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先锋作家的余华，其作品的创作风格有着鲜明的转变。以1989年为界，其前期作品体现为他的现代性思考，从思想上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刻反思。其后期创作则由现代性的先锋姿态转向抒写民族性情怀，以《许三观卖血记》为其代表作，探索其对民族性的开掘。本文试以余华为例，探索当下文坛作家所具有的现代性意味和民族性情怀的双重写作视点。
关键词：余华；现代性；民族性；《许三观卖血记》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9-0003-01
一、前期创作：思想上的现代性
在西方作家的影响下，作为先锋作家的余华创作了极具现代性特征的作品。他自己也曾经多次表明:“是川端康成与卡夫卡构成了我对文学的认识，我的叙述得益于川端康成，而奇情异想则要感谢卡夫卡的影响。”①在艺术形式上，余华学习西方作家的零度叙述手法，陌生化的语言以及反常规叙事，而在思想上则表现为理性的批判精神，这是一种“学者和批评家对于一些历史、文化现象在理论层次上所做的一种概括性描述”②。文学的现代性是一种批判性，体现了作家深刻的忧患意识，这反映在余华的作品中，体现了他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深刻反思：
首先是对人性美的消解：
在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中，人性是兽性的对立面，张扬着人性美的价值所在。人性美如冬日里的阳光温暖而美好，而作家发掘人性恶却需要极大的勇气。但是，人性恶就像深藏在地心的火焰，在外界矛盾加剧或人性利益之争中会不自觉地喷出地表，威胁脆弱的人性本善。先锋作家让人们看到自我内心深处的罪恶，还原人性恶的部分，这种认识深刻而又残酷。
在《我没有自己的名字》中，那些看客自认比“来发”聪明，他们通过各种畸形途径如抢“来发”扛煤赚的钱，吃他和小狗的喜糖来贬低、嘲笑、耍弄一个弱者。他们试图通过侮辱弱者的人权，侵犯傻子的身权来显示自我所谓的完美人格，而事实是他们在戏弄他人的同时，也在无形中暴露了自己的人性之恶。余华曾说：“当三岛由纪夫‘我想杀人，想得发疯，想看到鲜血’时，他的作品中就充满了死亡和鲜血。”③只有当一个作家有着强烈的内心欲望之时，他才能写出如此残酷而真实的人性之恶。
其次是对以“父亲”为中心的传统孝道的颠覆：
儒家文化强调“孝道”和“尊上”，“父亲”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而具有深刻的民族文化意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反叛父亲就等于否定自己的生命来源。因此，在中华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体系中，弑父无法为人们接受和理解。余华却再次以其先锋者的姿态，反抗传统，解构人们心中神圣的父亲形象。
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中，爸爸为我的出行准备了红书包，但他并没有传统父亲的慈祥与体贴，他只是 “在我脑后拍了一下，就像在马屁股上拍了一下。”④父亲仿佛与“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他将我丢弃给“你已经十八了，你应该去认识一下外面的世界了”⑤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于是，我在伤得遍体鳞伤后，所渴望的温暖不是来自父亲，而是“我”渴盼已久的旅店—汽车的座椅。余华对父亲这一权威没有了负罪感和依赖感，他以先锋的姿态对父亲的形象进行弑杀，彻底地切断了父子之间的人道主义联系，这使他的小说叙事倾向于后现代的叙事。
二、后期创作：对民族性的开掘
余华是一个善于自省的作家，他追求为心灵的自由而写作，逃避虚伪的现实。80年代是一个启蒙的年代，余华以犀利的视角铺排了一个冷漠的非理性世界。到了90年代，时代的转变使得大众意识觉醒了的余华将精英知识分子的视角转向底层民间生活，关注平凡人们在生死面前的人生态度。本文主要以余华后期的代表作《许三观卖血记》为例，来探究余华从民间立场出发对民族性的开掘。
首先表现为民间中国的脉脉温情：
余华在《许三观卖血记》中文版自序中说道：“这本书其实是一首很长的民歌，它的节奏是回忆的速度，旋律温和地跳跃着，休止符被韵脚隐藏了起来。我在这里虚构的只是两个人的历史，而试图唤起的是更多人的记忆。”⑥作为中国社会底层最普通的小人物，许三观如大多数中国男人一样也具有嫉妒心、羞耻心。面对自己最疼爱的孩子一乐并非自己所生的事实，他开始对生活耍赖：一直由他承担的家务活，他要妻子一个人干，他下班回家就“躺在藤榻里，两只脚架在凳子上”，⑦他认为一切都理所当然。但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来临，让许三观以卖血的方式再次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他带妻子和二乐三乐去吃“每碗一块七毛钱的面条”，⑧却只给了一乐五角钱去吃烤红薯。但是当一乐真的离家出走，许三观“心里也急上了”，⑨听到一乐说“你比何小勇疼我，我就回来了”，⑩终于牵动了许三观的恻隐之心。他背着一乐去吃了面条；在何小勇出了车祸后，又让一乐去为他还魂；在一乐得了肝炎四处借钱无果后，他毅然走上艰辛的卖血之路。
民间的视点有别于精英文化探求高贵、自由、大写的人的精神高度，这是一种对底层人民的现实生存状况的认同与倾心，尤其是对富有韧性的民间的生活智慧与朴素道德的探察。许三观虽然也自私、狭隘，但在生死的关键时刻举起了生活的重担，显示了男人的宽广心胸。这才是朴素民间的真实人性，不会过于崇高，也不会过于自我，这是将双脚踩实到大地上的实实在在的人性。
其次表现为民间中国的乐观态度：
这种乐观态度包含着中国特有的幽默，这是在贫苦生活中的自娱自乐，是一种人们在低谷期渴求阳光所必须的乐观态度。
灾荒年的来临，这是贫苦老百姓无法躲开的一劫，但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却是战胜饥饿的最大的动力。许三观对儿子们说：“我用嘴给你们每人炒，你们就用耳朵听着吃了，你们别用嘴，用嘴连个屁都吃不到，都把耳朵竖起来，我马上就要炒菜了。想吃什么，你们自己点。”{11}于是，这一家五口开始了戏剧性的听说大餐。每个人在想象的大餐中拥有了比物质更重要的精神食粮，这足以支撑他们渡过难关。而许三观每次卖完血后都要到胜利饭店去吃“一盘炒猪肝，二两黄酒，黄酒温一温”。{12}这种苦中作乐的生活态度使他们在低谷中也可以预见明天的太阳。只有真正经历过苦难的人们才会有如此深刻的生活哲学，在望梅止渴中为干枯的心田开辟出一片希望的原野。
三、现代性与民族性的交叉共存
当然，余华作为一位优秀的作家，其创作风格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其前期创作中仍然有民族性的因素：如《古典爱情》借鉴和模仿中国传统小说才子佳人模式；而“零度叙事手法”的运用除了学习西方外，也借鉴于中国的传统小说。《倾城之恋》中，我们丝毫看不到作者对于文中人物的情感倾向，有的只是张爱玲以旁观者的身份观察整个事态发展，描述中略带讽刺的语气。而余华的后期创作在保持其回归传统的基础之上，仍有多处现代性的深刻思考：许三观是作者“重构”的父亲形象，他们相对于其前期作品中的父亲形象重新活了过来。许三观用生命的血液复活了朴素的平民形象。生存本就是荒诞和无奈，而好好地生活下去就是在反叛生存本身。
四、总结
总的来说，余华的创作风格还是以198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分别以民族性和现代性为其主要特征。而民族性和现代性又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关系：“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即所谓世俗的现代性及审美的现代性（后者体现为对前者的批判）在中国新文学中均有明显的表现。值得注意的在于，中国新文学审美的现代性往往与民族传统文化有更多的联系，即新文学对世俗现代性的批判不时流露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留恋。民族性与新文学审美现代性的内在联系值得我们仔细辨析。”{13}诸如此类对现代性和民族性的讨论还有很多，而本文是从余华的作品即“文学之内”为切入点，围绕整个大的时代语境即“文学之外”来考察新时期的先锋作家在坚持自我立场的基础上所具有的双重视点。
注释：
①余华.影响我的10部短篇小说[M].作家出版社,2008.
②黄传波.余华小说的现代性思考[J].德州学院学报,2007.
③余华.余华评三岛：三岛由纪夫的写作与生活[M].1995.
④⑤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J].作家出版社,1989.
⑥⑦⑧⑨⑩{11}{12}余华.许三观卖血记[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13}李怡.文学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内在关系[J].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