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说《水浒传》的作者，从明代初年到现在，有四种说法。一是罗贯中独立编撰；二是施耐庵、罗贯中合作完成；三是施耐庵自己创作的；四是当代学者提出来的，认为这是一部积累型小说，是经过民间艺人口头加工、书商编纂整理、文人最后润色而成的。
自上世纪30年代前后，随着苏北坊间陆续出现一些有关兴化施彦端字耐庵并涉及《水浒传》作者的文字资料，这个问题逐渐被人重视起来。到了上世纪50年代，苏北文联对苏北这个施耐庵生平作了调查，并在《文艺报》上发表了《施耐庵生平调查报告》。跟着，刘冬、黄清江两位先生在同期的《文艺报》上发表了《施耐庵与（水浒传）》一文。从此，有关兴化施彦端字耐庵问题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但是，因限于史料和文物证据之稀缺，迄今为止学界主伪派和认真派相互责难不已。其中，1951年发现的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兴化县续志》，因其载有《施耐庵墓志》，又把有关施耐庵其人其事的研究推向了高潮。但正因其提供了确切的施耐庵行状之证据而备受反对方责难。下文即以《兴化县续志》所载王道生《施耐庵墓志》为论述主线，从其文本语源和典章故实等方面，钩稽史料论证怀疑论者之妄说，揭橥该墓志之用语和典章故实并无违背其他文献史料之处，佐证《施耐庵墓志》所述当无异议。
起源：施耐庵实有其人？
1928年11月8日，胡瑞亭在上海《新闻报》刊发了《施耐庵世籍考》一文，披露苏北坊间流传之“施耐庵墓志”，考订施耐庵乃元末明初泰州白驹场（今江苏兴化、大丰）人，但可惜并没有引发学人进一步探究的兴趣。
1951年夏，《苏北大众报》负责人刘冬听闻兴化一带有施耐庵遗迹，即安排同事黄清江实地查访，勘察收获了施耐庵神主、施耐庵墓碑以及民国《兴化县续志》中王道生《施耐庵墓志》等新材料。1952年9月，他们合写《施耐庵与（水浒传>》一文，刊于《文艺报》1952年第21号，旋即引起学术界的注意。
1952年10月，文化部以聂绀弩为首的施耐庵调查组首次实地勘察取证，1953年调查组以徐放执笔撰写了《再次调查有关施耐庵历史资料的报告》。但是，该报告未能及时发表，而且经多次政治运动，辗转秘藏，直到1985年12月才得以刊于《耐庵学刊》。
至1979年，江苏兴化县新垛公社施家桥又发现施廷佐墓砖及铭文《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内有“口祖彦端”字样。1981年10月29日，大丰县大道公社和瑞大队第五生产队社员施俊杰献出《施氏长门谱》（即《施氏家簿谱》），这个家谱为民国七年（1918年）手抄本，自始祖“彦端公字耐庵”起至18世孙止。一系列文字材料和文物的发掘问世，使得兴化-施彦端-耐庵-《水浒传》的证据链串联了起来，使得小说《水浒传》题署之施耐庵实有其人且兴化施家桥施家为其后裔之论，呼之欲出。
1982年，时为江苏省社科院文学所负责人的刘冬再次赶赴兴化实地考察，在判定文物的真实性后撰文《施耐庵四世孙施廷佐墓志铭考实》，指出《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为“施耐庵确有其人的铁证”。
随后，刘冬以江苏省社科院的名义邀请国内数位知名学者前往一同考察。但是始料不及的是，主伪方与认真方就此产生严重分歧，随后掀起了一场源于兴化而波及全球的“80年代施耐庵热”。热归热，但诸如施耐庵墓志等资料是否为现代人伪造等诸问题，最终仍未达成学界共识。
墓志文本的来源问题
溯本清源，要搞清《施耐庵墓志》的真伪，首先要搞清文物的来龙去脉，其次是搞清史料的来源。《施耐庵墓志》从何而来？还要追溯到民国《兴化县续志》的版本源流及其中有关施耐庵材料的来龙去脉。
《兴化县志》共五修，即嘉靖三十八年以前的胡志、万历十九年的欧志、康熙年间的张志、咸丰年间的梁志和民国三十二年的李志。前四种版本不见有施耐庵的材料，唯民国版李志，即《兴化县续志》，载录有关施耐庵的信息有四处：
1.施隐士墓：卷一《舆地志·宅墓补遗》：在县境东合塔围内施家桥，葬元隐士施耐庵。淮安王道生撰志。
2.卷十三《文苑补遗》有《施耐庵传》。
3.卷十四《艺文志·书目·小说家类》：《水浒》，施耐庵著。
4.卷十四《艺文志·古文补遗》有《施耐庵墓志》。
据文化部调查组报告，1918年前后，中央研究院特约著述员李详（李审言）为续修《兴化县志》总纂，分纂人刘仲书，在白驹镇见施氏宗祠供有施耐庵神主，并在施家桥借得《施氏家谱》，载有淮安王道生作的《施耐庵墓志》和施耐庵的《家传》，便抄了下来，留作县志的补遗。
1953年，徐放在一份调查报告中说：“我们在兴化王益谦先生手，得到《兴化县续志》有关施耐庵的材料原稿两份……原稿《施耐庵墓志》和《兴化县续志》上所载的原文是毫无出入的。”至于《兴化县续志》所载《施耐庵墓志》，与胡瑞亭《施耐庵世籍考》所录的文字存在略微差异问题，该调查报告认定胡瑞亭是兴化县仓库文书，为调查户口1928年在白驹施熊处抄去《施氏家谱》，据此撰文《施耐庵世籍考》；刘仲书是在1919年纂修县志时于施家桥通过杨雨孙看到了《施氏家谱》上载的《施耐庵墓志》。由于胡瑞亭是供报纸发表的，文字有所节录，遂致详略之别。
而且该调查报告还引刘仲书的话：“至于《兴化县续志》中的《施耐庵墓志》上所说施耐庵‘生于元元贞丙申岁’，‘殁于明洪武庚戌岁’，都是照《施氏家谱》亲笔抄录的，不会错。”彻底排除了《兴化县续志》上的《施耐庵墓志》据胡瑞亭增益的可能。
既然续志所载王道生《施耐庵墓志》文本材料来自《施氏家谱》，显然家谱的版本及其来源至关重要。目前看来，除了苏北文联丁正华、苏从麟1952年发现的《施氏总谱》有两个版本外，1952年文化部调查组又访得了六个《施氏支谱》和一个尚未公布的《施氏族谱世系》。1979年，兴化施家桥施耐庵墓地附近又出土了施廷佐墓砖及《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经专家辨认，出土的墓志铭表明，在兴化施家桥和大丰白驹镇一带，元末明初曾有一位施以谦之父、施廷佐之曾祖的施彦端。结合1952年文化部调查所见的施祥珠版本家谱，其中载录的“施氏族谱世系”曰：“第一世：始祖讳彦端字耐庵行一，元至顺辛未进士，高尚不仕，元末自苏迁兴后徙海陵白驹，因占籍焉。明洪武初，征书下至，坚辞不出，隐居著《水浒》自遣，孔门第五十七贤之常公之裔，葬于白驹镇西北圩施家桥。” 施氏族谱中的“始祖讳彦端字耐庵行一，元至顺辛未进士……隐居著《水浒》自遣”，与王道生《施耐庵墓志》记述的“公讳子安字耐庵……为至顺辛未进士……先生之著作有……《江湖豪客传》即《水浒》”等，足可相互印证。
墓志文本的语源
兴化施彦端是否字耐庵，是否为《水浒传》作者？30年来，凡是给出肯定答案的，其主要根据有四点：一、《施氏家谱》中“始祖彦端公”右侧下旁注着“字耐庵”三字，且经江苏省公安厅于1982年10月检验证实“‘字耐庵’三字与《施氏家谱》字迹为同一个人所写”，非后人妄添；二、王道生《施耐庵墓志》文本材料来自《施氏家谱》，而《施氏族谱》中杨新《故处士施公墓志铭》中有“先公耐庵……著《水浒》”字样；三、出土的施廷佐墓砖指明施以谦之父、施廷佐之曾祖即施彦端，确认实有其人；四、王道生《施耐庵墓志》中也有“字耐庵”以及“著《江湖豪客传》即《水浒》”字样。
而质疑派主要是就族谱、墓砖铭文、县志所录墓志三者之间的联络关系发难。杭州师大马成生质疑族谱的真实性：江苏省公安厅所证实的“‘字耐庵’三字与《施氏家谱》字迹为同一个人所写”，只证实“字耐庵”三字是民国七年僧满家手录《施氏家谱》时的手迹，但是此三字究竟是僧满家于何时添注上去的？不得而知。马成生在质疑的文中还强调：1979年出土的墓砖铭文《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中，施廷佐是施彦端曾孙，然而，砖上刻着的也是“曾祖彦端”，并无“耐庵”字样。此铭是出土文物，无疑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这，就使旁添的“字耐庵”三字“疑”上加“疑”了。
对此，欧阳健先生认为，满家于民国七年出家为僧，特手录《施氏家谱》以为纪念，故“字耐庵”三字为满家所录；而且，据1953年徐放考察报告称，他们当时看到的几本《施氏家谱》，在“字耐庵”处，该三字一律写在行侧，否定了后来填补的可能。
其他的质疑问题还有不少，下面就以墓志为起点，看看历来质疑派都有哪些疑点，以及这些质疑是否成立。
针对《兴化县续志》载录文本，质疑声音层出不穷，试一一辨析。
1.关于墓志语源是否近代或清代以后用语的问题
“校对”一词的出处，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著述·国学刻书》：“近年北监奏请重刊二十一史，陆续竣事，进呈御览，可谓盛举矣。而校对鲁莽，讹错转多。”由此可知，“校对”一词在明代万历时代已在使用，并非现代人的用语。
“水浒”称谓的出处，明王圻《续文献通考·经籍考·传记类》：“《水浒》者，罗贯著。贯字贯中，杭州人，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此外，许自昌《樗斋漫录》卷六、钱希言《戏瑕》卷一，均曾提到《水浒》，钱氏还说“施氏《水浒》，盖有所本耳”。由此可知，称谓《水浒》一名，在明代嘉靖、万历时已广泛使用。
2.关于字或号“子安”在谱内重名犯讳的问题
有人认为，王道生《施耐庵墓志》中“公讳子安，字耐庵”之“子安”——施子安，指的是家谱中第12代的“子安”，由此反证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显系伪造。对此，欧阳健先生认为，子安应为施耐庵之名，彦端为尊号，由于这个名为当时人所罕知，所以其12世孙也恰巧取了同一个名，正如江阴祝塘梧塍《徐氏族谱》凡例云：“人既散处，闻问鲜通，其幼辈之犯尊讳及等辈之多复名，既难枚举，有一字号而三四人共之。”而且，在《施氏家谱》中不同代亦有同名者，如第9世和第15世，均有“东来”可证。
3.关于“某即某”是否“现代人才有”的问题
墓志有“《江湖豪客传》即《水浒》”字样，为此，何心等质疑称：“《江湖豪客传》即《水浒》”等“不是明代人的口语，而是近代的口语”。有学者唱和道：“为何这个王道生提前六百多年便运用起来？”其实仔细探究，明代已有例证。如袁无涯《忠义水浒全书》“发凡”：
古本有罗氏致语，相传《灯花婆婆》等事，既不可复见；乃后人有因四大寇之拘而酌损之者，有嫌一百廿回之繁而淘汰之者，皆失。郭武定本即旧本，移置阎婆事，甚善。其于寇而去王、田而加辽国，犹是小家照应之法。
由“郭武定本即旧本”可见，明代即有某即某的说法，此并非六百年之后的现代人才有的语言口吻。
关于施耐庵科第问题
此问题来源于墓志中“至顺辛未进士”一句。李骞先生在《谁是（水浒传>的作者》（《文学自由谈》，2007年第4期）中质疑称：
先说“至顺辛未进士”，根据《元史·选举志》记载，元朝开科选士一共进行了七次，分别是仁宗延祜二年、延祜五年；至治元年；泰定元年、泰定四年；天历三年（元文宗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元统元年。
《元史》虽然是皇家修订的，或许有很多不利于统治者的史料会被删除，但是开科考试这样无足轻重的事是断不会漏记的，而且这七次考试是有一定规律性的，即每次科考相隔三年。王道生所说的“至顺辛未进士”，是指施耐庵在公元1331年考取进士，这纯属奇闻，因为至顺辛未这年元朝根本就没有开科考试，施耐庵又怎么考取进士？
那么是不是王道生将“至顺元年”误为“至顺辛未”？然而，至顺元年的进士名单中并无施耐庵的踪影。进士已属天子门生，高中皇榜的人史书上应该不会有误。
再看王道生的“曾官钱塘二载”说，钱塘就是现在的杭州。如果施耐庵在杭州做过官，哪怕是个不入流的小官吏，即使《元史》上没有记录，地方志上也应该有零星记载。但《浙江通志》《杭州府志》《钱塘县志》等地方史书上，元代的大小官员名单中就没有施耐庵或施子安其人。以此推论，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完全是无中生有、道听途说的闭门造车，因为历史上就没有施耐庵其人。
那么，史料上究竟有没有“至顺二年辛未及第”之说呢？这个问题，此前学界一直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故今天仍被很多质疑者反复提及。
欧阳健先生在博文《古代小说与人生体验》，对这一问题作了探讨。欧文称，“元至顺辛未二年进士”实际上确实没有发生过，这就是《元史》不载的原因。但是《浙江通志》却载录“至顺二年辛未”榜，这便是有名无实的“至顺二年辛未余阙榜”疑案。《浙江通志》历来被称为佳志，学术价值、历史价值极高，《四库全书》即予以收录。但是，该志却载录“至顺二年辛未”榜。《四库全书》中钱惟善《江月松风集》卷十二之《杨隐君挽诗》序亦有此说：
君讳亮，字明叔，上饶人。其子观，登至顺二年进士第，授饶州录事，再授翰林检阅而君卒，学士揭公志其墓。
同治版《广信府志·隐逸传》卷九十七《揭文安集》亦如此载录杨观故实：
上饶杨亮，字明叔，元高士也，与钱惟善为友。子观，至顺二年进士，为翰林检阅。亮卒，钱惟善挽诗有“身入凤涛亲在念，恩沾雨露子登科”之句，载《江月松风集》。
此外，有人以施耐庵之名不见于《元统元年进士题名录》为怪。据欧阳健先生考证，钱大昕《元进士考》载：元统元年（即至顺四年）癸酉科进士百人，自周同、李齐、余阙，至虎理翰、张兑，共41人。其中，它包括《浙江通志》已录为元统癸酉李齐榜的许广大、录为至顺三年壬申的宇文公谅、录为至顺二年辛未余阙榜的刘基、叶岘，尚缺59人，杨观、施耐庵不在其列，不足为异。
《浙江通志》中“至顺二年辛未余阙榜”“至顺二年进士”的存在，是史料呈现于世人面前的，证明了“至顺二年辛未进士”之说确实存在，证实了施耐庵墓志所记述之“耐庵……为至顺辛未进士”并非后人向壁虚构。总之，家谱以及续志所载《施耐庵墓志》为后人伪造说之立论，难以成立。
（本文承蒙欧阳健先生不吝指教并提供有关文献、资料，特此鸣谢）
作者单位：阜阳日报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