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新加坡，奔波下南洋1942年2月4日清晨，郁达夫与胡愈之、邵宗汉、王任叔夫妇、陈仲达夫妇等共计二十八位男女老幼难民，乘坐一条小电船，悄悄逃离新加坡。
郁达夫随身携带的只有两个手提箱，他艰难搜集得来的满屋珍贵书籍，不久在日军的轰炸中焚毁。日军飞机在头顶超低空盘旋，寻找着下一个轰炸目标。小船驶离海岸后不远，敌机的大编队就轰鸣着飞过来，新加坡城内不时响起震耳欲聋的轰炸声，天空中弥漫着硫黄的气味，刺耳的防空警报声响彻云霄。大家都很紧张，缩着身子坐在小船上，也不敢大声讲话，害怕敌人能够听见，而把自己当作下一个目标。历经艰险，晚上郁达夫一行终于抵达荷属加里曼小岛。因为大家多数没有办理合法入境手续，所以被扣留了两天。两天后，加里曼小岛也成了日本飞机的攻击目标，大家也都被释放出来，重寻生路。2月6日，大家乘坐小船，离开加里曼岛，晚间登上另一座小岛，名为石叻班让。休息一晚之后，大家商议，为了缩小目标，决定分头逃亡。郁达夫与胡愈之等七人为一组，向爪哇进发。郁达夫一行七人经过印尼望嘉丽岛时，因无入境手续，被荷兰官方（印尼初为英国殖民地，后由荷兰接管。1945年8月17日，印尼宣布独立，成立共和国）扣留了数天，16日移到望嘉丽岛对岸的保东村，受到了当地华侨陈仲培一家人的热情招待。郁达夫考虑到这次逃难可能会是长期的过程，于是决定学习印尼语言，以适应可能到来的长期的南洋生活。他们在保东村住了一个半月，为了能够长期隐蔽，他们又分成两批，各自寻找偏僻的地方隐藏。郁达夫与王纪元分到了一组，他们先行出发，来到距离保东村不远的彭鹤岭隐蔽起来。为了能够长期生存下去，他们开了一家杂货店，郁达夫化名赵德清，当店主；王纪元化名汪国材，充当伙计。4月中旬，郁达夫和王纪元已在彭鹤岭隐藏了一个多月，因日军搜捕进步人士的风声很紧，郁达夫与王纪元决定向苏门答腊内地转移。途中，王纪元病倒，留在当地养病。郁达夫则乘坐一艘舢板小船继续前行，上岸后乘上了一辆公共汽车。这辆巴士的司机和乘客除了郁达夫这个中国人之外，都是印尼人。郁达夫为了防止被抢劫，身着蓝布工装，化装成当地苦工的模样。他刚刚开始学习印尼语言，所以根本也听不懂他们之间的对话。巴士刚刚拐过一道弯，突然，迎面驶来了一辆日本军车。巴士司机想要回避，已经来不及了。日本军官跳下车来，嘴里呜啦呜啦地说个不停。巴士司机和乘客听不懂日语，都很慌张，不知所措地呆立了几分钟。眼见日本军官说话速度愈来愈快，很生气的样子，大家更加害怕，有些人开始向四下里逃跑。突然，车上跳下来几个日本士兵，拉开枪栓，对着那些逃跑的人们瞄准，嘴里大声喊叫起来。郁达夫原先并不准备暴露自己的，他听得懂日本军官的话，其实只是询问路线。但是，此时千钧一发，稍一迟缓，那些逃跑的印尼人就有可能被枪杀。他顾不得自己的安危了，站起来用日语给日本军官指明了路线。日本军官没有想到在这个穷乡僻壤，能够遇见会讲日语的人，非常高兴，喝令士兵放下枪，临走的时候，还顺手向郁达夫行了一个军礼。一场危机，就这样化解了。日本军车绝尘而去，巴士重新上路。车上的印尼人从刚才的惊恐中醒悟过来，都用吃惊的目光看着郁达夫。这个穿工装的华侨，竟然可以说一口流利的日语，日本军官还向他敬礼，他一定是日本派过来的间谍，而且肯定是个军阶很高的间谍。苏门答腊小镇终于来到了苏门答腊西部高原小镇——巴爷公务。印尼司机将郁达夫送到广东华侨开办的海天旅馆时，偷偷告诉老板说，这个人是日本来的大间谍！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当地人们都纷纷传说：海天旅馆里住着的那个叫赵廉的人，是一个冒充中国人的日本大间谍！好长一段时间，巴爷公务的华侨们都不敢与郁达夫讲话，害怕他是前来调查自己的日本间谍。一来二去，驻在三十里地之外武吉丁宜的日本宪兵，也知道在巴爷公务，有一个会讲流利日语的赵廉，所以，以后每逢需要翻译时，就来找他。6月初，郁达夫被武吉丁宜的日本宪兵“请”去担任翻译。当时与郁达夫一起逃难的好友胡愈之回忆说：“达夫进了宪兵部，就想法脱离这个魔窟。他始终装作一个有钱的商人，与政治有关的事，他表示什么都不懂。他只答应暂时帮忙翻译，不收宪兵部的薪金。但在担任通译时，他却帮助了不少人，其中大部分都是印尼人。达夫当时懂得马来语，不过几句，但因为宪兵全不懂马来话，所以遇到审问印尼人时，仍要他做翻译。他把印尼人的供词翻译成日语时故意为他们减轻罪证，因此开脱了不少印尼人。武吉丁宜附近一带华侨人数甚少，日本人对他们本来就不十分注意，有时宪兵部接到暗探报告，有关于华侨的，达夫探悉以后，就暗中通知当事人，设法消弥。所以郁达夫任通译的几个月中，武吉丁宜宪兵部没有杀过一个中国人，偶尔有被拘禁的，不久经过达夫的暗中营救，也都被释放了出来。”日本学者铃木正夫的研究和采访，也证实了上述说法。郁达夫离开新加坡时，身上带的钱并不很多，他一生本来不善理财，又将手中积累的大半交给了郁飞，所以，来到苏门答腊两三个月后，他的生活就已经开始捉襟见肘了。当时逃难前来的文人朋友们的情况也大致相似。为了维持生活，解决大家的生活困难，郁达夫出面向当地华侨朋友募集了四百盾的资金，开办了一家“赵豫记酒厂”，他任老板，张楚琨担任经理和工程师，胡愈之管账。资金太少，费尽思量，大家又都是文人，提笔作文著书还可以，真要兴办实业，又何其难哉。经过反复试验，多次失败，后得到爱国华侨许乃昌的大力支持，终于酿成了两种白酒，分别取了“双清”和“初恋”两个颇带日本风情的酒名。销量还很不错，所得利润也就可以保障大家的生活。郁达夫感到十分高兴。1943年2月，郁达夫谎称自己患有肺病，还出资买通了日本医生，给他开具了病历证明，据此向日本宪兵队辞去翻译一职。当时的肺病被视为不治之症，又易于传染，所以日军也很害怕，不得不同意他辞职。这样，郁达夫就成为专业的“赵豫记酒厂”的老板了！ 重组家庭，恩爱和谐为了能够更好地长期隐蔽下去，同时也因为单身的郁达夫生活上没有人照顾，朋友们都劝说他在当地找一个女人再立家庭。后来，友人给他介绍了广东华侨陈莲有女士，二人于1943年9月结婚。陈莲有女士这一年还不到二十岁，出生于广东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没有读过书，兄妹七人，饱受苦难生活的折磨。她嫁给郁达夫之后，感到这是她人生中最为幸福的时期。因为她从小节俭惯了，总是舍不得花钱，郁达夫就劝她：“钱你就随便花吧，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在这对老夫少妻的共同生活中，郁达夫总是让着她。他曾经写过“洞房红烛礼张仙，碧玉风情胜小怜”等诗句，显示出对这段婚姻生活的欣慰和满足。对于这段生活，晚年的陈莲有曾经有过深情的回忆，由郁达夫未曾谋面的女儿郁美兰记载下来：父亲在婚后对母亲格外关怀、体贴，尤其是当母亲身怀有孕，出门行走不便时，总要悉心搀扶着母亲，这对从小受苦而又缺乏家庭温暖的母亲来讲，印象真可谓刻骨铭心。她回报父亲的，当然也是无限的柔情和深深的谅解。母亲曾问及父亲过去是干什么的，父亲回答说是“读书匠”，因此每当看到父亲在看书深思或写字时，母亲从不去打扰父亲，甚至连走路都要蹑手蹑脚，让父亲能在一个静谧的环境里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当有客人来找父亲时，母亲在礼貌地送上茶水表示欢迎后，就主动回避，有时还起‘放哨’的作用。这种默契与和谐，也正是身陷日本法西斯严密监视处境下，父亲所希冀的最好结局，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家、诗人郁达夫，在他一生中最艰难、最危险，也是他最成熟的日子里，会与一个不识字的华侨女子结婚了，这就是郁达夫的性格。在结婚证书上，郁达夫用的名字仍然是“赵廉”，他将陈莲有的名字改为何丽有。后来他向朋友们介绍何丽有时，曾经促狭地说：“何丽有，意思是何丽之有？”何丽有的长相的确算不上美丽，但她的温柔贤淑和务实本分，却正是身处日军铁蹄之下低调隐蔽生活的郁达夫所需要的。吴柳斯在《忆流亡在苏岛的郁达夫》一文中，对此时的郁达夫的家庭生活有过回忆：“他晚年的言行举止，使我认识到他不仅不是一个颓废派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个爱国的、有正义感的、爱憎分明的文学家。他具有一颗爱人类的善良的心。他的生活方式，虽然是罗曼蒂克的，爱喝酒，爱打麻将，不修边幅，不拘小节，但他在流亡期间，生活作风是严谨的。即使在日本宪兵部任职期间，从未听人说过他与日本宪兵同流合污，胡搞女人的不轨行为。他离开日本宪兵部之后，朋友们劝他成立一个家庭，认为这样一方面可在生活上有人照顾；另一方面也可借以掩护自己，免得日本宪兵怀疑他的来历（因为当时日本人还未发现他是郁达夫）。当时也有很多人为他做媒，但他只选中一位被人认为与他身份很不相称，既没有文化，又非相貌胜人，而且是婢女出身的华侨姑娘做自己的伴侣。朋友们问他为什么要选这位姑娘做太太，他说：‘我完全是因为同情她的身世，而与她结成伴侣的。’由此可看出他的为人和心地了。”身份暴露，客死他乡郁达夫有收集好书旧书的嗜好，虽在极端危险的日据时期，此趣也丝毫不减。他明明知道这样做会给自己带来极大的危险，但每次见到好书，他还是犹如飞蛾扑火，必欲置之书柜而后快。当时日本宪兵部将没收当地荷兰人和其他欧洲人的书籍堆放在露天的院子里，视为垃圾。郁达夫每次总是有办法从中弄出一大批珍版书籍，英文的、德文的、荷兰文的、意大利文的、印尼文的等等众多印刷精美的外国图书，在他的书房里排成书墙。他陶醉其中，得意非常，让来访的朋友们既感到羡慕也为他担心。每次日本官兵来到酒厂时，郁达夫总是让夫人拿出度数最高的白酒来，劝他们喝得大醉，而他自己却并不怎么喝。每次等到日本官兵醉归之后，郁达夫都会咬牙切齿地说：“喝吧，让这种高酒精度的白酒，慢慢毒死这些坏东西！”他本来就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办酒厂后，他手里有了一点儿余钱，总是喜欢资助当地生活艰辛的穷苦人家。出门散步或者拜访朋友，遇到乞丐和流浪汉，他总要将口袋里的钱施舍得一文不剩。1944年1月，由于汉奸洪培根的告发，郁达夫的真实身份暴露，从此他处于日本宪兵的密切监视之下，日本宪兵针对他的专案侦查工作也从此全面展开。胡愈之曾经劝告过郁达夫，让他寻机逃跑。郁达夫回答说：“我是躲避不了的，最近宪兵每天到我家里来吃酒闲谈，虽然没有说穿，显然我已经被监视了。我是逃不了的，索性不动声色，等事情爆发了再作打算。”他转而劝说胡愈之：“你们不要管我了，你们还是应该先离开，不然，等到事情弄大了，恐怕大家受到牵连。”二人商议后决定，胡愈之和兹九前往棉兰，张楚琨和高云览等人前往巨港。最后，他们都成功地逃出了巴爷公务镇。但日本宪兵还是逮捕了十多位华侨，都是平时与郁达夫有过来往的朋友，可见对他的专案侦查正在进行之中。7月22日，郁达夫与何丽有的长子大雅出生。到了这年的8月中旬，日本宪兵的侦查工作结束。日本宪兵来到郁达夫家里，一看到他，就喊他“郁先生”，突然改变了平素的“赵先生”的称呼。“郁先生，你害得我们好苦。为了你的案子，我们工作了大半年，到上海、东京都去调查过了。”郁达夫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完全暴露，倒也并不惊慌，回答说：“你们为什么不直接问我呢？你们要是直接问我，我早就说了，干吗要费这么大的事？哈哈，我请你们喝酒好了，算是慰劳你们的辛苦了。”日本宪兵临走的时候，又敲诈说：“老郁，为了调查你这个案子，我们可是花了不少钱了。”郁达夫无奈之下，只好拿出一千盾的军票送给他们。这批官兵，拿了钱就离开了。此后，日本宪兵部也没有拘捕郁达夫。郁达夫与胡愈之等好友研究过这件事，大家“觉得也没有什么奇怪。因为郁达夫是一个著名的作家，在日本的名声很大。宪兵侦查的结果，认为他在沦陷时期，并无反日的实际活动，但他有民族的良心，如果把他拘捕起来他一定宁愿牺牲，不愿用郁达夫的名义和敌人合作。如果把他杀掉徒然显示日本的残暴，对于日本并无好处。所以这一案子实在不好办。这样，倒不如把这案子瞒下，暂不举发。同时仍加强严密监视，好在他是逃不了的”。大家都相信，日本宪兵没有逮捕郁达夫，原因就在这里。 1945年2月13日，农历乙酉年正月初一，郁达夫写下一份《遗嘱》：余年已五十四岁，即今死去，亦享中寿，天有不测风云，每年岁首，例作遗言以防万一。自改业经商以来，时将八载，所得盈余，尽施之友人亲戚之贫困者，故积贮无多。统计目前现金，约存两万余盾；家中财产，约值三万余盾。“丹戒宝”有住宅草舍一及地一方，长百二十五米达，共一万四千余盾。凡此等产业及现款金银器具等，当统由妻何丽有及子大雅与其弟或妹（尚未出生）分掌。纸厂及“齐家坡”股款，因未定，故不算。国内财产，有杭州官场弄住宅一所，藏书五百万卷，经此大乱，殊不知其存否？国内尚有子三：飞、云、荀，虽无遗产，料已长大成人。地隔数千里，欲问讯亦未由及也。余以笔名著录之作，凡十余种，迄今十余年来，版税一文未取，若有人代为向出版该书之上海北新书局交涉，则三子之在国内者，犹可得数万元，然此乃未知数，非确定财产，故不必书。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郁达夫从广播里听到这个消息，无比兴奋，马上四处告知，并拿出好酒来，和朋友们欢庆胜利。此时，正在巨港开办肥皂厂的张楚琨，从一位在日本宪兵部做翻译的台湾人口中无意中听到了一个惊人的内幕消息。那个台湾翻译，操着一口流利的闽南话，与张楚琨攀了老乡，见面就对他说：“乡亲，你拣了一条命！你和郁达夫一伙数十人，都是从新加坡逃出来的文化人！宪兵部一年前就查清了，打了一份电报请示东京帝国大本营，回电是‘严密监视，一网打尽’。原定1945年9月1日在全苏岛肃清不稳分子，楠榜的埋人坑已经掘好，将被活埋的有数十人，除了你们以外，还有‘侨长’、侨领、侨校校长、印尼人政治头目和社会名流。你们在巨港、巴东、棉兰、巴爷公务等地的人也将在同一天做忌。现在好了，天皇投降了，你们可以干杯了。”张楚琨听到这个消息后，急忙派人前往巴爷公务，通知郁达夫。郁达夫听后，并不怎么在意，他认为，日本不是已经宣布投降了吗？何惧之有？8月29日晚间8点，在郁达夫家中的餐桌边，汪金丁、吴柳斯等好友围坐在一起，商量着关闭酒厂和重返新加坡再转回国内的事情。这时，门外来了一位年轻人，用印尼话跟大家打过招呼后，说：“郁先生，有件事，单独跟您说一说。”郁达夫跟随着他走到门外。不一会儿，郁达夫进门来，对大家说，有点事情必须外出片刻，并要大家不要走，等着他回来后接着商量。郁达夫也没有换衣服，还是穿着那套蓝条纹的睡衣，脚上穿着一双拖鞋，走路时“吧嗒吧嗒”地响个不停。他与那位年轻人走上了街头。大家以为他是出去喝咖啡，或者喝酒去了。等到9点钟，仍然不见他回来，大家也都没有在意，以为他肯定是喝醉了，于是便各自回家，商定明天再来会谈。而就在这一天晚上，郁达夫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他曾经在日本宪兵部被迫担任翻译，知道了太多不该知道的秘密。日本宪兵预感到战争之后，审判必不可免，于是，便将郁达夫这个有力的“证人”杀了灭口。第二天早晨9点，郁达夫与何丽有的女儿郁美兰出世。这个可怜的女儿，自打出生就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就在黎明即将到来的时刻，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颗耀眼的明星，划破南国漆黑的夜空，陨落他乡。（责任编辑/穆安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