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新民思想中“私德”的进步
摘要：或许是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提到了中国“重私德、轻公德”这一弊病的缘故，在许多人的认知中，新民思想的道德部分比较偏重于对“公德”的推崇而将“私德”置于附属，但笔者认为，新民思想的道德观恰恰是“私德”的进步，它在区分公私概念的基础上扩充其内涵，增强其公共性，让新民思想提倡的道德建设既具有原始土壤，又具备向新突破的可能，展现了梁启超在塑造理想国民道德观上的诸多考量。
关键词：新民说;新民思想;私德;进步
梁启超的《新民说》从多个角度塑造了理想中的国民形象，即梁启超所说的“新民”，这一思想对“新民”的精神、气节、国家观念、公共责任等多方面的认知提出了要求，而一个国民如此多方面的认知都归结于其道德，用“新民”的道德观来告诉国民“怎么处理自己与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才正确”。梁启超在道德方面的论述多见于《新民说》，他不仅分析了当时的道德现状以及导致该现状的原因，还在推崇培养“公德”的框架下重新定位了“私德”在道德建设中的作用，实为巧妙。
或许是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提到了中国“重私德、轻公德”这一弊病的缘故，在许多人的认知中，新民思想的道德部分比较偏重于对“公德”的推崇而将“私德”置于附属，但笔者认为，新民思想的道德观恰恰是“私德”的进步，它在区分公私概念的基础上扩充其内涵，增强其公共性，让新民思想提倡的道德建设既具有原始土壤，又具备向新突破的可能，展现了梁启超在塑造理想国民道德观上的诸多考量。
一、“私德”与“公德”的概念
开宗先明“私德”的概念，若要把握好梁启超新民思想中的“私德”，就要与其对立的概念——“公德”进行区分。
（一）划分的维度
梁启超在为道德划分公私的时候，从不同维度上解释了二者的“无界限”和“可区别”。在《论私德》第一部分论述“私德”与“公德”的关系中，梁启超首先就自己提出了“且公德与私德，岂尝有一界线焉区划之为界物故？”（1）的自问，道德是否真的有公私之分？划分的边界又是如何？紧接着梁启超就对此做出了解释：“故无论泰东泰西之所谓道德，皆谓其有赞于公安公益者云尔，其所谓不德，皆谓其有戕于公安公益者云尔。”、“就泛义言之，则德一而已，无所谓公私，就析义言之，则容有私德醇美，而公德尚多未完者，断无私德浊下，而公德可以袭取者。”即从道德本身的定义（普遍的意义）来说，道德实质上都是“对稳定社会秩序、推动人类进步是促进还是阻碍”的判断，而在实际操作的维度上，则能够根据其造成利好或弊害的对象进行公私的划分，文中“公云私云，不过假立之一名词，以为体验践履之法门。”之辞，也是在说明“私德”与“公德”的划分存在于实际操作层面。
综上，梁啟超是在实际操作层面对道德的公私进行划分的，需要有具体的对象和情境才能够判断。
（二）划分的标准
知道其判断的维度后，则可进一步探究其标准。
梁启超在《论公德》一文中，用“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来划分，似乎是在说“为了让自己过得幸福即为私德，为了让社会幸福即为公德”，但根据其后的举例与论述，似乎又不尽然，比如在后面的说理中，将君臣间的伦理、父子间的伦理、朋友间的伦理、夫妇间的伦理、兄弟间的伦理等“自己对另一个私人”的伦理纲常也作为“私德”的体现，再辅以文中“旧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对于一私人之事也一私人之独善其身，固属于私德之范围，即一私人与他私交涉之道义，仍属于私德之范围也。”的解释，结合先前梁启超对于人与外界关系的公私划分，较准确的划分标准应是“对象是私人还是社会”，若对象是另一个私人是“私德”，对象是社会则为“公德”。
自此，“私德”与“公德”的评判标准明确后，就可以对二者进行概念的界定：自己与另一个私人交往应遵循的原则即为“私德”，自己与社会群体交往应遵循的原则即为“公德”。
二、“私德”的超越
（一）内涵的扩充
按照梁启超在《新民说》中的说法，在当时中国道德观念的实际运用中，由于对“私德”的偏重，大多数人将“私德”等同于全部道德，并在此基础上还进一步限缩为明哲保身不造成危害便是德，也有一些思想家直接将其等同于“旧道德”，从当时这种道德认知的情况来看，新民思想中“私德”的解读是对当时现有内涵的扩充。
一方面，梁启超将“私德”的对象广泛化，他将“私德”与传统伦理纲常相结合，从原先的“如何对待自我”扩充为“如何对待私人”，使道德原则的实践目的从“如何做好自己”发展为“调整自己与他人的关系”。
另一方面，“私德”的定位也得以明确，原本“私德”只是模糊地被认为是“旧道德”，而在新民思想中，随着道德观的扩大，“私德”在道德体系中也有了明确的定位。正如前文所说，新民思想的道德观认为道德在实际操作层面存在着“私德”与“公德”之分，分别调整个人与私人的关系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如此一来，“私德”不再是单纯的“旧道德”，而是能和新的道德体系自洽的重要部分。
新民思想将“私德”的内涵进行了新的解读，将对象扩充至自己以外的个人，并在定位上体系化、明确化，使其内涵更加符合理想国民的道德要求，用于道德建设的可操作性更强。
（二）公共性的强化
经过内涵的扩充，“私德”在调整关系、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得以强化，在原本的认知中，包括“私德”在内的道德是先贤流传下来的体统，制定的话语权都在古代的先贤或解释这些先贤道理的人手上，而新民思想对道德维护社会秩序这一目的的强调，实际上是发放了改变和解读当时道德观念的“许可”，《论公德》中就体现了这样的历史道德观念：“道德之立，所以利群也，故因其群文野之差等，而其所适宜之道德亦往往不同。而要之，以能固其群、善其群、进其群者为归。”即只要能符合公共利益、维护社会秩序，道德的改变也是允许的，相反，一个道德如果不能再发挥其维护公共利益的作用，就算是千年的祖训也应该被废除，这样一来，道德在理论上由先祖流传下来的规矩变成了一个为了实现公共利益而约定俗成的公序良俗，“私德”也随之形成了既规范自我，又规范他人的公共原则，在公共性上得到强化。
三、总结
综上所述，新民思想的道德观实际上明确并强调了“私德”在当时中国道德建设的关键作用，体现了“私德”概念上的进步，在内涵上，“私德”的适用对象被扩展至自己以外的私人，成为了一整个道德体系中负责处理私人关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在它的性质上，公共性在理论上被进一步加强，从祖训转变为真正为维护公共利益服务的价值观，让道德观的改进有了理论依据，也为其后阐释和实践道德教育奠定基础。
总体上来说，新民思想对“私德”的重点关注确确实实参考了当时的中国国情，令“私德”为构建新的道德框架服务，若要让道德成为人人都可以运用的维护公共利益的原则，就势必要扩充其原有的内涵，提高定位，才能将道德培养突破到塑造理想国民的层次。一个“私德”能有如此诸多的考虑与延展，实为新民思想先进性的一大体现。
注释：
本文对《新民说》摘录选自1994年辽宁人民出版社版本，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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