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评论者都谈到了残雪创作与卡夫卡、博尔赫斯、怀特、鲁迅等文学大师的关系和传承，褒扬了残雪的自成特色。然而，他们忽略了残雪在吸收与表述中的和谐与不和谐。也就是说，残雪的作品以及创作心理，无论怎样解读，湖湘文化的影响是最直接与最深刻的。残雪是深扎于湖湘沃土并由异国汁液浇灌过的奇异的花朵。同时，她对上面提到文学大师的借鉴是明显的，又是不成功的。这一切都是其生存背景和对艺术的把握能力决定了的。
一、亲近与距离
大概从１９８３年起，残雪开始阅读翻译过来的现代主义作品，这些作品对她影响极深。她后来说：“阅读西方文学是惟一的精神支柱。”这体现了她毫不隐讳的态度。
残雪与卡夫卡、博尔赫斯、川端康成、怀特、鲁迅等现代大师不期而遇，他们也是残雪最痴迷与钟爱的。残雪与她的先驱者之间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借鉴与经验、方法上的继承，而是一种更为神秘、隐晦的相类性。就像阳光对树木的成长一样，阳光赋予树木以必要的生长要素。从１９８５年《山上的小屋》到２００３年发表于《花城》的《男孩小正》，残雪引入的这种梦魇般或迷宫般的世界也是卡夫卡们演绎过的，只是她在一种特定的背景中彰显着中国式的特征。从她的诸多作品中我们发现，她的作品大部分没有具体的时间，也没有详细的背景交代，因此故事往往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尾，而以一种混沌的永恒存在暗示出了普遍的人类意义，整体的象征表明了人的失落、孤独、无助与存在的意义。
如果把残雪的小说世界细加分割，会形成更多的小块世界。但不管如何评说，超现实主义的方法是其构图的手段，作品重存在的荒谬感、恐惧感，人与人之间的无法理解、无法沟通；艺术表现上重感觉、变形，揭示人存在的心理真实。她以其特殊的艺术敏锐，感触世界，使外物发生异变，与西方现代主义哲学和文学一拍即合。
例如，“我的母亲化作了一盆肥皂水”，这是残雪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污水上的肥皂泡》（见《新创作》１９８５年第１期）的第一句话。与卡夫卡的《变形记》的开头第一句话――“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相比较，我们就知道，这已与卡夫卡站在了同一起跑线的开端，并为残雪作品的表现风格的确立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样的表现风格建立在残雪的作品中一直延宕。
正因为这种亲近，残雪于１９９７年开始进入了结论相似，但完全属另一种途径的创作，即逐篇解读她心仪已久的卡夫卡、博尔赫斯。而我们回头来看卡夫卡的《御旨》，这是一篇情节并不复杂的短篇小说，以可怜的属臣“你”始，又以“你”终。
开头：“据说，皇帝临驾崩前曾在御床上向你下了一道御旨。”
结尾：“当夜色来临时，你却坐在窗前，梦想着得到这道御旨。”
这样的作品证实着卡夫卡的观念指向：以否定的姿态，绝望或等待来明确结局。在残雪这里，对于这样“有目的的希望或没有希望的目的”早已洞察得通透彻底。在她的作品《山上的小屋》、《世外桃源》、《弟弟》等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残雪笔下的人们始终在寻找：寻找存在的房子，找寻世外桃源，寻觅多年未见的亲人，但最后总是让否定与绝望来掐灭希望之火，惟有等待还在赋予读者想象。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残雪与卡夫卡风格的表层亲近：连篇累牍的议论与抒情，而语言同样洁净；都善于通过对话标示说话者的心情并显复调特征；作品中都充满象征的意象；都充满着“恶”的情绪。同样地，她像博尔赫斯一样架设迷宫并充满玄想，像川端康成一样敏感、细腻并猜疑着人性，像怀特一样倔强与放肆，像后期鲁迅一样孤僻而艰涩。这些给了残雪及其创作以生命，又在其生存背景与创作个性及心理制约下，显现出对他们的离散。因而，她的作品成了浇灌异国汁液而在中国土壤开放的奇异花朵。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成名的作家对文学大师都有过亲近，而最终因为文化背景的差异，理解的偏差，接受的草率等等，大师们仅仅成为偶像。与之相似，亲近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亲近与她风格相近的文学大师，也没有能够使残雪融入性的与他们拉近距离，而是由于执拗的个性迫使她与之产生了距离。自视甚高与偏执孤傲的心理规范了她的写作范式。在许多文章里或许多谈话中，她都在无视一切她视为平庸的读者的存在。残雪的读者群始终都在等待残雪创造一个有目的的希望，就是拥有大师类的经典作品。但是，如果把她和博尔赫斯、卡夫卡们作比较的话，我们会更明显地发现，借一位研究者的话来说：“残雪的作品没有卡夫卡们作品的民族性后的向世界周边的无限延展性。残雪把自己的作品囿于个体，囿于人的内心世界，囿于黑暗与光明之间的夹缝。”作为一名女作家，残雪以独有的艺术气质，以女性心理机制所注定的对人际关系的特殊敏感进行创作，“残雪极度个人化的叙述让其创作走入迷宫，太小的圈子缺少大气，女作家太多的直觉缺乏外部冲击力量”。在世纪之交复杂的文化背景下，女性作家把写作当作一种文化使命，用一种新的写作方式和话语方式，注重性别意识，打破以往外在的文体规范并将之化成内在的文体意识，进而在文本写作中转化为一种文化精神。反过来，读者对女性写作的文本期待又激发了女性文体的演变习惯。在这样一种状况下，残雪以特有的女性写作主题和女性表现视角，必然赋予文本具有鲜明性别特征的新的叙述语言和形式，小说呈现出颠覆男权的权威话语的风格学特征。在残雪这里，家庭、父母、孩提的记忆、个人的成长经历都变得极端重要，而政治、经济、种族、阶级却开始远离。残雪将近２０年的不断创作，使读者有理由相信这样一名自信且固执的女作家，将把文学创作作为她的一生奋斗目标，但是“至少目前残雪没有经典”的事实，又让我们看到她与大师以及读者的距离。
二、整合与背离
毫无疑问，残雪作为当代先锋作家，文本和创作中势必就包含着对传统与现代的认同问题。论及传统和现代的问题，我们首先来看看她心仪的博尔赫斯对于他的民族阿根廷传统的认识：
“那么，阿根廷传统是什么呢？我认为我们容易回答，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我认为整个西方文化就是我们的传统。我想起美国社会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的一篇文章，讨论了犹太人天生的优越性，他自己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说犹太人在西方文化中出类拔萃，是因为他们参与了这种文化的活动，但同时又不因特殊的偏爱而感到这种文化的束缚。”（转引自殷国明：《２０世纪中西文艺理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１２月版，第４６２页）
博尔赫斯的文化境遇和中国的情况有相类似之处。阿根廷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样处于一种多元文化的碰撞和交织之中，传统和现代的问题同样困扰着当地的文化人，而博尔赫斯的出类拔萃之处正是不受本地传统的束缚，而是在东西方文化的大范围中认识和确定自己的传统。
和博尔赫斯比较，残雪自己又怎么看待中国的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呢？
“当一种源远流长的古老文化已变得山穷水尽，当闭关自守、近亲繁殖只能产生大量的痴呆儿，当文化本身的致命缺陷已使得很多人将它彻底唾弃，而自身沦为野蛮人之际，输血、嫁接和移栽就成为无比迫切的事情了。”（转引自佘丹清：《关于残雪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湖南文理学院学报，２００３（６），第７２页）
其实，整部《黄泥街》都可以看作是一场中国传统文化展现之戏――从儒家到老庄、佛禅，从价值观、思维方式到人际关系、人生态度的大展览。在这里，最庄严最神圣的东西换了一种表现形式，它成为最虚伪最恶心的东西；最超脱最纯净的东西则成了最下贱最肮脏的东西。即使这样，如果把残雪的小说文本上升到哲学层面来分析，它还是具有中国哲学赖以立足的“天人合一”思想，即具有内向性的思维特点。相比西方哲学，残雪的作品仍然比较关注人自身的思想和行为，而非世界的存在以及人本体。可以说这就是残雪一直在追求并实践的灵魂写作和“向内转”文本的真实形态展现。
在此，我并不是一味批判残雪与传统的血脉关系。消解她的独特性，盲目割断她既有的与现代主义的关系。而只是聚焦残雪的精神轨迹在呈螺旋式上升的背景下，在她无限扩大丑的基础上，由个人化走向类化，从无意识走向象征本体，从环境论走向恶的人本主义的生活副本。这种带着镣铐并让灵魂舞蹈的脚步是那么沉重，发出的呼喊因社会的俗化变得微弱。同样，我们能理解，残雪有意的将中西传统整合。
而陈思和先生曾言，整合传统并非是屈服和投降，传统在消化叛逆者的同时，也被叛逆者改造。整合既保持了传统的活力，也促使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学基因坚实存在于中国文化中。当我们听到残雪自信地说：“因为我写的东西是谁也写不出来的。我想，正如博尔赫斯成了西方的传统一样，我的文学也许会成为中国的传统。”（引自（日）鹈饲哲夫《残雪：中国现代文学奇才》，《读卖新闻》，２００１－１０－２４）作为自信的作家残雪真实坦言想继承中国的传统，那么她到底离现存的传统有多远？这个问题，作为湖湘大地的作家残雪无论多么固执，还是用她的文本做出了回答。至于她口头声称坚持输血、嫁接西方文化的方式，她只是在为自己的灵魂舞蹈找到的一道忽明忽暗的光环。
融入东西方的文化元素，植根在传统文化土壤，残雪的创作才不会是西方的舶来品，才能让她的创作更具时代魅力，让其文本更见深刻景致。但是，由于整合中出现裂痕，残雪极其作品又在渐渐漂离大师们的要义，离开现代主义文学，向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纵深发展。图解化、人为的不和谐、怪诞的审美方式等等，在残雪的２０世纪末期的作品中显得更为突出。但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产生有着自己十分突出的背景――后期资本主义的出现，以及对传统的现实主义加以批判。对于后现代主义，很多评论者认为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叛，而我却同意哈桑的观点，认为它是现代主义的一种新的转换形式。因此，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是，对于残雪，转换就是背离。那么，残雪的转换又与什么密切相关，即它是由什么导致的？
我认为，导致残雪不断转换的原由主要有三：一是自幼惊惶、饥饿、恐惧形成的敏感心理以及刻骨铭心的少年经历延宕；二是湖湘文化霸蛮而不服输的精神持续发展；三是杜甫、曹雪芹、鲁迅等与她的心灵相通。这一切导引残雪不断改变自己的言说的角色，在不同的文本里说着不同的话。这些不同的话语里面包含着她对于传统的多角度的继承。在继承中发现，残雪的文本坚守着冷漠的叙述、非理性的思考，撇开理想主义的成分，然而洋溢在字里行间，我们能读到对光明与温热的向往。在《天堂里的对话》那动人的自传的末尾，残雪写道：“我敢说在我的作品里，通篇充满了光明的照射，这是字里行间处处透出来的。我再强调一句，激起我的创造的，是美丽的南方的骄阳。正因为心中有光明，黑暗才成其为黑暗；正因为有天堂，才会有对地狱的刻骨体验；正因为充满了博爱，人才能在艺术的境界里超脱、升华。”（载《海鸥》１９８７年第一期）这种温情正是残雪对现代主义的反叛。
面对现代主义文学之时，种种约束使残雪无法真正表现自我；在对传统的继承中，女性特有的视角与心理使残雪无法摆脱世俗的窠臼；在对现实的描摹上，特有的经历让她视阈不阔；在与文学大师的交流中，大师的压抑力使她感到突围困难重重。因此，残雪与现代主义文学的关系，概括以“冷暖相济中的和谐与不和谐”，大约是恰如其分的。
（作者单位：湖南常德文理学院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