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要承认，在2007年末以前，无论怎么装出一副公允的样子，我都很难掩饰住对在中国遇到的“新左派”的反感。按理说我对社会宏大问题的思考，都是从新闻工作中的直接观察而来，不是学院体制下什么学派培养出来的人物，不该有什么门派之见。
几次邂逅总让人有倒胃口的感觉，中国的新左派们端出的东西，就像一道色泽精美但是材质已经腐败的海鲜，远看也是一道高档菜，但根本无法消化，如果你不巧咽下肚子，而自己的免疫能力还在起作用，就难免给搞得上吐下泻。
甚至我在认识了一些“中国新左派”之后，回过头来觉得那些梗着脖子的老“左派”还更可爱一些，我遇过有上了年龄的中国左人跟我辩论，说斯大林是多么伟大，“文革”是多么伟大，“反右”是多么光荣正确。即使我认为他们很荒唐，但也觉得他们的真诚是值得尊重的，他们的逻辑尽管粗糙，但在他们的话语里毕竟可以自圆其说，即使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也有被展示和认识的价值。而那些中国“新左派”都圆滑、暧昧、八面玲珑，想搞清楚他们的思想实质是什么，就是非常让人头大的思考历程。
不过尽管我已经发展到听见中国“新左派”言论就产生生理抗拒反应的地步，但不得不承认，他们也很有自己的一批粉丝，这在我看来是由于他们有一招一般人很难学会的绝技，我管那叫“大愚若智”。
“大愚若智”的境界不是一般人能做到，需要长期的修炼才能做到。出场得先声夺人，嘴里经常不经意地掉出几个普通中国人不大熟悉的外国名词和人名儿，什么意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显出博学把大家镇住，而且暗示，别小瞧咱们，咱们国际上都是有大哥的，在大家目瞪口呆之际，又煞有介事地问出几个倍儿深刻倍儿忧郁的问题：“难道民主就能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么？”“难道中国可以照搬美国的发展模式么？”“难道中国不应该探索自己的道路么？”如果你跳出来一想，这种问题纯属圈套，预设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话语假想敌。到底问谁呢？有谁说过“民主能解决中国所有问题”、“中国要照搬美国发展模式”呢？而你要是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你就像范伟遇上赵本山买拐那样彻底被忽悠了。
因为我不想以诛心之论推测这些人是别有用心，所以唯一的解释是他们缺少逻辑思维训练，不得已在中国思想舞台上扮演了“大愚若智”的角色。我曾经一度以为世界上“新左派”都是一群这样的人，后来接触了更广泛的学术资源，才明白“大愚若智”的适用范围基本上只是“中国新左派”。我过去因为对“中国新左派”的反感，而对整个全球范围内的左翼思潮产生偏见，绝对是一叶障目，以偏概全。“中国新左派”本身就是一个中国特色的少有其匹的东西。
前一段时间我在印度参加一个全球化问题的论坛时做了一个主题发言，是关于经济开发区和失地农民的。主办者自豪地说我们这是一次全球左翼知识分子骨干的盛会，我环顾左右，大家都面有得色，只有我手足无措，我什么时候成了“左派”？而更让我有时空穿梭之感的是，在中国我见到“中国新左派”就头大，但只要一走出中国大陆国门，我常常和世界上偏左的知识分子有较多共同语言。
所以这已经是一个不需要再论证的结论：世界上所有的左翼思潮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西方“左派”；一种是“中国新左派”（所以我建议在提到打着新左派旗号的中国学者时，不能图省事，简称为“新左派”，而必须完整的称呼“中国新左派”才不会造成误会）。
而我下面要探讨的是，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新左派”和西方“左派”和“新左派”，明明不是一路人物，却常常产生惺惺相惜的亲切感，以至于“中国新左派”一方面大讲反殖民话语，一方面总是频频毫无新意地引用西方“左派”的言论，有携洋自重的味道；而西方的“左派”们也常常把“中国新左派”们误以为同道，青眼有加。
这种误会产生的机理是什么？
（二）
原因之一，认知基础的差异――为什么中国农民不反对全球化。
不止一次我听到印度和法国的知识分子批评开放政策（open policy）。一次我陪同一个印度教授在四川的几个开发区转了转，跟几个失地农民聊了聊，他们的田地被一家军工厂以很低廉的价格征收，有农民代表包括几个非常善良的老人家去上访过。这种事情发生在眼前，你却做不了什么，实在是对人良心的折磨。这位印度老兄悲愤地说：“看哪，开放政策和全球化给中国农民带来了多么深重的灾难。”尽管我跟他解释了半天，说强制征地是个法制问题，他还是斩钉截铁地认为，都是全球化和开放政策惹的祸，他强调“这是我的信念！（that"s my belief）”。这种人我发现国外很多，前一段时间看到一个印度裔作家潘卡奇・米西拉在英国《卫报》上发表文章，从中国黑砖窑事件大发感慨，批评倒也罢了，居然话锋一转就豪情万丈地抨击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抨击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本身没问题，但一个中国村支部书记和他儿子的恶行，怎么就能联系到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上呢？
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中国你会见到老百姓批评贪官污吏，乃至批评整个政府，但除了“中国新左派”们，很少有人会把他们遭到的不公归结到全球化和开放政策上去，甚至在大多数中国人包括党和政府官员心目中，“开放”和“全球化”都是褒义词。而你到印度可要小心了，以我的经历，除了认识一些商人、软件工程师、政府官员、有西方留学经历的经济学家对全球化和开放持肯定态度外，大多数人一提到开放和全球化简直好象有不共戴天之仇。在农村里都能看到反对全球化和开放的标语，我有几次在和印度学者的讨论中为中国的开放政策辩护，遭到他们群起而攻之，那种愤怒的眼神都好像要把我撕成碎片，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不仅是我，不少西方左翼知识分子，都会发现在他们很热烈地想和中国人讨论全球化问题的时候，常常是热脸贴冷屁股，我们会说“全球化怎么了，好象没有什么不好啊？”他们会纳闷这些人怎么都这么麻木不仁啊，这时他们的目光惊喜地投在了“中国新左派”身上，这些人也会煞有介事地批评全球化强加给中国的殖民霸权，让他们很有亲切感。
我后来发现这是两个国家认知基础的差异造成的，印度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改革开放，在此之前的农村和农业享受许多优惠政策，我听过一些印度老农民跟我讲述过去怎么怎么好，农民买一袋化肥都要享受很多的补贴，而在WTO为代表的全球化影响下，以公平竞争的名义，这些补贴和福利被削减了很多，而更有竞争优势的产品的进口也冲击了国内市场的价格体系。当然，对这些依靠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的弱势群体来说，其利益遭到伤害值得同情。所以我完全能够理解那些印度朋友一说到全球化和开放政策就气不打一处来，这个道理就像拿我们的标准来看养尊处优的法国农场主反对全球化一样。
而中国的农民们就不一样了。我过去也曾经为一个问题所困惑，曾经有外国朋友问我，中国加入WTO的谈判，为什么完全听不到中国农民的声音，龙永图那几个人就把协议给签了。还有香港的朋友也问我，为什么韩国农民都跑到香港来示威抗议全球化，大陆农民一个都没有。我过去曾经把这归纳为中国政治的不透明和封闭性，首先中国农民对于中国政府在为他们决定什么并没有知情权，而且就算知道，中国农民也缺少政治参与的渠道，更没有组织能力。不过在和印度作比较研究之后，我发现我当时的结论有失片面。
我发现中国农民之所以不反对全球化和开放政策，并不是因为他们愚昧无知，而主要是因为中国农民的确没有因为全球化和开放政策而失去什么。这并不是说全球化唯独对中国农民格外垂青优惠，而是因为在全球化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农民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即使没有全球化，从毛泽东时代起，也一直在压低农产品价格，实行统购统销，其实就是以剪刀差的形式从农村汲取资源，来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农民说话、建议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梁漱溟被扣上的帽子反倒是“右派”）。1949年以来，政府对于农村和农民一直都是抽血的机制。印度农民所怀念的“社会主义补贴”，中国农民压根儿没有享受过，直到2006年才刚刚免去了专为他们设计的农业税。所以你要是非要让中国农民也来反对全球化，他们当然会莫名其妙，法国和印度农民可以抗议全球化让他们失去了补贴，中国农民抗议什么呢？总不能抗议全球化让他们失去一个他们从来就没有拥有过的东西吧。倒是全球化让山东大葱、福建香菇卖到了国外，价钱比计划经济年代政府统购统销要高得多。在印度，一个印度学者说他代表印度农民反对全球化可以理解；在中国，一个中国学者说他代表中国农民反对全球化，唯一的解释就是中国农民太容易被代表了（顺便提一下，尽管一些“中国新左派”代表中国农民，质疑市场经济给中国农民带来的压迫，但我没听说过中国农民反对市场经济）。
再一个差异，我尚不能完全肯定，只是我一个比较朦胧的推测，需要更细致地研究，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提到“开放”，中国人就会想到大汉、盛唐，那时候的中国大概跟今天的美国国际地位差不多，哪怕中国普通老百姓提到历史上的开放，也会想起张骞通西域，郑和下西洋，然后是四夷宾服、番邦来朝。不管其间因果关系是什么，中国人国家强盛的记忆大多是和开放联系在一起的。印度就不一样了，印度历史上几乎没有什么建立大一统帝国的经历，即使阿育王时代，也远远不能跟中国的汉唐相比，印度人一提到开放就会想到英国殖民统治，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就是从手摇纺车、抵制国际贸易开始的。
这种认知背景的差异，使得除了“中国新左派”，通常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和印度知识分子坐到一起，只要上升到全球化这种宏大命题就很难找到共同语言。甚至以为观念相同的人，其实说的也压根儿不是一个东西。最给我带来思想冲击的经历，就是在印度和学者们讨论“文化大革命”，每次一提到这个话题，必然发展为我和一群印度教授们的交锋。在他们眼里，“文化”还“大革命”，这是多么美好的词语啊，如果你表现出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点点不敬，他们会客气地问“你哪一年生的？”“77年。”“噢，你一定是太年轻了，不能理解‘文化大革命’的伟大。”不过我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知识毕竟要比他们得到的要全面。一般讨论到具体问题，几个回合他们就招架不住了。我见过几个印度教授在我批评“文化大革命”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时，黑脸膛都涨得通红，甚至愤而离席。而我最尴尬的经历是，有一次一番唇战群儒之后，一个一直没有发言的教授走过来拍着我的肩膀说：“我同意你的观点，他们把‘文化大革命’太理想化，‘文化大革命’确实有很多非常严重的教训值得我们吸取。”我当时心中涌起一股暖流，以为终于找到了知音，他接下来往下说我就傻眼了：“你知道‘文化大革命’虽然轰轰烈烈，但毛主席还是没有掌握百分之百的控制权，一些修正主义分子一直蠢蠢欲动，在毛主席背后捣乱，造成了很大损失，而且最后‘文化大革命’没有坚持到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还没有展现出来就被走资派颠覆了。”简直是让人崩溃。
对他们来说，“文化大革命”可以被简约化为一种理想，一幅蓝图，一个乌托邦，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文化大革命”是每一个家庭不堪回首的经历。
原因之二，翻译的困境和语言的贫乏――中国人能区分两种“新自由主义”么？
我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很不好理解为什么那些西方“左派”明明享受着思想和言论自由的福祉，却整天批评自由主义。我尤其感到困惑的是，在和那些左翼知识分子开会的时候，经常一说到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这些人立马同仇敌忾。我原来很纳闷，至于么？新自由主义再怎么样，也比专制要强吧，俄罗斯私有化产生的新权贵，有的当年就是书记，这些大尾巴狼摇身一变就成资本家，要说不公平也是专制年代造下的孽，怪得着新自由主义什么事啊？后来听到“新自由主义”一词太多了，才渐渐开始产生个念头，要搞清楚“新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有什么关系，而进一步研读文本，发现我们平时混杂在一起说的新自由主义，其实有两个概念在汉语里没法儿区别，在汉语里都被翻译成“新自由主义”，但一个是New Liberalism，一个是Neo-Liberalism。
我并不是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人，李小科先生的论文《澄清被混用的“新自由主义”――兼谈对New Liberalism和Neo-Liberalism的翻译》（《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1期）讲得很透彻，New Liberalism的代表是罗斯福新政，罗斯福讲的“四大自由”，准确的意思是“四大免于”，免于恐惧、匮乏等其实是强调在区别于斯大林体制的同时，提供更多的社会福利和公共保障。而Neo-Liberalism则是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主张的，他们指出过多的福利伴随着强势政府和更多管制，进而铺就“通向奴役之路”。在它们产生的具体的语境下两种新自由主义都没有错，他们有共同的底线，假如面对斯大林体制，无论New Liberalism和Neo-Liberalism都会反对,但在今天的欧美和印度,却代表两种完全不同的政策取向?它们都有其存在的价值，而把任何一种推向极端都有失片面，所以有人预言小布什政府把Neo-Liberalism推过头了，未来民主党可能上台，New Liberalism会复归，凯恩斯主义也可能重返舞台。
我越来越觉得，在那些公民社会尚不成熟、法制也不健全、老百姓更享受不到什么福利的社会，强调放任（laissez faire），片面提倡后一种自由主义，的确是有害的。“neo-liberalism”很容易和权力联手，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南美和东欧，neo-liberalism变得声名狼藉的原因，可以说是歪嘴和尚念歪了经。而遗憾的是，我发现中国国内大多数所谓自由主义者都很难分清两种自由主义的区别，我曾劝一些朋友，在中国提一些neo-liberalism的口号要慎重，用一句被用滥了的话说“不符合中国国情”。同样都反对管制，但放开农民的经营，像包产到户那样解开农民的束缚，还是放纵凭权力征地的势力，是完全不同的政策取向。
我们应该意识到，假使没有共同的经验基础，即使都在说英文，也不是在用同样的方法使用英文，一个中国人和一个美国人或印度人，在使用“自由”、“民主”、“社会主义”、“全球化”这些词语时他们所指的含义都是不一样的，甚至这种差异就像葡萄酒的差异一样，除了亲身体验，无法用语言来真正准确地表达。
原因之三，实用主义的思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说到这里，问题渐趋清晰了，即为什么都打着“左”的旗号的人，所理解的问题和所持的信念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但还是会有西方“左派”和“中国新左派”互认同道。
人和人的团结常常不是因为共同的愿景而是因为共同的敌人。西方“左派”并非和“中国新左派”完全没有共同之处，在我看来，他们的共同之处并不在于共同的社会理想，而是共同的敌人或者说假想敌。西方“左派”不管是马克思还是法兰克福学派，都有反体制的传统，他们在西方世界批评西方体制的缺陷，而“中国新左派”则也大义凛然在中国批评西方体制的缺陷。就像那个笑话，一个美国人说，在美国我们可以骂美国总统，一个苏联人说，那有什么了不起，在苏联我也可以骂美国总统。在我看来这个笑话还不够可笑，这个笑话如果发展下去，那个美国人和苏联人双手紧握在一起，哎哟妈呀，终于找到国际战友了，那就是一个更让人哭笑不得的黑色幽默了。而今天一些西方“左派”和“中国新左派”就真的这样互认战友。我发现，在美国和印度，秦晖、吴敬琏这样的知识分子一般没人听说过，但汪晖的大名简直如雷贯耳，西方“左派”们会觉得汪晖是中国左翼思想的代表人物，很多人向我打听他，这主要是因为潘卡奇・米西拉在《纽约时报》上对他的大力推荐，他们大都是因为看到了这篇文章而对汪晖产生他乡知己的感觉，而这位潘卡奇・米西拉在美国反对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汪晖在中国反对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就这样两人惺惺相惜。
难道这些知识分子脑子糊涂到连最基本的常识都不具备么，并不是那么简单，我联想到毛泽东的哲学，《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开篇写到：“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其实是一个划分战线的问题，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该团结谁，该打击谁，这是毛泽东哲学中最核心的一部分，这种思维方式的发展就是敌人赞成的我们就要反对，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赞成，当然也就顺理成章，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毛泽东要打倒的敌人一直在变，自然他的逻辑也可以一直在变。
毛泽东的这种思维方式对于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是非常有效和实用的，但如果知识分子都习惯了这种思维方式，则令人悲哀和忧虑，而我感受到并非只有“中国新左派”身上形成了这种习惯，尽管在他们身上这种习惯表现得最为浓烈，在一些自由主义者身上也是如此。
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如果还有存在的价值，就应该运用求真的“是非思维”，而不是求权的“敌我思维”，拿出洞察力来面对人类更本质的困境，而不该明明不是一路货色，却因为“反美”、“反全球化”这些过于空泛、多义，而在学术上可以视为伪命题的政治靶子而拉大旗，树山头。如果连知识分子都变得这样，人类的精神世界是多么乏味啊。
（三）
我曾经从早到晚泡在香港大学图书馆里，试图梳理出一条清晰简单的脉络来归纳这些打着各色旗帜的“主义”们，后来发现这是缘木求鱼，这些主义的纠缠和混杂就像一团乱麻，我把这称作“主义的丛林”，这让我反省一种认识方法的局限。最完整地阐释这一问题的便是维特根斯坦在分析哲学领域的开创性成就――“家族相似”（family resemblances）的概念。在《哲学研究》中，他解释人们之所以被一个个概念的本质矛盾困惑，是因为当我们用一个词语指代一个实体时，这个词语本身的本质就是模糊的：“想一想工具箱里的工具，那里有锤子、钳子、螺丝刀、尺子、胶锅、钉子和螺丝钉。正如这些工具的功能各不相同一样，词的功能也是各不相同的。当然使我们感到困惑的是，当我们谈话中听到这些词语或者在书写稿和印刷品中看到这些词语时，他们有着千篇一律的外貌。因为他们的用法没有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特别是当我们从事哲学研究的时候。”他强调：“我们会看到一个有重叠交叉的相似点组成的复杂网络；有时是在总体上相似，有时是在细节上相似。”“我想不出比‘家族相似’更好的词来表达这些相似之处的特征；因为家庭成员之间各种各样的相似之处，如身材、相貌、眼睛的颜色、步态、性情，等等，也以同样的方式重叠和交叉。”
在这个意义上说，一个知识分子不用为自己既不能在左的阵营呼风唤雨，也不能在右的阵营处处逢源而感到尴尬，每一个为真问题而焦虑的头脑，都可能有某一部分属于我们的“家族”。如果说警惕工业化、资本和竞争对人的异化，我可以被算作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加上个前缀――人道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说对于暴力和强权的反感，我又倾向于甘地的哲学。谈到对极权专制体制的痛恨，我则欣赏古典自由主义的言说；如果说在目前的中国需要更多公共福利和基本保障，我认同New Liberalism；那么有一天中国提供的公共福利像北欧国家那样充分了，没准儿我又会倾向Neo-Liberalism。这段思考的经历，又让我更加反感那些极端的、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不管来自哪一方，在这点上我大概可以被算作“修正主义分子”，或者“相对主义者”。管它呢，但至少我知道我不会是任何“主义”的狂热者，我内心随时都会感受到某种高贵和神圣的存在，甚至值得为之作出牺牲去实践，但它一定无法被任何一种主义来概括其内涵。
我想起我那位可爱的印度朋友，他虔诚地相信，给中国农民带来苦难的一定也是全球化和开放政策，如此坚信一个简单道理的人是幸福的，那样单纯的信念会给一个人的人生带来一种酣畅淋漓的快感，不会像我这样时常为自己的念头折磨得头痛。
但我庆幸自己在追求真知的道路上，曾有几个时期流露出那样的倾向时，便被自省所抑制住了。因为我有一种恐惧，害怕这种窄视的单纯会阻碍我去感知和认识一个更加广阔丰富的世界，会剥夺我全面的敏感，让我向偶像和主义的大纛下跪，却忽略了那些该人类真正去敬畏、追求的东西。
浸会大学博士候选人李铁来信，其中一段可以算是对此文的注脚：以一种具体分析的方式去看待每一个复杂的思潮。分析的方式，是中国这样的传统小农社会所孕育出来的精神所缺乏的。小农文明缺乏天人相分的超越的认知方式，认识问题自然是肤浅和简单的。就像小孩子看电影一样，最喜欢好人坏人分明的简单动画片。而一个成年人则更能理解事物的复杂性，谨慎地使用一些全称判断，更多地用分析的方式看问题。这其实是一个精神高低的问题。韦伯不是说文明的发展是不断祛魅的过程吗，中国人总喜欢使用简单的“主义头衔”，其实这就是一种“巫魅”，“巫魅”就是重头衔与象征的。而不断祛魅的过程就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走向“理性计算”的过程。也就是越来越走向分析要素与计算其权重，这是一个更复杂的理解方式，是精神发展到更高级的一种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