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禽流感第一次打交道，开始于阿拉斯加的掘墓。当时，我２５岁。”到今天，约翰・赫尔廷仍能清楚记得每一个细节：“那是一个１２岁的因纽特少女，容颜姣好，完好无损。她穿一身蓝色长袍，乌黑的大辫子梳得整整齐齐，一直垂到胸际，辫梢上系着红色的丝带。她死于１９１８年冬天，村里８０口人只活下来９个。仅仅３天时间，所谓的‘西班牙流感’就夺去了７１条生命。”
“西班牙流感”村庄探险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的一天，２５岁的瑞典籍学生约翰・赫尔廷正在美国艾奥瓦州大学微生物研究所求学。他想选择流感病毒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但是关于这方面的论述车载斗量，他拿不定主意从什么地方下手。著名病毒学家威廉・黑尔正巧在艾奥瓦大学做短暂停留，有人便建议约翰找他聊聊。
威廉・黑尔对年轻的后辈提起１９１８年的一次大流感，他说：“我们还无法确定，是不是可以从死者肺里提取出病毒样本。他们被埋在阿拉斯加永久冻土带，尸体应该被保存得很好。从来没有人到那里去挖一挖试试。”约翰马上意识到这就是他的课题。
带着年轻人的一股冲劲儿，约翰・赫尔廷着手准备。首先，他在一份海军地图上查到了１９１８年遭受“西班牙流感”袭击的３个因纽特人村庄的名字。然后，他与当地一名立陶宛籍传教士取得联系，这位传教士不但知道墓地的具体位置，手里还保存着一份死者的名单。不过反馈回来的情况不太妙，传教士告诉约翰，三个村庄如今只剩下一个：一个村庄因为山体滑坡已经沉入大海，另一个则因河流改道而被淹没在河道里。幸存的那个村庄博威格，如今也迁离了１９１８年的原址。即使找到当年埋葬死者的集体墓地，约翰也必须经过博威格村的长老会同意才能着手挖掘。
博威格村一共有８名德高望重的长老，其中３人是１９１８年灾难的幸存者。约翰阐明了来意，他回忆说：“长老们开始用当地土话议论起来，一会儿秘密私语，一会儿激声争论，没完没了。当讨论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不太乐观。他们大概认为，即便谈论‘流感’这个字眼都会招来灾祸。正是脑子里有这种想法，他们从来没有把１９１８年的事告诉后代，以免再遭劫难。大约过了２０分钟，一个男子起身宣布，我的请求被通过了。”
两个巨大的白色十字架标明了墓地的位置，只有约翰一个人干活。那里靠近海岸，寒风凛冽，即使是６月天，约翰也只能挖到３０厘米深，以下就是永久冻土带。为了找到尸体，他点起火堆解冻。一天之后，一具１２岁的因纽特小女孩尸体呈现在眼前。约翰说：“她躺在父母尸体旁边，我仔细检查了这不幸的一家人，动手从肺里提取标本。”
等待“死”病毒复活
回到艾奥瓦大学，约翰・赫尔廷和同事打算从标本里分离出病毒并把它注射进白鼠体内。可是，从女孩和她父母肺里提取的病毒标本没有生命力，而在那个时代，医学家还不懂得基因技术。约翰・赫尔廷竹篮打水一场空。找不到新的赞助，约翰没办法再到阿拉斯加探险。
毕业后为了能留在美国，约翰不得不面对现实，从事了一项与病毒毫无关系的工作：为汽车公司担任安全设计。工作之余，他对基因技术和病毒学的最新进展，依然关注。
“１９８５年，科学家卡利・穆利斯（１９９３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成功完成了聚合酶分子链的重塑，让我看到了激活‘死’病毒的希望。”约翰说道。１９９７年４月的一个早晨，已经退休的约翰在翻看《科学》杂志时，一篇博士论文引起了他的注意。作者陶本博格是马里兰州军事学院的病理学专家，正在从事流感病毒研究。他从１９１８年死于流感的美军战士遗体上提取样本，已经成功复制出活的病毒标本。尽管信心十足，陶本博格却面临困境，他缺少足够的样本进行下一步研究。在文章的最下方，他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约翰马上放下杂志给陶本博格写信，详细讲述自己１９５１年的探险，希望能对陶本博格的研究有所帮助。一个礼拜之后，博士亲自打来电话，邀请约翰再次前往博威格村，他痛快地答应了。
再次挖掘遗体
时隔４６年，约翰终于又踏进了博威格村，依旧在传教士的带领下，再一次请求村里的长老允许他发掘坟墓。
因纽特人的部落，至今还处于母系氏族社会。一个名叫丽塔・奥拉娜的半百老妇，执掌着村里大权。这是个不那么随和的领袖，出人意料的是，她居然还记得约翰・赫尔廷：“我６岁时见过你，什么都别说，我知道你为什么还要回来。”
像上次一样，长老们再次开会讨论。他们还像当年一样，对约翰的请求心存疑虑，担心坟墓打开之后病毒会蔓延传播。约翰解释说：“早在１９５１年时，病毒已经失去了活力；现在是１９９７年，它们不会再逞凶了。你们看，我挖墓时既不带口罩，也不带手套，我这样都不会被传染，你们还担心什么？”当天下午，约翰获得了许可，村里派了４个壮工帮他挖掘。
约翰回忆说：“我很快就找到了１９５１年挖出的一家人，但是小女孩的尸体找不到了，谁也不知道遗体失落在哪里。”最初挖出的１０具尸体腐败不堪，毫无科学价值，约翰只得向更深的土层挖掘。最后，他挖到一具后来被命名为“露西”的遗体，终于看到希望的曙光。“１９７４年发现于非洲埃塞俄比亚的古猿化石露西，后来被证明是人类的祖先。我用露西命名自己的发现，企盼她能为人类抗击流感打开一扇希望之门。”约翰这样解释把遗体称为“露西”的原因，“她大约３０来岁，生前体态丰满。虽然她的头颅和四肢已经化成一堆枯骨，可是体内器官依然被一层厚厚的脂肪包裹，保存得非常完好。”
约翰・赫尔廷小心翼翼地用剪刀剪开露西的胸腔。“突然，两块保存完好的肺叶出现在眼前，”他回忆说，“两块暗红色的肺叶填满胸腔，里面充满暗褐色的液体和血。在永久冻土带的保护下，它们一点都没有受到损害。这真是一个病理学家做梦都不敢想的好事。”从剪开露西胸腔的那一刻起，约翰就证实了自己的猜测：一个正常死者的肺叶，应该是干瘪的；现在显现在他眼前的，无疑是一个死于流感病毒的肺叶。他用解剖刀把露西的肺叶切成小块，保存在福尔马林液里，然后带着感激之情把遗体重新整理好。现在，他终于可以安心回家了。
揭开“西班牙流感”之谜
陶本博格收到约翰带来的标本，喜出望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露西的肺叶标本里，充斥着大量从来没有人研究过的“西班牙流感”病毒。陶本博格马上对标本进行测序并着手重建基因组，几天之后，他打电话给约翰，兴奋地告诉他：“一切进展顺利。”不久，病毒标本从马里兰州军事学院转移到纽约西奈山医学研究院，再从那里转送到位于亚特兰大的美国疾病和预防控制中心的秘密实验室接受激活实验。陶本博格说：“假如没有约翰・赫尔廷的努力，我们永远也得不到珍贵的‘西班牙流感’的病毒标本。”
约翰・赫尔廷的执着，为今天研制禽流感疫苗开启了一扇希望之窗。医学家已经证实，１９１８年的“西班牙流感”，其传播者既不是猪，也不是人，而是某种禽鸟；而且，这种流感也不会从一个人传染到另一个人。这就是说，“西班牙流感”无论从病毒来源还是传播途径考察，均与今天的禽流感病毒非常近似。８１岁的约翰・赫尔廷，幸运地在有生之年完成了自己的课题。
（编译自《巴黎竞赛画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