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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家郁风述说王世襄]王世襄

    来源:六七范文网 时间:2018-12-31 11:29:37 点击:

         听说王世襄来港主持中文大学主办的明代家具展览开幕,不禁怀念起我们一同住了二十多年的北京芳嘉园小院。他和袁荃猷夫妇二人至今仍住在那里,就为了他的宝贝明代家具太大太多而无法搬人有现代设备的居民楼。到了冬天就要在屋檐下储备大批煤饼和木柴,安装火炉烟囱,每天弄火炉,一手煤黑。
      自从香港三联书店约五年前出版了他那八开大本豪华版《明式家具珍赏》以后,海外学术界才知道他是这方面的几乎唯一专家。一些对此有兴趣的朋友和收藏家,有机会到北京都要去拜访他。那芳嘉园小院已不复当年,全盛期应在“文革”前的七八年间。这所传统的北京四合院原是王家旧居,王世襄就在这里出生长大。“反右”以后,王世襄也戴了帽子,大概觉得自己独家住不合适,但又不愿出租给不相干的人,于是我和苗子带三个孩子便搬进东厢房五间,不久张光宇一家搬进西厢房,从此认识我们三家的朋友便更多地来串门儿了。
      小院有海棠树两株,枣树、核桃各一株,后来东边海棠已太老而枯死,便锯掉留下桌子高的树桩。有一天王世襄推滚一块约一米直径的青石板来,放在树桩上便成为夏夜朋友们来喝茶围坐的圆桌子。
      “文革”时我们入狱,我们的东厢房两大间搬进一家人,另一间贴了封条,只留两小间给三个孩子。王世襄夫妇下乡人干校,在居委会的安排下,芳嘉园小院便成为八家人的大杂院。东厢房前面的篱笆连同盘绕在上面的粉红色蔷薇都拔掉了,篱笆外王世襄搭的棚架连同挂在上面的葫芦全拆光了。北房走廊和院子正中都搭起铁片盖的小棚做厨房。
      直到1975年我们从秦城监狱回到家里,还是这样住了八家人。又住了六年,我们总算分到了新的居民楼,搬出芳嘉园。而王世襄为了他的家具收藏,至今仍住在那里。但经过这十年来不断跑房管所和“落实政策”办公室,如今小院里只住三家人了。
      
      柜中人
      
      凡是去过芳嘉园拜访王世襄的人,都会惊讶:那些本该陈列在博物馆中的精美明式家具竟然是挤在一堆,高条案下面是八仙桌,八仙桌下面是矮几,一层一层套着。光滑而显露木纹的花梨长方桌上,放着瓶瓶罐罐,吃剩的面条,半碗炸酱。紫檀雕花、编藤面的榻上堆放一些被褥,就是主人就寝的地方了。
      大书案边上的坐椅竟然是元代式样带脚凳的大圈椅,而那结构精美的明代脸盆架上搭放着待洗的衣服。就是这样,由于没有空间,生活用品和收藏品便无法分开了。
      1976年唐山地震时,北京居民也紧张了一大阵子。那第一天夜里,芳嘉园我们住的东厢房上面就掉下来一块屋脊。次日所有八家人的大人小孩都集中在小院里搭床睡觉,后来遵照派出所通知转移到日坛公园去搭帐篷住。
      而王世襄不肯离开他的宝物,便想出一个办法:在那紫檀大柜的搁板上铺上毯子,他正好钻进去躺下,勉强把腿伸直。于是约有好几个月的防震时间,他便成了柜中人。据说这办法很保险,如果地震平房塌下来,无非是梁柱倒了,瓦片落下,这紫檀大柜足以抵挡。而且,他的住房本已漏雨,睡进柜里连下雨都不怕被子湿了。后来苗子书一联赠他:
      移门好就橱当榻
      仰屋常愁雨湿书
      横批是“斯是漏室”。
      看过《明式家具珍赏》的人,都以为编著者王世襄的收藏是家中祖传,其实非也,几乎都是数十年中一件一件辛苦买回来的,每一件也都要费不少工夫,要跑遍旧家具市场,要选到他认为年代样式都够格的,要和市场上行家广交朋友,要查考那件东西的来路,最后还要价钱他能买得起。因此他买到的好东西,常是略有损坏,这样才可以杀价,而他有些好手艺的老师傅朋友,可以帮助他修整完好。
      在芳嘉园经常可以看见他把木器扛出扛进。包括他那本图录的照片,也是他自己每次一件扛出大门外雇一辆平板三轮车运到照相馆去拍的。他要求灯光角度背景都恰到好处。当然,在图录中属于他自己的藏晶只是一部分。
      为了这门学问,他不只是披阅抄录古籍,而且到过苏州、广州、扬州,遍访木器作坊老师傅,因此在《明式家具珍赏》之后,他又出版一本更为重要的《明式家具研究》,除了辑存古人知道,更总结了活的经验。
      我虽对此一窍不通,可是我亲眼看到一张椅拆开榫头,他讲给我听那巧妙精密的结构,不用任何螺丝钉铁活,全靠榫头互相咬住,便能坚固承重。而他的夫人袁荃猷,竟也能将各种不同的榫头结构,画成极为精确的立体透视图,真使我这个画家瞠目结舌,佩服得五体投地。
      
      北京鸽哨
      
      一片晴空白云,随风传来空中悠扬琅琅之音,时近时远,恍如仙乐来自云中。如果眼力好,走上高处远眺就能看见鸽群闪闪飞来,等到稍近,到了蔚蓝天空背景下,便可看清阳光下两翼缓缓扇动的白鸽。而那哨音近了,更能听出高低参差的和声。
      我从小生长在北京,不论是春暖花开或天寒欲雪,都听惯了清晨来自天空的鸽哨一遍一遍飘过。只要住过北京的人都会有这印象,它成为北京的标志。据老北京人说,只有日本占领那几年,人的粮食都不够,又没有好心情,谁还养鸽子。于是整个北京城沉寂无生气。
      我在小学时就有几个男同学养鸽子,他们聊起来瘾头大极了。可我从未见过系在鸽尾上的鸽哨是什么样儿。
      直到人到中年搬到芳嘉园住,才看到王世襄家整箱的鸽哨,由大到小排列成套。那是用葫芦制成,精工细作镶有五六个竹管,葫芦上还有火绘花纹,简直是绝好的完美艺术品。
      然而这许多箱不同种类的鸽哨并非只是收藏的古董,而是曾经系在王世襄养的鸽子尾无数次飞上云霄的。他从小学时就养鸽,数十年来,直到“反右”以后才伤心地放弃。
      在澳洲,在美国,随处可见肥胖的鸽子,成群地围着你脚下转。
      可从未听过空中如仙乐的鸽哨。
      养鸽子不像养别的鸟,只须装在笼里喂食。北京人养鸽子相当普遍,兴趣就在每天放它们飞向天空,响起哨音,盘旋数周又能自动成群飞回家来。至于鸽哨的讲究和学问,却高低深浅各有不同了。
      去年尾收到王世襄袁荃猷夫妇寄赠他们刚出版的小书《北京鸽哨》,图文并茂,把鸽哨的历史、品种、佩系与配音,制哨的名家,制哨的材料、方法,完完整整编写出来,在中国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专著了。附录中有一篇大约是德国人用世界语写的短文,说在欧洲16世纪有记载,某帝王叫人养鸽带哨飞放供娱乐;爪哇有竞飞比赛,看谁的鸽子先回到主人手臂上;并说鸽哨起源于中国。
      据王世襄考证,中国在10世纪北宋时就有张先写出“晴鸽试铃风力软,雏莺弄舌春寒薄”之句。他认为制鸽哨的匏和竹都在古代八音之列,有朝一日如在汉墓遗址中发现鸽哨也不奇怪。
      王世襄在这本书的“自序”中说:“犹忆就读北京美侨小学,一连数周英文作文,篇篇言鸽。教师怒而掷还作业,叱曰:‘汝今后如再不改换题目,不论写得好坏,一律给P(P即poor)!一后来他人燕京大学,刘盼遂先生授“文选”课,“习作呈卷,题为鸽铃赋,可谓故态复萌。今年逾古稀,又撰此稿,信是终身痼疾,无可救药矣!不觉自叹,还复自笑也。”
      
      乐在其中
      
      人们的生活水平有高有低,但生活情趣却不一定和生活水平成正比例。大清早驾车去接了女友上浅水湾酒店吃两份自助早餐,自以为“得晒”;而那些穿着拖鞋走上街口茶楼一盅两件,或北京人提着鸟笼上公园做一套鹤翔桩气功,回家沏一碗香片茶,同样自我感觉享受。
      懂得并讲究生活情趣的人,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很自然地形成自己的生活方式,乐在其中。
      王世襄就是这样一个最有意思的人。他从小爱玩儿,一直玩到老。玩的花样多,样样玩得讲究、地道,而且玩出大学问来,写成书,不是一般的书,是只此一家的专门的书。他在那本《鸽哨》的自序中写道:“我自幼及壮,从小学到大学,始终是玩物丧志,业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怀鸣虫,耩鹰逐兔,挈狗捉獾,皆乐之不疲。”应改为“玩物并未丧志,而业立于嬉”。
      我们同住在他的芳嘉园小院二十多年,每天天一亮,就听见他推着单车从我们东厢房窗下走出大门。
      他是先到朝阳门大街旧文化部大楼前打太极拳,等到七点,对面朝阳菜市场一开门便进去买菜,所有男女售货员都是他的“老友记”,把最新上市的鲜鱼、嫩菜、大闸蟹等都留给他。
      然后到卖早点摊上装满一大漱口缸的热豆浆,一手端着,一手扶车把,骑回家来,与夫人共进早餐。不分冬夏,天天如此。
      那一年我们搬出芳嘉园之后,刚过了春节不久,北京还是春寒料峭。我家住的居民楼离热电站较近,二十四小时都能保持室温二十度。
      “你们这儿好热呀!”王世襄一进门就嚷热,我一看他穿了一身黑布厚棉袄棉裤,头戴“老头乐”帽子(即连头带颈只露两眼的绒帽),腰间还系紧一条粗麻绳。
      “瞧这身儿打扮,真棒!”我叫他快脱棉袄,他说别忙,先从棉袄大襟里掏出一个又一个刻花盖瓦罐,小心地放到桌上,然后才解开那根粗麻绳,脱下厚棉袄。原来瓦罐里装的是纺织娘,过一会儿就银铃般叫起来。好久未见,王世襄七十多岁的人仍是“冬怀鸣虫,秋斗蟋蟀”。不久以前有一次星期天,我顺路去芳嘉园,只有袁荃猷大姐在家,说他一个人去香山逮蛐蛐儿(即蟋蟀)去了。
      说起袁大姐这位主妇真够她为难的,家里已经塞满各种大小件不能碰的东西,她的吃喝穿戴日用东西东躲西藏无处放,而王世襄还在不断折腾,时常带回一些什么。她常说累得腰酸背痛连个软沙发椅都没得坐(因为沙发无处放),家里全是红木硬板凳。但是我了解她的“抱怨”其实是骄傲和欣赏,而绝不是夫唱妇随的忍让。袁荃猷出身大家闺秀,弹得一手古琴,在音乐研究所工作多年,编著中国音乐史,会描花剪纸,手巧心灵。没有她的合作,王世襄的几本图录都不会如此精彩。
      
      吃的行家
      
      王世襄不但每天买菜是行家,哪家铺子能买到最好的作料也是行家。不但吃的品味高,做的手艺也是一流。在香港如果有人宴请,席上鲍鱼,对于我算白白浪费,根本不觉得好吃,甚至咬不动。但是我吃过王世襄从发到炖一手做的鲍鱼,那真是棒!软、糯、香、醇,没得比了。他还善于尝菜,到了有名的菜馆,朋友们发现精晶都愿听他的晶评,他不但尝出好坏,还能说出用什么配料,多少火候等等。
      然而他并非只做高级菜,我也尝过他平时自己吃的炒青菜,一炒就是二斤一大碗,颜色碧绿,味道正,人口爽脆,他能一顿全吃光。他发明的烹大葱已在熟朋友中流传。北京多数季节都能买到山东大葱,每根比大拇指还粗,不用任何配菜,只用适量作料一烹,这道最便宜的菜也能上酒席。
      “文革”之后,我弟弟在美国三十多年第一次回国探亲,就想吃他小时候在北京吃惯、三十多年没吃过的麻豆腐。实际上就是做完豆腐的废渣,颜色灰不溜丢,味道有点酸涩,南方人简直不能人口,这是北京人最土的家常菜。讲究的要用羊油炒,放少量鲜青豆和干红辣椒。可当时那季节北京没处买,于是王世襄出于对远客念旧的同情,便不怕费事地经过许多道工序,竟然做出了麻豆腐。
      过了许多年,他的“美食家”名声和他的明式家具、鸽哨、竹刻、蛐蛐儿罐……各种民艺专家的名声同样传出去了。
      就在两年前我离开北京前不久,有一天他又来到团结湖串门儿。我看到报上全国一级厨师大赛昨天在人大会堂举行,评判员中就有他。我便问他:
      “这回南北美味可尝饱了吧?”
      “瞎!别提了,昨天在人大会堂泡一天,晚上回家饿得什么似的,还得吃碗稀饭睡觉。”
      原来他一天之内尝了川、广、云、贵、苏、扬、京、津各地口味八十多道菜,可每样入口只能抿那么一小点儿,必须保持饥饿,否则一饱不想再吃就尝不出味道,无法评判了。这对于嘴馋的人还真是个考验呢!
      他还拿出一篇为《烹饪》杂志写的文章给我们看,题目已记不得,只记得他讲给我们听的内容,涉及当时流行最引起我反感却又没有资格反对的一件事,原来他也反对,这真让我高兴!那就是自从改革开放,新的宾馆餐厅争奇斗艳,时兴把一盘菜硬是摆弄成龙凤、熊猫、牡丹,甚至桂林山水,整个儿成了庸俗的工艺晶,哪里还能引起食欲。
      他是从中国传统的色、香、味理论谈起,主张一切不能离开美食本身的质和形。一种蔬菜或海鲜禽肉,就是要最好地发挥它本身的色、香、味。要讲究不同菜看颜色的配置,也包括盘碗瓷器的配置,但是菜就是菜,肉就是肉,不能是别的什么。这就从根本上反对了那种雕琢工艺品式的菜肴,厨师训练只须学烹调专业,不必花一半时间去学雕刻技术了。
      
      《奇人王世襄》
      张中行等著李经国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年4月版
      责任编辑:张琳
      定价:37.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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