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眼中，欧洲是生活的天堂。工作高福利，失业有保障。然而现在的欧洲却正为这种社会保障体系付出代价。与美国相比，欧元区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是：代价高昂的社会保障体系、沉重的税收负担和僵化的雇佣制度。在这个背景下，劳动者惰于工作，企业扩张乏力，经济增长缓慢。
德国：不能再养懒汉了
原西德“经济奇迹之父”艾哈德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过多的福利就意味着没有福利。”眼下，德国的现实生动地印证了这个论断。一是有太多的人没有工作；二是非法打工、偷逃税猖獗；三是当前巨额的福利费用由下一代纳税人来支付，成了他们的债务负担。
许多经济界人士认为，“德国病”出在几十年来社会过于福利化――普遍的高工资、僵化的劳动市场、庞大的官僚机构以及陈旧的管理方式。长期以来，德国人“从摇篮到坟墓”过着国家大包大揽，衣食无忧的安逸生活。在这里，家庭可以领取子女补贴、学生享受免费高等教育，失业者可以领取失业金、低收入者不仅可以不交税，还可以享受低费用的医疗保险以及其他补贴。生活困难者可以领取社会救济金，他们的生活费包括房租都由国家负担，就连镶牙、配眼镜也都由国家报销。
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形势发生了变化，因为德国实行转移支付方式的养老金，是用正在就业的人交纳的保险费支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退休者不断增加，有工作的人却在减少，多年来，德国发放养老金得靠国家财政巨额拨款才能维持。而且，德国因为出生率低，人口将从目前的8200万人降至2050年的7000万人，劳动力减少1/3，届时100个劳动者养活77个退休者。德国总理施罗德曾大声疾呼德国不能再养懒汉了。
欧洲的败笔：失业救济太宽泛
福利国家在二战后坚持私有制，坚持市场经济，鼓励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曾经促进了西欧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从1960年到1989年的近30年间，西欧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高出美国很多，平均为3.7%，美国同期只有1.1%。欧洲尤其是北欧国家倡导的提供全面的社会保障，老百姓“病有所医，老有所依”的模式，成了世界楷模。
但上世纪90年代以后，形势发生了变化。欧洲生产率增长开始下降，从2.5%降到1.3%。增长率的差距带来了就业率的差距。欧洲经济高速增长时，高福利可以由高税收来维持；经济低速增长时，政府收不到足够的税，就维持不了高福利政策，也失去了刺激经济的手段，社会就业率就难以维持。结果造成欧洲在两个方面的落后：一是就业增长率，二是失业率。到2000年，欧盟国家平均失业率为10%，失业人口约为 1600万人。
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一是宽泛的失业补助金及其他福利降低了人们的工作热情，二是高税率的重负，三是劳动力市场僵硬地保护雇员的政策，抑制了企业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其中有严格的解雇程序、高昂的解雇费用、临时工限制措施、法定最低工资和工作时间等各种限制。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估计，欧元区有数不清的各项规章制度，让投资者无所适从。商品市场上的各种规定，欧元区约有4000个，是美国的2倍，英国的4倍。劳动力市场上的各种规定，欧元区是英国的6倍，美国的10倍!
创办一个企业，在欧元区是个复杂的问题，平均要花上130天和4000美元。而在美国成立公司则简单得多，一周时间即可，几百美元就能解决问题，甚至可以不必缴纳注册资金。
球星逃税与欧元区的改革
德国著名的网球运动员贝克的逃税事件，一度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但是许多人都很同情贝克，因为他交的税已经够多了，如果在其他国家，他会更富有。
德国后来修改了税收政策，将税率调低，使之更为合理，并给逃税的高收入阶层一个宽限期，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将藏匿在国外的资产调回国内而不受处罚。这样，德国政府既激发了社会的热情，又增加了收入，政府在整体上反而增加了税收。
上世纪90年代，欧盟国家一直在反思他们的高福利政策，布莱尔领导下的工党政府首先提出5年内让英国从高福利国家中脱胎换骨的计划；意大利1997年制定了10年计划，1998年削减福利30亿美元，1999年削减40亿美元，2000年以后每年递减5%；西班牙、法国都在制定关于改革僵化的就业市场的政策。
欧盟委员会自1997年以来，先后提出卢森堡方案等3个就业方案，主要内容就是劳动力市场的改革。许多成员国对此改革了福利制度，严格执行领取失业金的标准和可工作的条件；鼓励临时工和妇女就业；改革僵硬的就业保护的立法，降低解雇工人的成本，以鼓励企业雇佣更多的工人。
但欧元区的改革进程只能渐进，因为社会上的反对势力太强大，力主改革的政党将有失去政权的风险，有几个执政党肯冒这个风险?
（李贞刚荐自《黑龙江晨报》 本刊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