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在延安 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当时战火已经席卷中国大地，生灵涂炭，饿殍遍野，但在边区不仅相对安全，还可以吃上一顿饱饭。延安实行的是战时共产主义供给制，初到延安最直观最新鲜的感受，莫过于“有饭大家吃，有吃大家饱”了。伙食一般标准是“每人每天一斤半小米、一钱油、二钱盐”。
小米是主食，菜多是土豆白菜汤或南瓜汤，上面浇一勺葱油。每次开饭盛小米的是一个直径约一米、半米高的大木桶，盛菜的是一个大粗瓷盆，众人围着小米和菜盆，或站着或蹲着，一会儿就吃得精光。每个月也有一两次馒头或肉丁烩面条来改善伙食，每逢那天就跟过节一样，大伙儿“手持特大号的缸子，挥舞勺子和筷子，一齐向盛面条的木桶‘冲刺’”，不一会儿便抢光了，饭碗小的或吃饭慢的在这种时刻总是比别人着急。
建国后曾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等职的何方晚年回忆吃馒头时，仍略带自豪地说：“我是基本上不用嚼的，吃一口当场就咽下去了”，“一顿饭起码能吃十三四个，女生也能吃十一二个”，对于吃面条更有心得，不怕烫不用嚼，“那面条一到嘴里，就自动滑进肚子里去了，有什么嚼头呀？”
虽然有饭吃，但毕竟油腥太少，又都是长身体的时候，学生们常馋得慌。建国后曾任东北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中央实验歌剧院顾问、中央歌剧舞剧院艺术顾问等职的王紫菲晚年回忆，那时最深的感受就是馋，身无分文走在延安街上，“见了摊上雪花银似的白面馒头，真眼晕，真想偷几个吃。”
因而“客请”——延安太穷，外来客人反而掏钱做东——成为延安一道独特的风景线。1938年5月，美国驻华使馆参赞卡尔逊上校，在延安邀请老外医生马海德“下馆子”。路上许多熟识的人向马海德打招呼，马海德便邀他们一起去吃饭，卡尔逊后来回忆：“他如此大方地利用了我的好客使我发笑，他知道我手头不紧。我们走到饭馆时，后面跟随了十几个年轻的男女，他们笑着闹着，完全沉浸在聚餐的快乐中。”真可谓“共产”了。
到了大生产运动以后，在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下，各单位开荒种地、养猪创收，生活得到明显改善。机关、部队、学校的大灶每人每月伙食标准为“肉2斤、油15两、菜30斤、盐1斤”。“油、肉和菜蔬比过去有了很大增加，各种粗粮也可任你吃饱”，每隔十天半月还能会餐一次，每人分一碗红烧肉。不少人在会餐的时候吃得撑得无法爬山回宿舍，常有人仰倒在路边，还有人吃得拉肚子。即使如此，人们还是盼念着下一次会餐。
“穿”在延安
到达延安的知识青年，吃穿都由公家统一供给。一般衣服是从国民党给八路军的军装中省一部分出来给学生，每年发一套单衣，三年发一套棉衣。1940年起每年发一套衬衣，两年发一套棉衣。因而，当时的延安城内，满目皆是灰军装。
延安本地也产土布，多染成深蓝色，后来边区经济一度发生困难，土布衣服也成了热门首选。当然也有极少量从国统区购买的青色斜纹布，这种布料缝制的衣服主要供给高级干部以及外来的学者专家，被戏称为“干部服”。就整体而言，在那个物质极为匮乏的年代，延安服装的式样和颜色还是很单调的。
但是青春的气息是无法阻挡的。女学生们在领到新发的军装后，总要想方设法再修饰一番，“要么在领口处翻出个白色的衬领，要么在袖口处补上一块其他颜色的布”。帽子也不是规规矩矩地戴着，而是歪扣在后脑勺上。
男同胞们也不甘示弱，纷纷展示他们在这方面的才华。当时在鲁艺戏剧系任教的塞克常“身着短大衣，围着红围巾，戴着船式黑绒帽”；音乐系教师杜矢甲则常身披一件用麻毡制的披风；萧军穿的是自己动手设计裁剪的俄国式衬衣，用紫色的布料绣边，胸前还扎上花或树枝之类的图形。当时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几乎总是引领着延安服装潮流。
由于在延安接受了新思想，部分人也开始以贫为荣，故意穿得破烂一些，借以表示自己的“无产阶级化”，刻意讲究吃穿反而让人看不起，而领导人或者知名人物的穿着也并不考究，“冼星海在文化沟指挥《黄河大合唱》，穿的就是陕北牧羊人穿的光板羊皮袄，听唱的毛泽东等人戴的是羊毛擀的毡帽”。
穿鞋那时候也没有太多差别，除极个别来延安的有双皮鞋外，一般人都穿的是布鞋或草鞋。每到了夏天，有人用木板做成木屐一样的木板鞋，既耐磨又凉快，当然也有不少人干脆赤着脚；冬天则是做双厚厚的棉袜子套在布鞋或草鞋里。心思细腻的女学生则在鞋上颇花费了些心思，她们常用花布条钉在旧鞋底上做成各式凉鞋，即便是草鞋，也在上面加一簇花布穗头作装饰。
“睡”在延安
在延安住房比较紧张，一般教师是一人一孔窑洞，学生则是挤在一起睡火炕通铺，伸直了腿挺着睡，翻身都很困难。女子大学学生的卧位宽度只有一尺半，起夜回来常常发现没了位置，要拱进去，就得慢慢挤几下才能占领自己的空间。
即使有地方睡，但并不是就可“高枕无忧”了。陕北地区降水较少，水源也不丰富，洗浴几成奢侈，虱子、跳蚤之类的寄生虫比较多。采访延安归来的国统区著名记者赵超构在《延安一月》中这样写道，“扪虱开会的参议员，这是绝妙的新闻，但这新闻并不足为延安人之耻。虱子本是那边农家的‘好朋友’，生虱子的问题绝不像我们这边看得这样羞辱。”
说归说，睡觉的时候却是极为麻烦的。建国后曾任山西省文联副主席等职的力群，他的办法就是“把衣服脱得精光，一丝不挂，再用两手摸小腿，把跳蚤摸掉，迅速上床”；建国后曾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的于光远到达延安首夜大战跳蚤，落荒逃出房间，抱被睡在场院几根原木上；建国后曾任《人民日报》总编的胡绩伟，睡在窑洞里拍臭虫，拍得满手都是黄水，臭虫还是成群结队地从墙缝里爬出来，无奈之下只好将床单缝成一个口袋，然后钻到里面。
毕竟是在战时环境，睡安稳觉是不大可能的。在延安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晚上常有军事演习。按要求是20分钟内穿好衣服打好背包，然后集合出发，实质上多数人都是匆忙出来，而且各自有应对窍门，或睡的时候和衣而卧，或穿双厚袜子（跑的时候不用穿鞋），背包则是“将东西往毯子里一堆，抓住毯子四个角背着就走”。结果回来时常是鞋也丢了，东西也只剩下一条空毯子。 1939年日本飞机常轰炸延安，跑警报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本不固定的睡觉更是“雪上加霜”。一次有人说梦话大喊：“飞机来了！”同屋的人爬起来就跑，一时惊起很多人，指导员、队长纷纷跟着跑。跑着跑着觉得不大对劲，于是开始追查，才弄清是说梦话引起的。而那个说梦话的人被人惊醒后也跟着大伙跑，他自己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更多的时候是让人哭笑不得。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的何方清楚地记得，一次天快亮的时候飞机来袭，梦中惊醒的大伙儿纷纷往石头窑洞里跑。由于当时是夏天，很多人都是光着身子睡，他自己只裹了一条被单，而有一个小学员在慌乱中光着身子跑进了窑洞。由于在窑洞里躲飞机的男女学生都有，他想和何方共裹一条被单。毕竟被单太小，何方说：“那怎么行！不连我也暴露了！”最后那个小学员只好蹲在一个角落里，等别人走光了才跑回去。
在延安，还有一种特殊的“睡觉”是要交钱的，因为住房比较紧张，没有条件供结婚后的夫妇单独居住，平时男女双方在各自单位或学校的宿舍，每到星期六团圆一次，先申请后交费，住在专门临时腾出来的十几孔窑洞，“屋里只有一张床，被褥得自己带，也不开饭，住一次五毛钱”。即便如此，也是供不应求。每逢星期六小客栈总是客满，大家都心知肚明，“礼拜六了！”
“唱”在延安
延安歌声遍地，只要一集合，就要唱歌，平均一星期学首新歌。早上集合吃饭前要唱歌，晚上点名也要唱歌，开联欢会或纪念会，更要唱歌。所唱歌曲以救亡歌曲为主，但也有苏联歌曲，还有国统区电影里面的一些缠绵的歌曲，如《渔光曲》、《夜半歌声》、《梅娘曲》，甚至《秋水伊人》、《何日君再来》等，风气是极为自由的。
集会时除了唱，相互拉歌也是大家乐此不疲的，不仅各班、各队、各单位相互拉，有中央领导人参会也拉领导。朱德就曾在不断的喊声中，被迫起身唱了一首北伐时的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齐欢唱！”也有“吃闭门羹”的时候，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人则“任凭你怎么喊，他们就是岿然不动”。
除了歌曲，戏剧也是大家所喜欢的。1938年西战团在山西临汾表演贺龙、萧克智取雁门关的京剧《八路军三打雁门关》，只见一片锣鼓声中，两位穿着灰军装的演员“起霸”登场，“俺，贺龙是也！”“俺，萧克是也！”接着分列两边同声念白：“将军，今日朱总司令升帐，你我两厢伺候！”
在一片吆喝声中，腮上挂着黑布当胡须的“朱总司令”登场了，先唱一句“塞北喋血宣国威，杀得倭寇望风靡”，“这时‘贺龙’、‘萧克’依照京剧身段，单跪一腿参见元戎。‘朱德’照例一声。罢了，二位将军免礼！’戏就如此这般演下去了。”不要说看戏的观众和战士，台下的朱德本人也是笑得合不拢嘴。
后来对京剧不仅进行彻底改革，而且大胆吸收改造陕北民间艺术样式——秧歌，也获得了极大成功，尤其以秧歌小剧《拥军花鼓》最为出名，每当演员唱到“猪哇，羊啊，送到哪里去？”群众总会接唱“送给那英勇的八（呀）路军！”
吃、穿、住、娱乐，这就是战争年代延安时期的日常生活。虽然艰苦、单调，但却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浪漫主义精神，让每个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和听说过那段岁月的人，不禁为之激动，为之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