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麟是哲学家，与梁漱溟、冯友兰、牟宗三、张君劢等人，成为二十世纪中国传统文化之“新学”的代表人物。新儒家之新，在于他们的开放意识，都能从中西方文化比较中重新认识儒家文化，甚至认为必须吸收人类先进文明的新鲜血液，中国的传统文化才有生命力。新儒家不是僵化地力挺儒家文化，而是在立足于现实与放眼世界中，彰显那些在他们看来仍有现代价值的东西。新儒家们大都接受过西方文化的洗礼，都实事求是地承认西方文化中那些领先于中国的优秀方面。于是，吸收西方文化的先进东西与梳理后的中国传统文化融通，从而“更化”出新的儒家文化，成为他们终生努力奋斗的目标。这样的治学精神，很能衬托出今日提倡“国学”的那些专家教授的偏狭：盲目地拿中国古代文化与全球化中的人类现代文明抗衡，且不知天高地厚地喊着“未来的世界，必是儒家文化的独领风骚”——这现象很容易使人想起，晚清国门被炮火轰开时，朝廷里那些夜郎自大者的吵吵嚷嚷。事过一百多年了，仍有人重蹈清末徐桐之流的覆辙，不过是新世纪里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上，多了几个复古派罢了。新儒家较之当前那些鼓噪“六艺”（易、诗、书、礼、乐、春秋）进中小学教材的所谓“国学”家们，心胸要宽广得多，思想也开放得多。例如教育，新儒家无一例外地都接受了从西方借鉴来的新式教育，他们对发展中国现代教育都有自己的贡献，且不无新的建树。像贺麟就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一位很有学术个性的教育家。
贺麟学贯中西，对介绍西方文化做出过重要贡献，这样的文化修养和学术经历，使贺麟的教育思想既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又不乏人类现代文明的教育理念。贺麟认为“教育是培养如何做人的”，“教育的根本宗旨是培养完整的、健全的人”。他是新儒家，能有这样的观念变化，实在让人敬佩。贺麟谈教育的文章大都写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虽然近七十年过去了，今天读了仍感到受益匪浅，特别是在教育创新的声音此起彼伏的时下里，重新解读贺麟的教育思想会产生迷途知返、重整旗鼓的震撼，进而感到那一代人在中西方文化交汇中，完善起来的中国现代教育传统是那代教育家智慧的结晶，里边蕴含的教育思想有着永久的价值。由于历史时代不同，教育宗旨和教学理念的表现方式可能有别，但就其本质的方面却是一脉相承的，否则文化断裂与社会退化在所难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当代教育必须续上中国现代教育传统的香火，当代教育的进步与发展应是中国现代教育传统的发扬光大。
以贺麟为代表的那代教育家在“培养学生如何做人”上有着许多融合中西方文化后的真知灼见。他们提倡并身体力行的“培养完整的、健全的人”的思想，不是教条，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体现在他们的全部教学中的一种价值观实践，一种理念追求。贺麟认为，学校培养学生如何做人主要在于“学”，如何做人是在天长日久的“学”中养成的。“学”的含义是丰富的，最主要的方面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读书，这是“学”的第一要务：在读书中培养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优化学生的道德品质，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陶冶学生的审美情操，儒化学生的气质形象，开阔学生的胸怀与眼界，树立学生的远大理想。受贺麟先生思想启发，在“培养学生如何做人”的“学”中，笔者当年从教时，录下了几则指导学生读书的笔记：
读韩愈的《祭十二郎文》，知人世间有这样感人肺腑的亲情，亲情是人情的起点，一个缺了亲情的人，断不会有人情，世上的冷漠无情，源于亲情的寡淡。读李密的《陈情表》，知孝道是人世间最基本的道德，一个人若无孝道，则枉为人也，离禽兽不远矣。两篇文章中关于亲情与孝道的叙述，情真意切，字字是血，句句是泪，无一语不感人肺腑，读后不能不潸然泪下，肝肠寸断，不能不“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成为终生效法的楷模。
读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这是何等的气派！作者的豪情壮志尽显高山流水间。唯其这样的壮怀，则愈显文中忧世无奈的悲怆。“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真是天象兆人间啊！阴风霪雨又怎能载尽作者感时忧世的情怀和愁绪呢·“薄暮冥冥，虎啸猿啼……忧谗畏讥，满目萧然”——一个胸怀天下、志存高远的地方官员，遭贬中面对如此黑暗的世界，除了“感极而悲者矣”，还能有什么作为呢·无奈中，只有难抑的悲愤和无尽的怆然涌于笔端。正因为有了前边的铺陈，文章结尾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便愈发光彩照人起来，作者的形象也因此顶天立地了。
有人说，中国文人善于借高山长河抒怀寄情，多有雄文大作，例如这篇《岳阳楼记》。然而往深处想去，总觉得：莽莽崇山的雄伟，茫茫大漠的苍凉，滚滚长江的浩荡，郁郁林海的深邃……难道不是神奇多姿的大自然怡养了文人的精神境界和审美情操·所以，谁说不是洞庭湖畔的壮观气象，使作者的境界与情操得到升华呢·《岳阳楼记》堪称千古名篇。写出这样文章的作者，让人想到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那种义薄云天的壮怀，那种情系万民的忧乐，感动了一代又一代读书人。
读王勃的《滕王阁序》，朗朗上口中不忍释卷。那华美的辞藻在和谐的声调中将描写、议论、抒情溶为一炉的精采，让人过目难忘，熟读成诵。一句“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真巧夺天工的神来之笔，让人惊异中眼界大开，拍手中豪情波涌，能不全身心地去拥抱无限壮美的大自然·历代文人往往看重文中的“老当益壮，穷且益坚”的情操，“空怀报国之心”与“无法请缨”中的“不坠青云之志”，及“时运不齐，命途多舛”的哀叹，却忽视了作者出于落霞、孤鹜、秋水、长天……的真情——唯大自然陶冶出的那种博大而又深沉的爱，才孕育了《滕王阁序》永不消褪的流光溢彩。今人常常悲叹爱的匮乏，进而侈谈爱的培养，却都流于空泛不见成效。其实爱心的培养，都是从爱一草一木开始，到爱山山水水，到爱整个大自然，最终落实到爱大自然的一员——人类身上，从而养育出一棵博爱的心，于是，人的视野、境界、情操，在其博爱中变得宽广崇高起来。《滕王阁序》中琳琅满目的文辞、恣肆汪洋的文采、一气呵成的灵感、下笔如有神的才情，无不源于作者爱心的勃发。唯有热爱自然，心系自然，崇尚自然，人的心胸才装下了那个”无限遥深的宇宙”，才有了接近释迦、基督的大爱，自身的境界便愈发崇高起来。 读李清照的“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使人陷于深深的思索中：项羽为什么不过江·江东沃野千里，卷土重来仍可期啊！然而怅叹“有何面目见江东父老”的项羽，终于没有过江，以死谢罪江东父老乡亲，以死完成了一个知耻者的英雄形象。“不肯过江东”，铸就了项羽千百年来岿然屹立的形象，引一代又一代墨客骚人无尽的咏叹。知耻不仅是先秦贵族精神的品质，也是永恒的做人底线，人一旦不知耻了，什么事干不出来·不知耻是所有社会问题之一。
读“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会感到作者艾青不愧是“吹卢笛的诗人”。芦笛声声，散发着农耕文明落日前东亚农夫那年复一年疲惫的喘息；芦笛阵阵，弥漫着劳作在“辛苦而贫困的旷野”上的农民那无望的忧伤、无尽的悲情。艾青“爱这土地”，不仅仅暗含着其土生土长的“恋母情结”，更重要的是，他在中西方文明的巨大差异中，看到了中国农民太多的苦难、太多的不幸。人是应该有理想的，然而理想只能像艾青这样立在生长于斯的土地上，而不是脱离现实的空想，就像中国先哲所说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读托尔斯泰的《复活》，对人性，对人生，多了一份认识，多了一点思索，更多了一种反省。人都可能犯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这是全人类的共识。在基督教文化世界里普遍认为，人来到世上原本就是为了赎罪的。《复活》拥有永恒的普世价值，全书蕴含的人之所以为人的不可或缺的品质——忏悔，是避免重返“历史的错误”的不二法门，也是人犯错误后的唯一出路，是重新扬起生命之帆的希望所在。有人说，“一个不善于拷问昨天的民族，是没有明天的”。这话很有道理，然而拷问不是问罪他人，而是个人乃至全民族的忏悔。于是觉得，教育不应该把心思都用在让学生去做什么，而是让学生明白不应该做什么外，自由地去做什么，一旦做错了，不仅仅是批评，更重要的是引导其对错误的反省，由其反省深入到灵魂的忏悔，人只有忏悔后，灵魂才能得到净化，精神才能得到重生，身心才能健康成长，人才能真正成熟起来。
读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摆在了面前：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存在，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另一种流行的翻译：“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应该考虑的问题。”当追求“凡人幸福生活”的文艺复兴，在纵欲主义的不断泛滥中历经三百年的时间，发展到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时，人类对自身的解放产生了怀疑，对人生的意义产生了迷惘。面对欲望的烈火燃尽后苍白的现实，人类开始自问：难道欲望的无限满足就是人类从上帝那里索回“人的尊严”之所在·正是在这个“需要巨人的时代”里，莎士比亚横空出世，他以“哈姆莱特命题”总结了人类的精神困境，这一命题导出的“人怎样活着才有意义”，唤醒了人类重新思考人的尊严及人的生存意义。
如何做人——不能不读书，在贺麟那代人中已成教育共识。贺麟甚至认为，“三日不读书，便觉面目可憎”。然而今日的教育界，“教书匠不读书”已非个别现象，学生怎么可能读书呢·教师不读书，那面目肯定“可憎”起来，师生关系又怎能不冷漠紧张呢·何况教师不读书，讲课只能照本宣科。难怪学生纷纷抱怨：这样的课还用教师讲·不如我们自己看看书好了。于是，教师的不受尊重，学生的普遍厌学也就不足为奇了。贺麟那代教师，有着这样的共识：教师由于自身的原因不能受到学生的尊重，应该看作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有辱神圣的教育事业。但当代教育界这种观念已经很淡薄了。其实教学生如何做人，不仅仅在指导学生读书中，教师的品质形象方面发挥的“言传身教”也是非常重要的。
贺麟再三强调，教育工作者应该看重自身的“师范”意义，这是“为人师”必有的自尊与自重。更重要的是，“教师在教学中的垂范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对学生的影响深刻而又久远”。所以，教学生学习如何做人，除了指导学生读书，那个时代教师都十分注意自己的人格魅力、气质形象和学问修养对学生产生的直接影响。这里边没有什么大道理，是教书育人的基本常识；不管是学富五车的大学教授，还是普普通通的中小学教员，都能终生恪守这个人人皆知的常识立场，都能从自我做起，严以律己，都能“教一辈子，学一辈子”，都能自觉而又积极地实践“道高为师，身正为范”，他们十分清楚：人从少儿始都有模仿的天性，青少年都有崇拜偶像的特点，而教师最容易成为学生心目中的偶像。在培养如何做人上，偶像对学生的潜移默化作用，胜过任何苦口婆心的说教。所以，那代教师十分看重偶像的意义和作用，十分注意自己的形象。教师能成为学生崇拜的偶像，是他们教学工作中深感骄傲和自豪的事。那个时代的学生走入社会后，每当取得功名成就时，都会想到当年培养过自己的老师，师生之情溢于言表，且终生不废，这与时下的师生感情冷漠形成鲜明的对比。
贺麟认为学校培养学生如何做人，不可能一劳永逸，“学”中做人是终生的事，所以学校在培养学生如何做人上，不能搞急功近利，不能搞短期行为，不能搞大干快上，不能希冀立竿见影，不能奢望短短几年学校教育，就能使学生品质良好地定终身。培养学生如何做人的指导思想，必须立足于人的一生。它决定了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学方式、教学方法以及教材选用，这些都应当以学生的终生受益为前提。贺麟的这一思想有着普遍的的价值和永久的意义，对急功近利的当代教育既正本清源，又指点迷津。
既然学校教育不是一劳永逸的事，那么教学生如何做人的读书，便应该从长计议了。换言之，读书应该着眼于人生观、价值观、审美情操、博爱精神、人间情怀、悲悯意识等元素构成的精神家园的营造上，所以教师应该指导学生有选择地读书，然前提是教师必须读书，必须对“书”备课，这样就对教师自身提出了新的学问修养要求，所谓“教一辈子，学一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