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人MOZEN在东莞的一次见义勇为招来了小偷的报复围殴，在场路人无一施救。看到这样的新闻时，我们总是谴责围观者的冷漠，但如果遇到类似事件，我们能否挺身而出？相信很多人扪心自问后都会给出否定的答案。并非我们都没有道德，而是由于见义勇为的成本过高，让我们面对罪恶时内心变得怯懦。
为什么没有人愿意迈出见义勇为的第一步？
不久前，东莞东城海雅百货门前的斑马线上，一女子被小偷偷包，巴西籍男子MOZEN出手阻止，不料遭小偷团伙报复群殴。其间，数十名路人在现场，无人设法施救。这位仗义出手的MOZEN坦言：“有了这一次的经历，如果下回再碰上类似的情况，不会也不敢再帮忙了。”这样的遭遇让MOZEN寒心，也值得国人去反思。
有人说，公众的小心谨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处事态度客观上助长了犯罪分子的气焰，使他们有恃无恐明目张胆地去实施犯罪行为。这样的分析固然没错，可当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流血又流泪的英雄故事，看到那一个个因为见义勇为过流血、残疾甚至牺牲的英雄家庭凄惨的生活，谁还能有勇气去见义勇为？即便得到政府的嘉奖，那一本荣誉证书，又怎能保证他们安然度过一生，养活一家老小？如果MOZEN不是一个外国人，而是一个中国人，又能不能引起社会上如此强烈的反应呢？
曾几何时，见人跌倒扶一把的举手之劳，似乎成了艰难抉择。可是当助人者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轻则失财惹官司、重则受伤送命时，我们想见义勇为，要助人行善时，都要考虑考虑那些“成本”是不是我们承担得了的。我们扪心自问，如果在街上遇到这样的事，我们是否能挺身而出上前阻止，还是如同路人一样止步不前冷眼围观。于是迈出见义勇为的第一步就显得那么沉重。
冷漠不应该成为民族的属性
MOZEN发现前方有小偷偷包，出于本能想去阻止这种行为，可有了这一次的经历，他却表示下回再碰上类似的情况，不会再帮忙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MOZEN的本能，来源于他的生活和经历。毫无疑问，这个事情让他学到了很多，也明白了很多：不仅中国的事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中国的人也具有中国特色，要插手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人和中国事，就非得用中国特色的办法来解决。于是乎，老外开窍了，今后再遇此事情，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围观了。
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怕呢？他们在怕什么呢？只有你在这个环境中生活的时间够长，你才会了解这背后的深层次心理所在。中国人为什么缺少MOZEN的本能，正来自于不断重复的这类事件。这就是我们担忧中华民族见义勇传统美德丢失的原因所在：我们对于见义勇为的信念已经崩塌，我们失去了见义勇为的本能。内心对社会和他人越来越强的不信任感和不安全感，让我们面对罪恶时内心变得怯懦。而社会体制、法制、保障机制的不健全，则是造成我们内心这种不安全感的根源。
在公权力保护之下“见义巧为”
治安管理不应该依靠个人的见义勇为
事件目击者说，殴打老外的小偷团伙盘踞在当地已经好几年，胆子越来越大，之前被事主发现一般是开溜，现在被事主发现了还常常殴打事主。这些小偷都随身带刀，而且整个团伙差不多有十来个人。
是什么让一伙小偷能够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此大胆？又是什么能让他们在此行窃如此之久却未受打击？在类似的事件发生之后，围观者的冷漠麻木只是小偷嚣张气焰的催化剂，治安部门的打击不力才是纵容他们如此猖狂的根源。维护人民的安全是治安部门的天职，如果每一个警察都能够认真的履行职责，我们的社会就能回到原本秩序上去。而只靠着个人的见义勇为，只能给更多的人带来不必要的伤害。
提倡个人“见义勇为不如见义巧为”
在生命可能受到伤害和“罪犯”被绳之以法的选则中，生命永远是应该放在第一位的，这才是对生命尊重。也就是说，我们所倡导的见义勇为的落脚点主要应该放在救护他人生命上，即使是为了阻止犯罪，也应在犯罪实施过程中加以制止。公民要做的事情有三条，一是保护好自己；二是及时给有关部门反映现场情况（如拨打110、120等）；三是在该事件的诉讼阶段予以作证。见义勇为要讲究艺术，如果当时“勇”为者能够冷静对待，不去激怒犯罪嫌疑人，往往也不会导致犯罪升级。给犯罪嫌疑人留一些空间，这样做表面上是纵容犯罪，实际上却是减少社会危害的一个有效办法。
当公民在类似事件中，只需要做的事，而追捕“罪犯”的事情应该交给警察处理，这也是他们必须要做的事。对抗冷漠不能只用道德上的谴责，只有建立起可靠的社会体制、法制、保障机制，才能重树起人们对社会的信任感和安全感，才能找回我们“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本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