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风告逝，大伪斯兴”(《感士不遇赋并序》)，陶渊明因为不满黑暗现实而最终隐居家园“躬耕自资”。在艰苦劳作之余，他时常怀念那些不问富贵、一心求真的隐士。这些隐士多是晋代以前的人；晋代隐士群体中得到推许的，唯有出现在《桃花源记》中的刘子骥。晋代名隐其实不少，为什么陶渊明对刘子骥情有独钟?难道真的是如他所说的那样纯属无心之笔：“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饮酒二十首》)。这实在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
一、性行相通
有关刘子骥的直接史料主要有《晋书・隐逸传》和《世说新语・栖逸》，前者较为详尽：
刘麟之，字子骥，南阳人，光禄大夫耽之族也。麟之少尚质素，虚退寡欲，不修仪操，人莫之知。好游山泽，志存遁选。尝采药至衡山，深入忘反，见有一涧水，水南有二石园，一困闭，一困开，水深广不得过。欲还，失道，遇伐弓人，问径，仅得还家。或说困中皆仙灵方药诸杂物，磷之欲更寻索，终不复知处也。
车骑将军桓冲闻其名，请为长史，瞵之固辞不受。冲尝到其家，麟之于树条桑，使者致命，膦之曰：‘使君既枉驾光临，宜先诣家君。”冲闻大愧，于是乃造其父。父命膦之，然后方还，拂短褐与冲言话。父使�之于内自持浊酒蔬菜供宾，冲敕人代�乏斟酌，父辞曰：‘喏使从者，非野人之意也。”冲慨然，至昏乃退。
瞵之虽冠冕之族，信仪著于群小，凡厮伍之家婚娶葬送，无不躬自造焉。居于阳岐，在官道之侧，人物来往，莫不投之。�之躬自供给，士君子颇以劳累，更惮过焉。凡人致赠，一无所受。去�之家百余里，有一孤姥，病将死，叹息谓人日：‘谁当埋我，惟有刘长史耳!何由令知?”�之先闻其有患，故往侯之，值其命终，乃身为营棺殡送之。其仁爱隐恻若此。卒以寿终。
从这段资料中我们至少可以归纳出刘子骥性行的三个基本特点：其一是品性质朴，不慕荣利。刘予骥出身“冠冕之族”，本有机会做官，但由于他“少尚质素，虚退寡欲”，最终拒绝了车骑将军桓冲的出仕邀请。其二是热爱自然，以游为隐。刘子骥“志存遁逸”，但他又不只是一味隐居在家，而是希望通过山泽之游寄情山水、求仙访道。其三是人情练达，宗法思想和乡土观念浓厚。刘子骥使桓冲“先诣家君”之举，就表明了他对家庭伦理道德的重视；“信仪著于群小”以及孤姥之叹则又表明了他重乡情的一面。
如果将陶渊明与刘子骥做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二者性行尽管有着某些具体差别，但从大的方面来说，确实存在相同之处。
首先，陶渊明个性真淳，不慕荣利。他曾说自己“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归去来兮辞并序》)，又说自己“闲静少言，不慕荣利”(《五柳先生传并赞》)。“质性自然”就是指个性的真率淳朴。陶渊明个性的真淳是历代公认的。如南朝萧统云：“颖脱不群，任真自得。”唐代白居易云：“归来五柳下，还以酒养真。”宋代苏轼云：“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不慕荣利”则是陶渊明蔑视富贵、安贫乐道精神的表现。诚然，与刘子骥坚决远离官场不同，陶渊明一生中曾经几次出仕，但其动机也无非是为了实现一个儒家知识分子兼济天下的传统理想，同时也是为了改善家庭糟糕的经济状况，更何况他最终还是下定决心永别官场而隐居田园。可见，陶渊明同那些做官只为追名逐利的人明显是有本质上不同的。――在黑暗混乱、玄学思潮兴盛的魏晋时代，真正的个性真淳者往往蔑视世俗荣华富贵而向往老庄倡导的“虚静”“寡欲”的生活境界。在这一点上，刘子骥与陶渊明可谓是同道中人。
其次，陶渊明热爱自然，这种热爱主要体现在他对家乡纯净朴实景物的深情依恋。陶渊明白幼“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五首》)，他的写景之作，大多描写家乡一带纯净的景物。他爱用“清”字表现这种纯净之美。如写家乡的空气：“日夕气清”(《归鸟》)，“清气澄馀滓”(《己酉岁九月九日》)：写家乡的风：“和风清穆”(《劝农》)，“迎清风以祛累”(《闲情赋并序》)；写家乡的水：“山涧清且浅”(《归园田居五首》)，“临清流而赋诗”(《归去来兮辞并序》)。此外，他笔下的家乡景物，纯净之中往往又流露出朴实的农村生活气息。如“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归园田居五首》)，“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和郭主簿二首》)，等等。――与刘子骥不同，陶渊明奔波在外时，似乎对异乡的风景缺乏很大的兴趣，他的心中始终只装着故园的山山水水：“我行岂不遥，登降千里余。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所以在彻底归隐后，他没有选择像刘子骥那样一种放浪山水的漫游生活，而是带着满怀的喜悦回归到朝思暮想的家园。然而尽管陶渊明与刘子骥有着上述差异，但他们在热爱自然这一点上，则是完全一致的。
再次，陶渊明具有浓厚的宗法情结和乡土观念。作为父亲，他忧虑子女的前途：“丈夫虽有志，固为儿女忧”(《咏贫士七首》)；作为伯叔父，他亲近自己的侄辈：“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归园田居五首》)；作为长兄，他哀伤弟妹的早逝：“礼服名群从，恩爱若同生。门前执手时，何意尔先倾”(《悲从弟仲德》)，“奈何吾弟，先我离世”(《祭从弟敬远文》)，“嗟我与尔，特百常情”(《祭程氏妹文》)；作为同宗，他希望家族永远兴旺：“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杂诗十二首》)；也希望宗族血缘关系不要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空间的距离而淡化：“山川阻远，行李时通”(《赠长沙公并序》)。总之，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人，宗法观念在陶渊明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另外，陶渊明还十分喜爱家乡淳朴的村民。清人方宗成云：“陶公高于老庄，在不废人事人理，不离人情。”诚然如此!中国古代名士往往不近世故人情。陶渊明则不同，他喜欢以平等的态度亲近淳朴的村民：“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移居二首》)。与村民在一起，或追忆陈年往事，或谈论眼前农事，陶渊明不愁没有共同语言，而是其乐融融。――像刘子骥一样，陶渊明给人的印象不是清高难近，而是通晓世故、人情练达。对此，清人伍涵芬曾结合《归去来兮辞》发表过中肯的评论：“一种旷情逸致，令人反覆吟咏，翩然欲仙。然尤妙于‘息交绝游’一句，下即接云：‘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若无此两旬，不将疑是孤僻一流，同于槁木乎?”
后人曾用“高尚”一词来评价陶渊明，如《晋书・隐逸传》云：“潜少怀高尚，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羁，任真自得，为乡邻之所贵。”同样地，陶渊明对刘子骥赞赏有加，也称之为“高尚士”。陶、刘二人都同属于不慕荣利、热爱自然、人情练达之辈，他们确实是性行相通的人物。
二、“求真"’人生价值取向的高度契合
性行相通只是陶渊明推许刘子骥的表面原因。在黑暗混乱的时代，陶渊明最终回归田园，是求生的需要，更是寻找一种理想人生境界的需要。这种理想人生境界就是“真”。从总体上看，刘子骥性行所反映出的内在意蕴高度契合了陶渊明的这种“求真”的人生价值取向。――这也正是陶渊明惟独称许刘子骥的深层次原因。 “真”原本是先秦道家哲学的一个基本概念。陶渊明有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一面，他所追求的“真”，是与“大伪”水火不容的人生境界。在陶渊明看来，一个高洁的人，如果不幸生活在“举世少复真”(《饮酒二十首》)的“大伪”时代，而又无力改变现实，他就必须舍弃荣利，“抱朴守静”(《感士不遇赋并序》)，绝对不能同流合污。唐代诗人王维曾感叹说：“尝一见督邮，安食公田数顷。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此话有同情之意，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陶渊明为了“养真衡茅下”(《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途口》)而不惜摒弃荣利的人生追求。
古代隐士，有辞官后身隐于山林的，如魏晋易代之际的“竹林七贤”，也有不辞官心隐于朝廷的，如西汉人东方朔就宣称：“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与此不同，陶渊明最终选择了回归家园之路。在他看来，只有家乡的人物和景物才能够让自己进入一种“淳”、“朴”、“清”、“静”、“悠然”、“闲”的境界，而这也就是“真”之人生理想境界。
一方面，家乡的人们洋溢着纯朴之美。“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陶渊明反感“智巧既萌”(《劝农》)之徒，认为他们喜欢尔虞我诈，已经丧失了纯真本性。与此相反，乡邻们勤劳善良，这些品质已经天然具备了“愚”的特点，所以他衷心地赞美他们是“素心人”(《移居二首》)，并真心实意地与之交往并共同劳动。另一方面，家乡的景物洋溢着纯净之美。黑格尔说：“自然美只是为其他对象而美，这就是说，为我们，为审美的意识而美。”陶渊明确实具备一颗理解家乡景物纯净之美的心灵。这种理解与热爱，既缘于实用，又缘于欣赏。其中，“实用”有求生的因素，而“欣赏”则寄托着陶渊明对清净境界的追求。――乡村人情之美与景物之美的发现，是陶渊明对中国文化的开拓性贡献。这种发现，自然与陶渊明长期生活在农村并亲自参加农业劳动密切相关：再加上后来多次的仕与隐的反复斗争，使得这种乡村之美的感受不断得到强化，并且事实上最终帮助他找到了一条通往“真”之理想生存境界的途径，那就是“幽居”家园，在家乡人情之美与景物之美的沉溺中彻底摆脱“尘事”与“俗情”的纠缠，进入到“闲适”与“逍遥”的状态。
由此可见，陶渊明是将不慕荣利、热爱自然与人情练达当作自己“求真”的三种具体行为方式。既然如此，那么刘子骥“虚退寡欲”、“好游山泽”、“信仪著于群小”的行为方式必然会激发陶渊明的共鸣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进一步而言，如果我们将陶、刘二人置于晋代隐士群体之宏观背景下考察，就能更加清晰地了解这一点。毋庸质疑，《隐逸传》所记载的隐士确实都是不慕荣利的清高之辈，但像陶、刘那样留意于自然之美并且重视人情世故的隐士为数极少。留意于自然之美的隐士育明确描述的仅有郭文一人：“少爱山水，尚嘉遁。年三十，每游山林，弥旬忘反。父母终，服毕，不娶，辞家游名山。”之所以如此，恐怕与当时人们的山水审美意识普遍上还不是很发达有关。另一方面，明显重视人情世故的隐士也只有汜腾：“属天下兵乱，去官还家。……散家财五十万，以施宗族，柴门灌园，琴书自适。”与此相反，绝大多数晋代隐士的宗法情结和乡土观念都非常淡薄。表现之一是他们轻视传统宗法思想。如不娶妻，孙登、郭文、杨轲、公孙永、石垣、陶淡等人即是如此；又如不亲近同宗，如谯秀“知天下将乱，预绝人事，虽内外宗亲，不与相见”，夏统更是这方面的典型，当宗族劝他出仕时，他“悖然作色”。而且“自此遂不与宗族相见”。表现之二是他们普遍不愿与人交往。如孙登“尝住宜阳山，有作炭人见之，知非常人，与语，登亦不应。文帝闻之，使阮籍往观，既见，与语，亦不应。嵇康又从之游三年，问其所图，终不答”；郭翻“不交世事，惟以渔钓射猎为娱”；索袭“不与当世交通，或独语独笑，或长叹涕泣，或请问不言”：杨轲“疏宾异客，音旨未曾交也”；宋纤“沉靖不与世交，隐居于酒泉南山”，当酒泉太守马岌拜访他时，“纤高楼重阁，距而不见。”此例甚多，兹不赘述。晋代隐士轻视人情世故自然与他们借以显示清高脱俗有关，但总难免给人留下孤僻的印象。
总之，在晋代隐士中，像陶渊明这样，将清高的隐居姿态与领略自然之美以及通晓人情世故三者结合起来而最终走向“真”之人生理想境界的隐士，仅只有刘子骥一人。因此，陶渊明对他推崇备至，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三、结 论
综上所述，在动乱不已的东晋时代，陶渊明与刘子骥两人不约而同地采取大致一样的方式去超越黑暗的现实。“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作为后死者的陶渊明，想必会时时将刘子骥引为“同调”来缅怀。这种心理，无疑是陶渊明对刘子骥情有独钟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