思古情怀。历史上张良在看到开国功臣韩信、彭越惨遭屠戮和萧何被囚之后,毅然致仕,从赤松子游于方外。这一明哲保身的举措为后来许多隐士所崇拜,葛洪“求为句漏令,觅丹砂,为神仙事”,其心迹就与张良“颇相类”。可以说,张良是使袁凯、王蒙和历史上的葛洪激起共鸣的媒介,而葛洪所生活的两晋之际动荡的历史和元明之际文学蓬转的命运,又是此诗创作的契机。
元代汉族知识分子历来是后人同情的对象,何况处其季世。所以,这个时期的骚雅之士对文学的价值取向不再是文以载道,而是一种自遣自娱。袁凯与王蒙二人以诗画酬唱,投桃报李,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袁凯因为在诗歌创作上学习杜甫,他的诗歌具有“诗史”的性质,有很多作品直接描写了元代后期的兵乱和疮痍,如:“戈甲只残蝼蚁命,江山只属虎狼威”(《舟次上海县》)。而王蒙则用他隐逸题材的绘画,曲折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板荡。虽然二人使用的艺术手段不同,却有异曲同工之妙。“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晋代陆机语)正因为对恐怖的社会现实有着相同的切肤之痛,袁凯和王蒙才都对两晋之际的那段历史情有独钟。袁凯在另一首诗中也指出:“惟昔司马氏,奕叶逐纷披。兄弟自鱼肉,宇内生疮痍”(《题张国祥三味轩》)。如果我们把元代末期和两晋之际的政局做以比照,就会发现它们确实有许多相似之处:主弱臣奸、祸起萧墙、骨肉相残、悍将跋扈、易主频繁。更有意思的是,西晋末期是悍后贾南风专政,元代顺帝时第二皇后奇氏(高丽人,生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即后来的元昭宗)在至正十九年(1359)与皇太子策划内禅,未遂。后被孛罗帖木儿幽禁,但百日后还朝。孛罗被杀后,她又传旨扩廓帖木儿领兵拥皇太子入城,图谋胁迫顺帝禅位,不果,十二月立为皇后。马克思说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相似的一幕,元代后期和两晋之际的历史就很好地印证这句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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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余论
没有材料显示袁凯能够绘画,但是从袁凯存世的大量题画诗之中,我们却看到他是许多绘画大师的知音,对于绘画史上的师承、风格、典故,袁凯颇为熟悉,比如他在另外一首题画诗中说:“襄阳小米师董源,妙处不受绳墨牵,顷刻万里凌风烟。房山尚书世称贤,化为白云满晴巅。李家将军极清妍,畏避退缩不敢前,至今海内人争传。”(《徐子修画山水歌》)诗中述及董源、米友仁(小米)、高克恭(房山)、李思训、李昭道这些泰斗,如数家珍,非方家不足道出此语。画家的创作都是极富寓意的,对此袁凯有深刻的认识,他在《王若水为画秋江众禽图》诗中说:“乃知良工有深意,不在丹青形似间。”惟其如此,袁凯才能从这些画家的作品之中解读他们的心灵。
袁凯与王蒙虽为挚友,但两人对人生的态度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袁凯自幼饱读诗书,他自己说:“身是江南儒家子,十五学经二十史”(《大醉后率尔三首》)。青年时也曾立下格君淑世的宏愿。但当他屡经坎之后,便改变了初衷。他清醒地认识到了“人亦有言,可仕则仕。苟非其时,进退由己。嗟嗟众人,不惟其危。朝趋夕奔,终蹈祸机”(《赋耕隐》)。他真正从葛洪的处世哲学中悟到了什么,因此,在入明之后他虽被征拜御史,但他仍坚持认为:“皇恩倘嘉惠,还归钓江水”(《新除监察御史辞贯泾别业》)。最后佯狂归免,得以寿终。王蒙就不同了,当时人钱塘范立曾有诗题王蒙所赠山水卷,说他“黄鹤山中卧白云,使者三征那肯起?”其实王蒙始终徘徊于仕隐之间,甚至只是把葛洪那样的归隐当作自己的终南捷径,身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一代艺术大师最后死于非命,令人扼腕。
应该肯定的是,袁凯和王蒙二人之间的交游,为中国的文学史和绘画史增添了许多的内容和亮点,当然从他们身上亦可窥见一代文人之厄。
注:本文系运城学院院级科研项目《〈海叟集〉笺注》,项目编号:1。
参考文献:
[1] 万德敬:《袁白燕小考》,《德州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2] 万德敬:《袁白燕诗歌的刊刻和典藏述略》,《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3] (明)袁凯:《海叟集》,《全明诗》(卷三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4] (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中华书局,1997年版。
[5] (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6] (清)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2003年版。
[7] 郭味蕖:《宋元明清书画家年表》,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8] 徐邦达:《中国绘画史图录》,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版。
[9] 刘人岛:《中国传世山水名画全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
[10] 吴企明:《传世名画题诗品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1] 万德敬:《袁凯年谱》,中国国家图书馆藏,2005年硕士论文。
[12] 马延岳、徐正:《中国书画家名号》,山东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
作者简介:万德敬,男,1967―,河北青县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工作单位:运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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