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历史真实
在历史题材创作中历史真实属于历史还是文学呢?对于历史题材的创作来说，对于探讨历史题材创作中的历史真实问题，我们如何理解历史题材的作品是很重要的。
历史题材创作中的“历史真实”属于什么?是属于历史还是属于文学?这是历史题材创作中一个重大问题。由于对这个问题经常有不同的理解，结果对一部历史题材的创作的看法迥异。历史学家说，历史题材的创作属于历史，既然你要以历史题材为创作的资源，那么尊重历史，还历史的本来面貌，就是起码的要求。文学批评家则说，历史题材的创作属于文学，文学创作是可以虚构的，历史题材的创作只要大体符合历史框架和时间断限，就达到了历史真实了。由于观点的分歧，历史学家对于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批评，几乎都是挑剔历史题材创作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毛病，而文学批评家则在历史真实问题上相对则放得宽松一些，更多地去批评作品的艺术力量是否足以动人的问题。
历史 1 和历史 2
上个世纪 50 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已故著名教授朱光潜先生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物甲-物乙”的命题。对于朱光潜先生的这个命题
的了解直接关系到我们对历史题材创作中“历史 1”和“历史 2”的理解。朱光潜先生在反驳蔡仪先生的批评时说：“物甲是自然物，物乙是自然物的客观条件加上人的主观条件的影响而产生的，所以已经不纯是自然物，而是夹杂着人的主观成份的物，换句话说，已经是社会的物了。美感的对象不是自然物而是作为物的形象的社会的物。”如何我们把朱先生观点无疑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
如果我们把朱先生的观点运用于对历史上面，那么很显然，原本的完全真实的历史原貌，完全不带主观成分的客观存在，就是“物甲”，也就是我这里说的“历史 1”。“历史 1”――原本的客观存在的真实的历史存在，由于它不能夹带主观成分，是历史现场的真实，因而几乎是不可完全复原的。特别是后人去写前人的历史，要写到与本真的历史原貌一模一样，把历史现场还原出来，根本是不可能的。例如，大家都一致推崇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是汉武帝时代人，他生活于公元前 145 年到公元前 90 年。他的《史记》第一篇《五帝本纪》，写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帝，所写的是中国尚无文字记载的原始公社的传说时代的历史，具司马迁生活的时代也许有二千年左右之久，他不过是把《尚书》中及其简略的记载敷衍成篇，他怎么能写出五帝的原本的真实的历史原貌呢?再以《史记》第四篇《周本纪》来说，当时虽然有文字记载了，但那是大约是公元前 1066?-前 771 年，距离他生活的年代也大约早 900 年到 500 年的历史，他怎能把那个时期的本真历史原貌叙述出来呢?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退一步说，就以他
所生活的汉武帝时期来说，他写汉武帝，写李广，写卫青等，但他并非始终在朝，他因为替李陵说了几句话，被汉武帝贬责，受到了宫刑，几乎成为一个废人，在卫青、霍去病掌握兵权，征讨凶奴时期，他在自己的家乡专心编撰《史记》，消息闭塞，像汉武帝和卫青的对话，他怎么会知道呢?他当时获罪在身，大家避他唯恐不及，谁会把朝廷上的谈话告诉他呢?所以他在《史记》中写得那样具体，完全是司马迁自己的推测之辞，是“自然物的客观条件加上人的主观条件的影响而产生”，《史记》是主客观相统一的产物，不是历史本身，仅仅是历史的“知识形式”而已。大家都欣赏司马迁所写的“鸿门宴”故事，这个故事可谓高潮迭起，真是扣人心弦。无论是人物的出场、退场，还是人物的神情、动作、对话，乃至坐位的朝向，都十分讲究。这段故事不知被多少戏剧家改写成戏剧作品在舞台上演出。在这一类描写中，为了突出戏剧性，为了取得逼真的文学效果，为了展现矛盾冲突，为了刻划人物性格，如果不根据史实做必要的虚构，根本是不可能写成这样的。《史记》虽然以“实录”著称，大家一致认为司马迁具有严肃的史学态度，但他的笔下那些栩栩如生的故事，不可能完全是真实的。为了追求生动逼真的艺术效果，追求作品的感染力，他动用了很多传说性的材料，也必然在细节方面进行虚构。司马迁自述《史记》的宗旨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总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一代宗师的治史名言，二千年来脍炙人口，这说明一个史学大家必然有他的评价历史的理想的，有他的主观成分。他的《史记》不是完整的
本真的历史原貌的记载，是他提供的历史“知识形式”。
所以我们说，那已经无法完全知道的本真的历史原貌是“历史 1”，而历史学家记载的史书，那里面的历史事实，不完全是历史事实，已经加入了历史学家的主观成分的过滤，他褒杨他认为好的，贬抑他认为坏的，鼓吹他想鼓吹的，遗漏他想遗漏的，甚至其中也有起码也有细节和情节的虚构等等，这就是“历史 2”。司马迁给我们提供的是“历史 2”，不是“历史 1”。如果说，“历史 1”是原本的历史真实的原貌的话，那么“历史 2”是经过历史学家主观评价过的历史知识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