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一个叫约瑟夫·科尼的人建立了乌干达“圣主抵抗军”（Lords Resistance Army，L.R.A.），这是个有着邪教意味的恐怖组织。像所有邪教首脑一样，科尼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绑架了乌干达北部大量的平民，把他们训练成游击队员，与政府军作战。“圣主抵抗军”的“战士”中，有90%是被绑架的儿童，男孩被训练成士兵，小女孩则沦为性奴_据联合国统计，“圣主抵抗军”在过去30年约绑架了3万个孩子，并导致44万人流离失所。2005年，科尼被国际刑事法庭以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等33项罪名通缉，从此一蹶不振，逃亡到刚果（金）与南苏丹边界。
2012年3月5日，一部揭露科尼罪行的纪录片《科尼2012》被传到了全球最大的视频网站Youtube上。这部30分钟的短片通过Facebook、TwItter等社交网络，传遍了全世界。不到一周，点击量便突破5000万次，如今已超过1亿次，创下了互联网时代视频传播的记录。
一夜之间，科尼成了全民公敌。
社交网络：民众力量的大展示
“与其这样活着，我宁愿死，宁愿现在就死去。”面对镜头，纪录片《科尼2012》的主人公雅各布艰难地哭泣着。他的哥哥遭“圣主抵抗军”杀害，他也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影片的拍摄者，同时也是非盈利组织“看不见的儿童”（Invisible Children，IC）的志愿者拉塞尔安慰他说：“我向你保证，我们会竭尽全力阻止他！”
雅各布被带到了美国，并讲述他的同胞遭受的苦难。但拉瑟尔的承诺还未兑现。“看不见的儿童”希望科尼能在2012年年底被抓获，偿还他的血债。《科尼2012》的剪辑极为专业，也极富煽动性，它指出了将科尼绳之于法的路径：全民行动起来，让政府官员关注科尼，让议员们和各界名流关心科尼，从而影响政府决策。影片呼吁民众，在4月20日将“科尼2012”的海报贴满大街小巷，将行动从网络推向现实。在《科尼2012》的结尾，作者饱含深意地说道：“从古至今，都是少数达官显贵们拥有决定权……但现在更有力量的东西出现了。全世界的人们都能彼此看见，彼此保护，旧系统已被颠覆，一切都在改变。”
《科尼2012》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藏身地球边缘角落中的科尼，数天之内成了全球头号通缉犯。影星乔治克鲁尼、联合国亲善大使安吉丽娜·朱莉、脱口秀女王奥普拉、流行歌手蕾哈娜、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一众名流都表示支持这项行动。传统新闻媒体也争相报道这部影片，甚至大洋彼岸的中国CCTV也加入其中。人人都在转载、讨论科尼和他的暴行，面对强大的民意，美国政府难以无动于衷。奥巴马在2011年就已向非洲派遣100名美军士兵，研究抓捕科尼，而联合国也将有所行动。在2012年3月，非盟在南苏丹成立5000人的部队，打击“圣主抵抗军”，试图逮捕或杀死科尼。显然，没有西方国家民众的广泛关注，国际社会是难有如此高效的反应的。
《科尼2012》成为一个起点，它开启了汇聚民意的全新模式。视频影像的焦点已从电影院大银幕转移到了电脑屏幕、手机上，并通过社交网络实现自发的、病毒性的传播。在传播中，群体意见逐渐清晰，并融合成一股无法忽视的力量。如同古波斯连结各个城邦的驿道、印刷术带来的宗教革命，网络时代以更具革命性的方式，推动时代前进。信息的传递不再依赖于传统的报纸、广播、杂志、电视等媒体，每个人都成为信息源，都可能触发一场风暴。“媒介即信息”。在网络时代，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数十年前的预言得以精确应验。
网络时代的“乌合之众”
《科尼2012》一夜间爆红，争议的声音也随之而来。乌干达政府显然也注意到了这部片子，并对其中的叙述颇为不满。乌政府发表声明，表示这部影片没有如实呈现乌干达的现状，“圣主抵抗军”早在2006年就被驱逐出乌干达。不久之后，《科尼2012》的制作人拉塞尔莫名其妙地在圣地亚哥市区裸奔，语无伦次大声尖叫，被警方送住精神病院治疗。他的妻子表示，《科尼2012》引来了太多的关注，这让拉塞尔承受了巨大压力。与此同时，人们对“看不见的孩子”这个非盈利组织也产生了质疑。有调查者发文称，“看不见的孩子”2011年总支出约为868万美元，多数经费用来支付员工工资、差旅交通和影片制作，仅32%直接用于实际事务。
而关键问题还不在于此。《科尼2012》有着好莱坞大片式的流畅剪辑，尽管披着纪录片的外衣，可更像是一部宣传片——影片中，拉塞尔问自己4岁的儿子，“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办？”“阻止他！”——这仿佛是意见领袖对公众态度的抽象。历史上，熟知群体心理的政治人物，都是这样煽动民众的：最简单的话语，最坚定的态度，最明确的方式，不断重复的句子……然而这与事实往往不甚一致。当社交网络上的个人意见趋于统一时，一个庞大的群体就诞生了，被社交网络连结的人们，心理结构与其他群体并无区别，当意见汇成洪流，个人、自我的声音将被盖过，最为理性的声音往往就此淹没。这有些令人担心。
尽管如此，《科尼2012》的积极一面仍不能被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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