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之间，过去了四十几年。 前些日子里，张弩老师的脸庞不时地在我的脑海里叠印着，清晰之后又朦胧，模糊之后又突显。那日清晨，冥想之中，一道闪电在我眼前掠过，那是一句我从未想到的缅怀之辞：我从来没有见过张弩老师的笑容。
回首的蓦然，我才发现我从来没有见过张弩老师的笑容。
有些沮丧。
即使这十五六年，一次又一次地面对张弩老师的那张遗像，凝望那张没有笑容的脸庞，我也未发现我竟然从来没有见过老师的笑容。
怎么会这样？
是的，我从来没有见过张弩老师的笑容。
此刻，面对张弩老师的遗像，我久久凝望着，觉得，老师似乎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张弩老师久久地注视我，好像等我说一些什么。
其实，弟子已经盼了好多年了，盼着在人世能够聆听老师发自天堂的声音。
老师要说一些什么吗？
遗像里，老师无语。
那么，就让弟子把满腹的话语，向老师倾吐……
我从来没有见过张弩老师的笑容，从上他的第一堂语文课开始，到几年后离开中学母校。无论在校园的大道上、树荫底、灯影里；或是在教室内三两同学围在他身边讨教；或是偶尔去他办公室交作业；即使师生们下乡参加农业劳动，朝夕相处，晚上同在一间大农舍里打地铺……我都没有见过张弩老师的笑容。
张弩老师把笑容藏在哪里呢？
难道他从前也没有笑容？
浩劫年代，陷入灾难中的老师当然不会有笑容；他虽然谈不上神态自若，却也没有让委屈的、悲苦的，乃至愤怒的神情流露。我偶尔一瞥他那脸庞，觉得有一种让周遭人们不易察觉的阴郁若隐若现。
在那样的日子里，张弩老师应有许多话要说因而更无话可说。
而我，想和老师说点什么，却不可也不能更不敢说！
成为张弩老师的学生，那时我不懂得这是一种缘份和一种幸运。
1964年，我从大同小学毕业，考初中，被厦门四中（即大同中学）录取。第一堂语文课令我终身难忘：上课铃声响起之时，当个子不高的张弩老师出现在教室门口，教室内像无数蜜蜂嗡嗡作响的嘈杂声倏地消逝……真是太神奇，是什么样的力量把吵吵嚷嚷的少男少女镇住？如今回想起来，正是那张没有笑容的脸庞，辐射一种电流，让整个课堂寂静下来。
我难得不说话不做小动作，整堂课自始至终睁着眼睛盯着张弩老师，听课。是被他吸引，也在打量他。后来，一堂一堂的语文课，如此近距离地面对张弩老师，我竟然没有发现那张脸庞从来没有露过笑容。
初中教我的老师，少说也有二三十位，能让课堂鸦雀无声的只有两位，一位是音乐老师蔡苍泽，一位即张弩老师。两位老师对学生的批评都毫不留情，却风格迥异。前者美声唱法，张扬得很，好像《过雪山草地》唱到“风雨侵衣骨更硬”，十分高亢；后者则如吟诵《苛政猛于虎》之起句：“孔子过泰山侧……”虽内敛，浑厚的低音却很有威慑力，让全班同学感到一种陌生、紧张和束缚，而不敢造次，不敢乱说乱动。有的同学暗地里说张弩老师就是“苛政”，却不知，老师一直被“苛政”苛着。在讲解这篇课文时，张弩老师那张没有笑容的脸庞，露出我们从未见过的铁青色，整个课堂极度寂静，此时，若有一根针掉在地上，一定听得真切。每一个同学似乎都屏住呼吸倾听，似乎有些惊骇地被张弩老师带入一个有些恐怖的情境……不知怎的，我眼前出现一片黑夜里的旷野，张弩老师站在那里，孤独地对“苛政”严厉痛斥：“苛政猛于虎焉！”那极度愤懑悲戚且低沉的声音极具穿透力，感染了全班同学，至今还在我心中回荡。不过，我那时怎会理解，这是老师数十年人生的沉痛体验而发出的控诉之声呢？
我久久地凝望着张弩老师的遗像。
第一次见到这张遗像，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学长蔡燕生的一本文史纪实著作里，张弩老师的这一张惟一的免冠标准像，和我不期而遇，我惊呼：我的张弩老师！仿佛见到老师本人一样，我十分激动，平静之后，久久地凝望着，那样熟悉，又那样陌生……
――戴一副赛璐珞透明框子的眼镜，略长的脸庞顶一头乌发，高高的额头显示着智慧，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有几分学者风度。然而，梗直的脖颈、抿紧的嘴唇，使他的文气被生命中的几分威武所蕴涵，更突出了坚毅和阳刚。最具个性的是，两块厚厚近视镜片后面的一双眼睛，投来的目光，那般敏锐又有几分的傲然……
我诧异，诧异于遗像里的张弩老师，其模样，其神态，其眼光，与我上的第一堂语文课，以及其后无数次见到的张弩老师没任何异样。
那一张没有笑容的脸庞啊！
令我一生都无法忘怀的老师啊！
我久久地凝望张弩老师的遗像，久久；
仿佛，老师有什么话要告诉我……
张弩老师最想告诉我的莫不是他的抗战往事？他的血魂团？
这或许又是他最不想说、最怕说的。
可这又是我最想知道的，最想问的。
遗像里，老师无语……
张弩老师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是十分的威严，那时，我自然不明白，该是斯文先生的他，其身上的威严从何而来。
我本是一个顽皮的学生，从小学至初中，似乎没有哪一个老师让我怕过，而面对威严的张弩老师，我似乎也有点怕。讲台上，老师手捧课本，时而伫立，时而踱步，诵读或讲解课文；座位上，我隐隐觉得这位看似普通的语文老师，却蕴含一种非凡的力量。有时，我会托腮聆听，望着那张没有笑容的脸庞，竟然走神了。稚气的我，不懂得自己被老师的魅力――那时也不懂得“魅力”二字――吸引，只会无缘由地从那张没有笑容的脸庞联想到岩石，还有松树……
因为没有笑容，张弩老师让我们以为他的威严就在于一直板着面孔，殊不知做出来的威严是外在的壳，经不起生活的检验。老师的威严――数十年后我懂了――那是血与火洗礼之后生命内在特质的辉映。否则，这位身板虽敦实个子却不高的先生，何以在踏上讲台的瞬间，在五十几个少男少女面前，耸起一座山，让我们仰望。
当然，最令我肃然起敬的是张弩老师近视眼镜后面，射来的敏锐而又傲然的目光，那样地难以抗拒！数十年后我才悟到，那刺破最黑暗之夜的目光，由于积淀了太多血迹和苦难，凝滞了太多的冤屈和心酸，当它在清晨里落在民族的幼苗和花蕾时，已经难以柔软了。
是这样吗，张弩老师？
不过，以我幼小心灵的感觉竟然发现张弩老师的目光也不总是那样硬。有时我甚至会触碰到老师内心深处柔软的地方。张弩老师或许不知道，他那看似冷漠的表情，偶尔会把幼小的我，烫一下。
面对张弩老师的遗像，我要对他说，弟子对老师并非怕，其实是敬畏。教过我的老师不少，惟独他让我敬畏。
那时，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对他敬畏。这五十几个十三四岁的少年少女，怎会想到他们的语文老师竟然是一个抗日英雄？我怎会想到走进心灵深处的不仅是一个严父般的老师，更是一个伟大的战士！
回想起来，真好笑！历史的荒诞怎么表现得这般假正经，最终成为黑紫色的幽默。从小学到中学，老师们给我们讲了一个又一个抗日英雄的故事，而当一个抗日英雄的老师站在面前，我们竟然一无所知。原来，他已被极左政治的雾障遮蔽，甚至压制得即将窒息。
抗日英雄的弟子，不识老师的壮烈风貌，不了解老师的英勇事迹，甚至，到如今我的大多数同学对张弩老师的人生还不甚了了。
对此，张弩老师即使活到今天，该会伤感吧？很难说。而我，多少有点悲哀！倘若张弩老师活到今天，自然是幸事，不过，他一定会给我们讲个人的抗日经历，讲血魂团的故事吗？不得而知啊！
凝望张弩老师的遗像，我想问：
老师的本名并非张弩，是什么时候改为此名？为什么要改这个名字？
那张没有笑容的脸庞并未写出答案。
老师无语。
[ 2 ] [ 3 ] 1918年，张弩老师降生在厦门港一户贫困的渔民家庭。不知何因，这个大海的儿子，没跟父辈出海捕鱼，十几岁的他去了厦门大学印刷厂当工人。抗日战争爆发，他义无反顾参加救亡组织。厦门大学内迁长汀，他未跟随，而是留在厦门继续从事救亡活动。1938年5月，日寇入侵厦门，年满20岁的张弩，作为厦门青年战时服务团成员，撤至海沧。其母亲在鼓浪屿难民营里患重病，孝子张弩几经周折至鼓浪屿，未想母亲在难友照料下，病情好转，稍有慰藉的张弩毅然决定再返海沧时，邂逅了挚友吴明泉……
张弩老师是否想到，这是人生的一个大转折？或许没有吧。
吴明泉何许人也？厦门人，曾与张弩老师在同一个救亡协会并肩战斗过，眼下，是中国复土血魂团的重要成员。
两个热血青年一旦碰撞，生命立即沸腾，爱国情愫燃起烈火，恨不得即刻把侵略者烧死烧光。此时，血魂团领导因故去了内地，吴明泉恳请张弩老师来当团长，思量之后，老师毅然担起重任。他留在家乡，领着数百名不愿当亡国奴的本土青年，把每一个宝贵的生命融于一炉之中，铸成一支巨大的无形之剑，宁折不弯地向日寇刺去。他们不怕强大又凶残的侵略者，奋不顾身地发起一次又一次鱼死网破的殊死战斗：流血，流血，再流血；牺牲，牺牲，再牺牲……
血魂团的故事，在厦门民间广为流传，一桩桩、一件件，感天动地，泣鬼神！然而，上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党派之争，抗日英雄无辜遭殃，“血魂”被尘封，甚至禁锢。
悲剧，一演再演。
大不幸啊！
我们民族的赤子和英雄，未得到善待，甚至受到迫害、酷刑。
这个民族究竟怎么啦？！
十几年前我这样问道。
张弩老师生前这样问过吗？
那时，我们刚学到一个形容词：饱经风霜。我的心被螫了一下，暗想：这词不正是张弩老师那张没有笑容的脸庞的写照吗？
如今算起来，那时张弩老师才人到中年，岁数也不过四十有六。可我望着那张没有笑容的脸庞，总觉得他年纪一大把。这也难怪，13周岁的我，面对比自己大33岁的老师，怎不把他当成老夫子。再说，老夫子有学问嘛！
张弩老师教书确有本事，后来，又有四五位教我们的语文老师，没有谁比他强。凭张弩老师的水平，教高中语文都绰绰有余，咋来教我们初中一年级呢？非科班出身，又没有学历，能在中学里教书，就得庆幸，况且，还有所谓的历史问题―――答案早已有之，只是弟子还小，不可能知道。数十年之后，我才明白，这个渔民的后代未去打鱼，皆因从小好学习。一个没钱上学的穷人孩子，参加文化界救亡组织，在厦青团宣传组抄抄写写，在《厦门青年日报》当记者，走上中学的讲台，没有相当的学养和才华，能够胜任吗？难怪学长蔡燕生说他“自学成才”。
我久久地凝望遗像里的张弩老师……
作为小小的中学生，我不太听话，也不太守纪律，读书成绩平平，又屡屡犯错。不过，待我不错的老师却有好几位，欣赏并器重我的则是张弩老师。这出乎我意料之外。
我既非语文科尖子生，更非科代表，张弩老师如此待我，一因我的作文在班里数一数二；二因我的毛笔字在班里也数一数二。仅这两个原因吗？似是，又不尽然。
因为器重，张弩老师把我的作文《国庆见闻》当作范文，在班里朗读，还贴到学生优秀作文专栏，让我有些得意。因为器重，张弩老师让我参加全校作文比赛，我竟然为踢球迟到而未能进入赛场。第二天，他没为此而训斥我，只有一声叹息，说：“如果知道你会这样，这个名额给别的同学，就不会浪费。”我无言以对，很愧疚，有些自责，我对不起自己的老师，让他失望了。
46年过去了，我仍然愧疚，仍然自责，仍然觉得对不起器重我的张弩老师。我悟到：他没有批评我实则是最大的批评，仿佛轻描淡写的话语，实则是深深的失望，有些“孺子不可教也”的意味。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认这个古训，因而，当我凝望老师的遗像，我时而会心痛，也愤愤不平。
在浩劫的日子里，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师们，每天早晨，脖子上挂着一个牌子，在校门内排成一排，面对来校的学生们，低头弯腰……张弩老师胸前的牌子写着“国民党特务”，自然也打着腥红恐怖的××。每每我踏进校门的那一刻，不敢看张弩老师一眼……
我会想起张弩老师教书法时，那具有柳体形神的毛笔字；我怎会想到，当年这样的毛笔字写就了一张张抗日标语在厦门街头巷尾贴出去。我会想到老师端庄有力的钢笔字，让同学们模仿；我怎会想到，当年这样的钢笔字被刻在蜡纸上，油印成抗战宣传品，到处散发。我会想到老师和我们一起劳动，挥铲的双手，缓慢却有力；我怎会想到，当年这双手握枪攥匕首扔炸弹袭击日本鬼子，让入侵者胆战心惊……我还会问到：张弩老师为什么要去当国民党特务？绝不会想到：这是被诬陷、被迫害，一场灭绝人性的左祸，正把中国人民推向深渊。少年的我，是那样地恨国民党，可不知为什么恨不起自己的语文老师？！
原来，他也是我的父啊！
没有笑容的脸庞，终于永远地阖上那双敏锐的眼睛。张弩老师离开人世的1978年，我远在闽西山乡插队，未闻噩耗。母校六十华诞，我应邀重返离别16年的大同中学，才得知张弩老师已经病逝，心中的悲恸，一时难以抑制，对老师的怀思，迟到了整整七年。
张弩老师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是怎样度过的？
凝望张弩老师的遗像，我问。
老师无语。
从1938年厦门沦陷，到1939年冬季，作为血魂团团长的张弩老师，一直把自己的脑袋挂在枪口刀尖之上，为民族的命运浴血奋战，最终，无法立足厦门只好撤往内地。1939年的春天，张弩老师和一起撤走的血魂团战友走入人生的另一个寒冬。他们被国民党当局以“共匪”罪名扣押、审查，尝尽报国无门的痛苦，又饱含被当局无端迫害的愤恨。不久，张弩老师侥幸被释放，颠沛流离，于同安、漳州一带谋生，人世炎凉使他无限悲怆。新中国诞生之时，张弩老师也一定和许多穿过黑暗时代的人一样，憧憬新生活的到来，然而，没几年，极左政治的狂浪扑来，命运多舛的老师，最终被卷入灭顶之灾。
从1966年至1978年，整整十二年，把日历重新掀开，每一页都显出张弩老师被压得弯曲却不愿弯曲的身影。我发现那张没有笑容的脸庞，竟然没有任何表情。我悟到，渔民后代与生俱来敢于搏击风浪的基因，使我的老师备受迫害，却葆有那一点微弱的并未熄灭的精神亮光。
凝望张弩老师的遗像，我想说，作为物质的人，他于1978年辞世了，作为精神的人，他至今还活着。一个让他当年难以翻身的罪名：顽固不化。今天看来，这是对他最高评价。据说，挨打挨罚，无法忍受之时，张弩老师违心地写下一些材料，违心地承认自己某些莫须有的罪名。可是，过后，他就翻案，不再认罪；这又遭到更严厉的惩罚……最终，索性顽固不化……
因而，张弩老师始终未被解放，还被押至郊区东坪山上我母校的农场劳改。老师最后的岁月，在绝望中度日如年吗？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一苦在于风吹雨淋、日晒霜冻，即使病倒，都必得去山垅田间干粗重的农活；二苦在于身边没有亲人相伴，连一杯开水都得自己烧；三苦，此为大苦，心灵煎熬、精神煎熬，为民族危难而赴汤蹈火却被整了数十载，何日才是尽头？
我不知道张弩老师在东坪山的那些日子里思考什么问题，但，我相信：每当夜深人静，独自寂寞一人呆在简陋农舍里，特别是患重病卧床时，那血魂团的往事，一定会像放电影一样，一幕幕异常清晰地在他眼前重现……老师有怎样的情绪我不能冒然揣测，但绝不后悔，应是他支撑整个生命以及最后岁月的理由和心态。
张弩老师那一张没有笑容的脸庞，是东坪山所不认识的；但那里的每一块岩石、每一棵树，一定把这张脸庞当作自己的同伴。因为，他和它们在同一片天空下生存着，他是它们惟一的知音……
[ 1 ] [ 3 ] “文革”结束两年，我的不幸的老师竟然还被管制于学校农场。这一年，他60周岁，60周岁的老人“已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所以，迟来的平反并未给他带来一丝一缕的喜悦。他从农场被抬回来，未入家门，先入医院，非常不幸，仅一个星期，我的老师就辞世了。
那张没有笑容的脸庞留给世人，那两道敏锐的目光依然投向我们――是愤责这个社会？还是拷问这个时代？或是……
面对张弩老师的遗像，我久久凝望……
面对那张没有笑容的脸庞，不，面对辽阔的天地，我深深地�躬；因为，我积淀了一个大愧疚，孕育了一种大自责，我觉得自己十分对不起器重我的老师，十二分对不起一位抗日英雄！
诚然，当张弩老师戴上高帽，敲着脸盆，在校园里游街；当他被押上舞台批斗，遭到拳打脚踢，瘫倒在地上……尽管，我出于本性，不忍相看，一时也有些伤感与迷惘，但我很快被极左的狂潮裹挟，着魔似地投入浩劫的红色飚风中。是的，对张弩老师以及每一位被侮辱的老师进行非人的迫害，我并没有参与，然而，我觉得自己间接地对他们进行了打击。因为，我成了一个狂热的红卫兵。张弩老师弱小的身子倾压着令他心灵伤痛永不消逝的那个巨大无垠的铁锅一样的黑暗，有我泼下的失去人性的几瓢黑色。
面对辽阔的天地，我忏悔……一个不义的弟子，不请求恩师宽宥，但，我――忏――悔！
我希望更多的人瞻仰张弩老师的那张遗像；我祈盼历史镌刻着那张没有笑容的脸庞。于是，2000年冬季，那张遗像被印入我的长篇散文《最后的母校》一书；我主编《大同文集》，向学长蔡燕生约来《我所认识的张弩先生》，刊于其中的校友卷。这两部著作献给大同中学75周年校庆，更献给刚刚到来的21世纪。2003年，我撰写的长篇纪实《百年厦门》出版，张弩老师的事迹自然被列入书里的抗战篇章，宣扬于世。2005年，那张遗像被我编入《大同英才录》，张弩老师作为抗日英雄载入我中学母校这本纪念建校80周年的史书里。2006年，我把学长蔡燕生撰写的关于张弩老师的散文《血魂团始末》，发表于《厦门文学》10月号，此文题图，就是老师的那张遗像。
这张经典的遗像一次次地被公开刊出，一次次地为血魂团以及老师正名。我忽然想起曾经查阅一些旧的文史资料，1947年1月，张弩老师参与编辑《厦门大观》，他深情怀念牺牲的战友，再次愤怒地控诉日寇的侵略罪行，凭记忆，整理了一份《血魂团团员成仁志士》的名单，编入这本广告式的书刊。血魂团名单由媒体披露，抗战胜利之后，在厦门应是第一次，张弩老师为抗战历史留下一份珍贵的文献。
当下，我所做的不正是张弩老师当年所做的延续吗？我内心因此得到些许的慰藉，我的张弩老师在天堂倘若有知，是否也会有些慰藉？
那张没有笑容的脸庞，已经多少次呈现在世人面前。
张弩老师依然无语吗？
他的目光，还是那么敏锐，默默地注视着，注视着这个世界……
我突然懂得，“张弩”这个名字，一定是在老师投入救亡运动时改的，他立志成为一张拉开的强弓，在疆场上歼灭日寇，而有幸领导血魂团去打击侵略者，即使为国捐躯，他自然在所不惜。
在我这个小小的中学生看来，那小小的中学母校、那小小的教室、那小小的讲台，因了我的小小的语文老师张弩，变成历史的一派大气象，闪耀着民族伟大之光！
那一张没有笑容的脸庞啊！
令我一生都无法忘怀的老师啊！
我从来没有见过张弩老师的笑容，我的同学见过吗？一问，没有；二问，没有；三问，没有。我班上的男女同学和我一样，都从来没有见过张弩老师的笑容。
很意外，某男同学说，他有一次见到张弩老师的笑容。我说，能不能给我描述一下。他回忆说，大概是我们读初二时，他和我以及五六个男同学从厦大步行回市区，经过华侨博物馆，邂逅张弩老师，同学们还未开口，张弩老师先招呼……那男同学说，张弩老师只叫“春池……”即露出笑容。素来记性特别好的我，依稀记得那次厦大回来，却把这个情节忘了，自然怀疑。那男同学十分肯定地说他绝不会记错。
张弩老师笑啦？
笑啦！
笑成什么样子，嘴巴张开了没有？
没张开，不过，是笑的样子。
微笑？
也不太像微笑。
连微笑都不是，还说是笑。
真的，那是属于张弩老师自己的那种笑。
我突然想起《最后的母校》印入一张从1962年元旦全校教工合影里剪裁出来的张弩老师与我的另外两位老师的影像，张弩老师确实露出一点笑，一点难得却勉强又茫然的笑意，或许这就是那男同学所描述的那样，不像笑的笑。
这让我的心又被螫了一下。
【责任编辑 朱鹭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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