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双宝1932年9月生于山西省文水县。1947年在解放区参加革命。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先后教过写作、文字学、文字改革研究和外系古代汉语等课程。1984年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津贴。1997年从编审岗位离休。
人们常说编辑是杂家。杂家是先秦诸子的一家，《汉书·艺文志》说杂家“兼儒、墨，合名、法”，就是杂取诸子学说而形成自己的学派。现代生活中，一个人若知识面比较广，有时候被称为“杂家”。这时候的“杂家”往往含贬义，因为所谓“知识面比较广”，同时也就意味着知之不深。而胡双宝一向认为，当编辑要不耻于当杂家，力求拓宽知识面，在比较多的方面了解深一些，随时随地注意积累吸取知识。
他编辑的一份书稿里说到1900年6月20日德国驻北京公使克林德遇刺事件。正好电视里有个相关的专题节目，节目介绍说，克林德在公使团跋扈专横，常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公使团，各国公使产生嫉恨，密谋铲除这一祸害。他便给加了一个注，以利读者了解这一事件。
胡双宝最先编辑的《语言学纲要》（叶蜚声、徐通锵著）30年间重印达百次，发行几十万册。1989年，有一本古代军事方面的资料书，100多万字，没有人愿意担任编辑。他主动接过来，抽看样稿后，写出编辑处理意见，令编纂方很满意。他复审、终审，每种书都写出详细的修改意见，终审意见往往比复审人意见提得多。进入21世纪，他应约担任国家重点项目《中华大典·哲学典》的特邀编辑，先后参加《语言文字典》等八个字典的审稿。
他不仅仔细读书稿、看校样，有时还替作者补充。1988年，一本讲写作的教材，主题、结构、语言等章都写得不错，但缺少有关修改文章的内容。他估计如果让作者写，一时不一定能达到要求，便替作者写了“修改”一章，还附了三篇不同类型的修改示例。
如果发现原作的疏漏，他尽力予以订补。明朝湛若水（1466～1560）的《甘泉文集》，有一处说到朱熹的五十代孙，校记说有一种校本作“三十代”。朱熹（1130～1200）到湛若水300多年，每代平均25～30年，不可能有五十代或者三十代。他便在原校记之后加了“‘五十’、‘三十’当是‘十五’‘十三’之误”的话。虽属理校，但合乎事理。原稿存疑，他则在查证的基础上予以补齐。一本古书里有“安南在翼轸朱鸟之□”一句，“之”下一字模糊，校点人用“□”表示。翼轸是二十八宿中南方七宿里的翼宿和轸宿的合称，而南方七宿合称朱雀。按星宿分野，安南自然是在中国南方之南。他把“□”改为“南”字，并加校记说明。编校古书，轻易不能改字；确有根据而改，对读者是有好处的。
他受托检查几本书的编校质量。有一本文选类书，选收了《汉书·沟洫志》里贾让论治理今河南与山东交界处一段黄河的《治河策》，文中有平刚、黎阳等地名。文选根据工具书注道：“平刚，今河北省平泉县。”他写的意见说，平刚是个小地方，工具书没有收录；但不应该在今河北承德地区平泉。几年后看到治黄专家杜省吾著《黄河历史述实》（黄河水利出版社），作者根据贾让的文章绘出示意图，平刚、黎阳都在今河南濮阳境黄河故道边。
他给罗常培的《语言与文化》作注，第五章有个地方叫会乐，许多书都没有查到这一地名。罗先生写明是根据李荣的读书笔记。李荣则是据徐松石的《粤江流域人民史》（中华书局，1939）。他找到徐松石的书，相关的文字也是“会乐”。失望之中翻到书前的简图，图中有各县县名。海南岛东北部有“会乐”二字，他豁然开朗。那时候书写顺序是从右向左，“会乐”就是“乐会”。乐会县，于唐朝设置，1959年与琼东县合并为琼海县，1992年改为琼海市。
胡双宝一向认为，当编辑的有责任和义务写书评，选有特点的书加以介绍。他二十几年间发表过二三十篇书评，而且不限于自己编辑的书。他写的书评，有的于评介之际讨论相关的学术问题。例如评论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的《语言地理类型学》，借评述作者有关阿尔泰语系向南推进，介词“把”是汉语受阿尔泰语系影响产生的论述，小规模统计了北京籍作家老舍、浙江籍作家茅盾、广东籍作家欧阳山用“把”字的比例，并写入书评，以资读者印证。
他评19世纪英国人威妥玛编的供外国人学汉语的教材《语言自迩集》，文章引证史实指明，由于居民大量更替，元、明、清三代的北京话是不同质的，指出北京话确定为官话的时间应予考虑。该书描写当时北京话的特点最为详备，文章也予以详细介绍评说，以使读者了解约150年前北京话的情况。
美国汉学家罗杰瑞（Jerry Norman）写的《汉语概说》（语文出版社），对汉语的语音、语法，特别是词义变化发展等方面有独到的见解。不同于许多中国学者的讲述，胡双宝化用苏东坡的诗句，以《识得庐山真面目，只缘不在此山中》的题目加以评说。
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汉学家雅洪托夫于汉语史有精深的造诣，他关于一些汉语史方面的论文，深受国际同行称道。胡双宝和北京大学中文系唐作藩合作，为雅洪托夫编选了一本题为《汉语史论集》的书，成为我国治汉语史者的重要参考书。
196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他为“中国历史小丛书”写的《汉字史话》，该书不到2万字。40多年以后，应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之约写汉字方面的书，他依据原来的框架，大大扩充了内容，全书20多万字。本可用别的名称，但他仍然叫《汉字史话》。他已经出版的其他著作有《汉语·汉字·汉文化》《简化字·繁体字·异体字辨析手册》《易混易错词语辨析》《文水方言志》等，新编的《规范字异体字应用辨析字典》和论文集《语文小品》即将出版。与人合著或合编的书有《汉字文化大观》《古谚语辞典》《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和《实用公文写作教程》等。
胡双宝于上世纪60年代前期写的《说“哥”》引述汉文典籍和他家乡话以及近现代阿尔泰语系一些语言的资料，论证汉语的“哥”，古代可以指称父亲，是进入汉语的鲜卑语词。1980年发表以后，正在研究这一课题的两位美国语言学家认为该资料几近齐全，便放弃了自己的研究写作计划。
1991年参与酝酿编写《汉字文化大观》时，他发现提纲里没有关于仓颉作书的内容，以后便一直留意，注意积累资料。2008年《大观》修订再版，他主动写了题为《仓颉作书今说》一文，从历史发展角度出发，援引多种史料，推定汉字大致产生于四千多年前黄帝时期。仓颉是黄帝史官，职责是记言记行。文章对于把仓颉作为文字产生的时代标志，而不是以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褊狭理解，简单地予以了否定。
胡双宝和许多同代人一样，早年间相信汉字会实现拼音化。随着思想观念的解放，他逐渐认识到汉字与汉语是互相适应的，不适于改用拼音文字。1980年发表的《有关汉语拼音文字的几个问题》，有一节的标题是“文字首先是给人看的”，强调了人所共知的事实：文字，特别是汉字，是视觉符号。这从汉字的实际出发否定了过分强调语音作用的习惯说法。
胡双宝很注意文化历史背景的考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有论著据清朝末年文章转引宋代邓肃《奏札第十七》的话：“外国之巧，在文书简，故速。中国之患，在文书繁（烦），故迟。”用以说明早在11世纪就有人看到汉字需要改革。胡双宝细读了邓肃的这个奏札，发现所谓外国，是指与北宋对峙的辽、金，全文说的是公文办理手续繁杂而误事，不关文字改革之事。他便在一篇文章的注里予以简单辨说。
现代汉字的定量、定形、定音方面都有不少文章研究讨论，唯独定序很少有人论及。胡双宝认为，汉字字序最重要的要做到直观的按字形定序。1981年参加汉字现代化研究会年会，他提交了关于字序的论文。1991年参加第二次汉字学术问题讨论会，他提交的论文还是关于字序的。2003年参加清华大学举办的汉字应用研讨会，他提交的仍然是关于字序的论文，文章给出确定笔画数、笔顺相同而笔形有差异的汉字的字序规则，具有可操作性。
胡双宝先生五十多岁才开始做编辑工作， 但由于他有渊博的知识和高尚的思想，在不长的时间里做出了令人叹服的成绩。不妨说，他不愧是编辑队伍里的一位奇才。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