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论，至有清一代，颇为巨观。博学之士，挟考据之功入诗文之评。特于晚清之时，谈文说诗者，兼采汉宋、一合骈散，实本国文论之极盛时代。降及民国，余杭大师可谓集有清三百年之大成。然近代欧风美雨渗透进中国传统学问之后，以西洋学术规范研究中国古典文论，竟成一代显学，至今不衰。学者大多趋之若鹜。以集部研究为例，争效东洋“文学史”体例之作者，即层出不穷。然而，新中国成立之前，一南一北却有两部用传统注疏方式写就的文论讲稿，为当时学林所重，即程千帆先生的《文论十笺》和许文雨先生的《文论讲疏》。阮元曾云：“学术盛衰，当以百年前后论升降焉。”（《十驾斋养新录序》）故本文选取上世纪前半叶两部“逆流而上”的恪守古义之文论著作，叙其体例与意旨，兼怀表彰先儒之义。
立旨第一
作长篇宏论者，必有大旨在胸；作注解笺疏者，由于体例所限，若不能有大旨贯穿全书，则越显支离。
程千帆先生此书20世纪40年代曾以《文论要诠》线装出版过，后多次修改，终以《文论十笺》名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又载莫砺锋编《程千帆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当是时，坊间多出通论文学之书，程先生即谓其：
或稗贩西说，罔知本柢；或出辞鄙倍，难以讽诵。加以议论偏宕，援据疏阔，识者病之。倾适讲授及此，因辑往哲雅言，厘为二卷，附之笺疏，以诏承学。（原《文论要诠》自序）
程先生提倡“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有浙东学派文史校雠之遗风。此书显出程先生一贯治学特征：即是在治文艺文论之前，至少对本国前贤的著作文献应有相当的了悟。再版题为《文论十笺》后，王文生所作“前言”就提到：在当时崇洋媚外的大后方，程先生此书的价值不止于授业解惑，更有“振末俗”、“起衰攰”之作用。
许文雨先生声名虽不及程先生，但在二三十年代的古典文学研究界亦颇有威望。《文论讲疏》即是他1929年在北大讲学的草稿上修改而成（台湾正中书局1976年版。又，《诗品》等部分大陆曾单出《钟嵘诗品讲疏》，成都古籍书店影印，1983年版）。许先生对文论的总体把握，可以先读《文论讲疏》之“导言”，其中分作三期：第一期——魏晋南北朝；第二期——唐宋；第三期——明清。每期略论千余字，却颇得提纲挈领之要。虽然他自谦说“或终为初学入手之道欤”，但坊间所出“文论简史”一类书籍，罕能相抗。吾乡先哲柳诒徵先生序此书曰：
许君维周示予所纂《文论讲疏》，咀味乎句读，沉潜乎谊诂。大之瞩而不遗其细；本之探而不忽其末……学者诚由此书，上窥古之作者，锲而不舍，必能几于成。
再观许先生此稿之用心，当以表彰自然英旨之作为主，藉觇纯粹文学之真诣。而基于社会、伦理之史部、子部论文著作，少录或不录。此其不同于程先生处，然亦可别为一家。
近人姚永朴谈为文之功效时有云：“学也者，本己之所得，以救之世所失者也。”（《文学研究法·功效》）其人虽属桐城文派，其说之理却颇可采用处。当时之世，文学界西说横行，浮薄夸诞，二先生独以旧学相抗，欲以此祛国人轻古之恶习，其绎旨光晖照灼，久而弥新！相较之下，同时期的王气中先生后出《艺概笺注》一书（案：此书只对《艺概》中的《文概》、《诗概》、《赋概》等诗文部分作出笺注），由于一开始就没有定位好是大众型的注解，还是学者型的笺疏，故王先生虽然自己对《艺概》烂熟于心，而此笺注稿的效果并不是很好。今天的研究者即使不参考它，而直接阅读江苏古籍出版社《刘熙载文集》，也不会误解刘熙载为文之用心。
选目第二
近代学术史上，选前人文章，加以笺识，以做讲稿者并不只有程、许两先生。譬如，蜀中硕儒庞石帚曾以《国故论衡》和《文心雕龙》教文学批评史多年，并著有《国故论衡疏证》两卷（见其《养晴室笔记》）。而曹聚仁则可以用《国故论衡》中的《文学总略》、《论式》、《辨诗》三篇文章教上国学整整一年（见其《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鲁迅先生曾经指出：“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用。”（《集外集·选本》）远至孔子删诗的时代起，中国士人就十分注重“选本”的独特价值。程、许两先生虽学殖不同，但却于“选”的功夫却高出时人一筹，请先看他们的选目。
程千帆先生《文论十笺》所选目次：《国故论衡·文学总略》、《文史通义·诗教上》、《南北学术不同论·南北文学不同论》、《文史通义·文德》、《文史通义·质性》（以上为“卷上概说”）、《文赋》、《文史通义·诗教下》、《史通·模拟》、《史通·叙事》、《文史通义·古文十弊》（以上为“卷下制作”）。
许文雨先生《文论讲疏》所选目次：《论衡·艺增》、《典论·论文》、《文赋》、《翰林论》、《文章流别论》、《文选·序》、《文心雕龙·体性》、《文心雕龙·丽辞》、《诗品》（附论文四篇）、《与元微之论作文大旨书》、《古文辞类纂·序》、《南北学术不同论·南北文学不同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元剧之文章》。
程先生选出10篇，许先生选出14篇。所同者仅两篇。程先生大抵以体式为纲；许先生则大抵以时代为纲。选目的不同直接由于他们“立旨”不同：程先生所选篇目主要体现文学的特质及其与学术之内在关系，对于单纯文学的评论反而只选用了《文赋》一篇；而许先生所选则更多从历代各体文论本身着手，俨然一部精微的文论史。不过，二位先生对于《文心雕龙》诸篇的取舍倒是值得一提：程先生放弃了刘勰的鸿制，他说：
若夫舍人《文心》，艺林琛宝，文术铃键，以其首尾一贯，割裂为嫌。今所撰次，盖未及云。（原《文论要诠》自序）
不按一般文学概论或批评史的套路，毅然舍用《文心雕龙》这样的名篇，的确非大手笔不能为也。相反，许先生所选刘勰其中的两篇，亦有其内在理路：
《文心雕龙》论域，奄有体制论、体性论诸大端。兹选释《体性》、《丽辞》二篇，以示刘书论文章体性及体式之概略。至其专论体制各篇，仍沿尔时弊习，析体碎杂，兹集未取。（《文论讲疏·例略》）
可见许先生对于《文心雕龙》一书的摭择，并不悃于前贤的名论，采选之中，惟以合乎轨辙为准。窥一斑而见全豹，二位先生选目虽差异极大，但互置案头，把玩之间，可于研读文论之余，细究二先生之选目，足为一乐也。 笺疏第三
古注的类型，历经注、笺、章句、集解、疏（义疏）、音义、补注等等。宋代以降，学者运用它们时，并不严格区分互相的概念区别。晚清治笺注学最有成就者，当为吾校先哲李审言先生，江苏古籍出版社《李审言文集》所收诸笺证稿，均得原书作者之用心。李审言先生曾经说笺注之难，原委是：“不知注书体例，裨贩类书，往往失其元弟。”（《汪容甫文笺·序》）晚清硕儒尚有此叹，流至近代，为笺疏学而能托体隆高者，则尟矣。但程、许二先生的笺注，却可视为近代学者中的翘楚，较之清儒，亦可谓思精识大。
《文赋》“他日殆可谓曲尽其妙”句，历来的注家对此感到困惑。程千帆先生此句的笺注曰：
五臣《注》吕向曰：“谓赋成之后，异日观之，乃委曲尽其妙道矣。”俞正燮《文选注书后》曰：“其说难通，盖本文悉‘谓他日殆可曲尽其妙’。谓字传写者倒之耳。本文言赋之所陈，知之非难，而己之才力难副，存此妙旨，冀他日曲而验之，如沈休文言，‘如曰不然，以俟来哲’也。”黄先生云：“‘谓’字是羡文，此言今以能为难，他日庶几能之耳。”案吕说牵强，诚如俞氏所谓难通，学者从俞说或本师说可耳。
此处几乎可以说，程先生把关于此句的注解都搜罗殆尽，一段注解，无异于一篇精微的论学札记。另外，程先生表现岀十分严谨的态度，对于这样暂时还没有能考订岀最终结果的难题，采用的“存疑”的方法——“学者从俞说或本师说可耳”。虽然实际上，俞正燮和黄侃的观点并不是可以同时兼采的（案：关于《文赋》此句的详细考辨，可参拙作《〈文选平点〉翼证一则》，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但程先生能在200字不到的笺注中，理清脉络，实是治此道之大家。通观全书，这样的精彩短札比比皆是，学者若能细读，自是步入宝山矣。
许先生的《文论讲疏》亦是起到同样的作用，比如对《诗品》的讲疏，王叔岷先生就说过：“就考订言，以古氏笺最善。就疏释言，以许文雨《钟嵘诗品讲疏》最详。”（《钟嵘诗品笺证稿·小序》）上品“陆机”条“文劣于仲宣”句，许先生笺曰：
按记室以文秀许仲宣，刘彦和《文心雕龙·隐秀》云：“雕削取巧，虽美非秀。”是陆文之不逮仲宣者，乃由其俳偶雕刻，渐失自然浑成之气欤。
现代有研究者认为许说不确切，其实是没有仔细考辨。许先生这种笺识，是基于对文献的谙熟。唐以前的文献字字皆有真义，所谓“一字千金”。盖魏晋时“文”的标准，笔者以为主要有二：一曰“秀”，二曰“辞”。钟嵘《诗品》所论诸家时所用的词藻如“秀”、“奇”字，绝非一时之兴。王粲之“秀”，方东树评之为“陈思而下，一人而已”（《昭昧詹言》卷二），而陆机之“秀”，较之王粲，多才致而少情致，故许先生曰“不逮”。探究其旨意，除文献功底之外，更要有卓识，如上举之例，书中就常常有显露。王运熙先生曾经说黄季刚《诗品讲疏》、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和许文雨的《文论讲疏》是近代最好的三本“讲疏”体的著作，确为公允之论。
今人的许多古籍注释，或也有看似罗列许多典故的千言长注，而于此道不能明其大义；尤其是时下亦或有自标“集注”、“集释”之作，实则剪凿电子资源而成，早无古人“注疏”之义。诚如刘知幾所谓“好事之子，思广异闻，而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史通·补注》）。对前人文章的笺注，即应当在“护惜古人”（季刚先生论学语）的前提下，对旧籍的本意的复原，或者说，在阐释旧籍的过程中，继承性地发挥了各家文论之说，进而成一家之言。
结 语
自西洋现代学术渐入中国学术主流圈以来，以强劲的势头冲击着中国固有的“国学”传统，一大批文人学者趋之若鹜。特别是通过日本的“二次学习”，在文学史方面，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就自称“仿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而在文论史方面，铃木虎雄《中国诗论史》又有着“导夫先路”的影响。程、许两先生的前辈及同辈，大抵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这种“文学批评史”（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等等）的方式来分析研磨古典文论。在此主导学界的西学之风淫袭下，程、许两先生“特立”的著作尤显珍贵。当今学者，更是以西洋标准论文方式来研究古典文论，故欲效法两先生之书，短期之内则近于狂徒妄言。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立言不为一时”条有云：“有言在一时，而其效见于数十百年之后者。”笔者深信，两先生之书作为古典文论史上的两朵奇葩，必将会得到应有的珍视，“其效”也将泽被更多的学者。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