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张居正出生于嘉靖三年(1524年),万历十年(1582年)去世,享年五十八岁｡他嘉靖二十六年中进士,那年他二十三岁｡此后他便留在京城,先是在翰林院里当一名庶吉士,即一般的研究人员,翰林院相当于现在的社科院｡张居正是一个典型的文人从政的范例,他一辈子都没有当过地方官,前半生只呆过两个衙门,一个是翰林院,一个是国子监｡国子监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大学,张居正的职务是司业,相当于现在的教务长｡隆庆元年,他被提拔为礼部左侍郎,很快又升为吏部左侍郎,不久又入阁当辅臣｡半年内连升三级,从五品官升为二品｡相当于从一个厅长升为国务院副总理,算是破格提拔了｡明代自从“胡惟庸案”之后就废除了宰相,改成首辅制｡首辅就是皇帝的首席顾问,备顾问之职｡除了首辅还有次辅,统称为辅臣｡内阁辅臣最多的时候,在同一届内阁里面有五六个人｡少的时候就是一位首辅､一位次辅｡张居正入阁的时候是一位首辅,四位次辅,他排在最末,因他资历最浅,才四十二岁｡
到了隆庆六年的六月份,他四十八岁时,才当上了首辅｡他当了六年相当于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其中有三年是常务副总理,接着又当了十年的总理｡他在主持国家政务的十六年时间里,达到权力的最高峰,其中后十年他几乎是一个摄政的角色｡
张居正上任首辅之前,从朱元璋开创大明王朝开始一直到宣德这五六个皇帝,明代的政局基本上是清明的｡燕王朱棣是朱元璋的第五个儿子,建文帝是朱元璋的太孙｡建文帝四年,朱棣篡位,是为永乐皇帝｡往后所有的皇帝,包括最后在景山吊死的崇祯皇帝,全部都是燕王朱棣的后代｡朱元璋有二十二个儿子,最终整个大明的政权只在他第五个儿子的后代中延续｡
在张居正上任之前将近二百年的时间里,明朝的政局从武宗皇帝开始,可以说是每况愈下｡武宗是十五岁当皇帝的,他从小非常调皮,喜欢玩,是个很率真的人,如果让他一辈子从军打仗,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元帅｡就像我们说的李后主如果当文人一样,必定是一个很出色的诗人,但是他们绝不是一个好皇帝｡
武宗上任以后,他身边有八位从小陪伴着他长大的太监｡他们中排在第三的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太监刘瑾｡武宗当上皇帝以后,明代的悲剧就开始了｡让这么一个孩子当皇帝,能管什么事儿呢?武宗名叫朱厚照,因他是孝宗夫人张皇后生的,又是太子,所以是法定接班人,一生下来就是当皇帝的命｡纵然皇族中有比朱厚照优秀的人,也没有用｡他十五岁继位,三十三岁死,在位十八年｡他从小就很喜欢逮蛐蛐儿､抓鸟,凡是找乐子的事儿都喜欢,但对政事不喜欢,因为皇宫里面不好玩,管他的人太多｡他的祖母､母亲都在,这些人总是管教他｡为了躲避她们的监管,他在太监的唆使下盖了一个行宫,后人称为“豹房”｡他在里面玩,只有八位太监可以进“豹房”,所有的大臣都不能进去｡因此,他得到的一些关于朝廷政局的信息都是失真的,因为身边的太监为了私利,不向他报告真实情况｡
这位少年皇帝胡闹到什么地步呢?可以用“随心所欲”四个字形容｡这时候,整个朝廷的文官集团,也就是他父亲留下来的一帮大臣,都还是非常正直的｡其中户部尚书姓韩,他看到皇帝这样子,非常痛心,便想着怎样纠正皇上的错误｡在帝制时代,是永远不能反皇帝的,皇帝再错也得在他身边找小人,所谓“清君侧”｡大臣们对皇上的行为不满,即使上疏,也都是婉转地规劝,尽量避免激怒皇上｡这个姓韩的尚书从武宗的行为中看出朝廷的危机,于是就让他手下的一名小官给武宗写了一个弹劾的奏章,就是“清君侧”,要把这“八只虎”赶走,把刘瑾等名声太坏的太监杀掉｡武宗皇帝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言辞严厉的奏章,吓得哭了起来｡这个奏章来头不小,韩尚书联络六部大臣,都是部级领导,二十多位集体签名｡这二十多位大臣如果不干了,这个政权就完蛋了｡皇帝着急了,不知道怎么办｡因为这八个太监他一分钟都离不开,他们每天都陪着他玩,而把那些替他治国的大臣赶走也不行｡两难之下,他便吓得哭了起来｡这八个太监本来已经害怕了,看到武宗哭起来了,便觉得有机可乘,于是他们就一起跪倒,说这些联名告状的人很坏,在离间我们君臣关系｡武宗问怎么办?他们怂恿皇帝处分这些大臣｡武宗说,我怎么敢处分他们呢?这个时候皇上还是一个孩子,他更多的是想到玩,没有想到动用自己皇帝的权力｡太监们说,你处分他们,他们保证不敢闹事｡就这样,皇帝在太监们的怂恿下,壮着胆子下了一道圣旨,把写奏章的那个小官削职为民,遣回原籍｡这一道圣旨颁布之后,朝廷哗然,当时在位的内阁五位辅臣集体辞职｡皇帝又慌了,说这个怎么处理呢?刘瑾说非常好处理,不难｡这里面不能全部辞职啊,里面有一位李东阳,平常圆滑一些,不像其他辅臣那样有原则性,就把李东阳留下来了,五位辅臣一次回家了四位,只留下了李东阳｡
李东阳虽是集体辞职里面的一个,这个时候皇上要他留下来,他没有再推辞,就当了首辅了｡后人对李东阳的留任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李东阳很正直,他留下来是为了牵制八位太监,也为朝廷的文官系统留下一点回旋的余地,总不能把江山社稷葬送在这些人手上吧｡第二种说法是他保官,宁可牺牲原则也要完成自己当首辅的心愿｡从事后来看,李东阳这两种动机都是有的｡这个事件在当时的政坛是一场地震｡从此,能够对皇帝行使牵制之权的文官系统,就再也没有办法行使自己的监察､行政职权了｡
这个事件之后,刘瑾升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司礼监是大内二十四监局的主管,是明代的“内府”｡“政府”是明代的词汇,而不是现代人的发明｡明代将内阁以及六部统称为“政府”,在明人很多的著作里面可以看到这个词汇,而明代的司礼监就是皇帝私人的工作班子｡司礼监的掌印太监是大内总管,称之为“内相”,与内阁首辅并称,一个主外,一个主内;一个管皇帝的江山,一个管皇帝的家事｡内相还有一个很大的权力,就是所有的大臣奏章送进去让皇帝批示的时候,一般由司礼监管｡掌印太监是总头目,里面有四个秉笔太监,直接替皇帝批奏章｡替皇帝批奏章不能直接写在奏章的上面,只能另外在黄色的纸上用朱砂笔写,这个叫“批朱”,或者是“批黄”,在黄纸上写“拟同意”｡由四个秉笔太监管这个事情,而掌印太监是他们的头头｡这样一来,每道奏章怎么批,什么时候批,这么重要的权力落到刘瑾手上｡
刘瑾很鬼,他每天都安排武宗玩些逮鸟儿,调教画眉､抓蛐蛐儿的游戏,每逢武宗玩得正高兴的时候,他把奏章拿上来请他审批,武宗一听就烦,说道:“这种小事还来麻烦我,我让你当掌印太监干什么?”刘瑾就说:“奴才知道了,今后再也不敢来麻烦皇上｡”这样一来,明里是武宗当皇帝,实际的权力却落到刘谨手上｡明代发展到这样地步,实在是一种悲哀｡这是明代历史的大转折,是政权的失控｡怎样想办法让皇帝继续玩下去,能够让自己继续当实际的皇帝呢?刘瑾想了很多的办法｡比如说,武宗十六岁结婚,同时给他册封一个皇后､两个贵妃｡结婚以后,武宗就不能在“豹房”里面了,这让他感到很痛苦,于是刘瑾想办法让武宗开心｡有一天刘瑾告诉他,我们新来的锦衣卫指挥使史进懂房中术,武宗立即下令把相当于现在的省级武警总队总队长的史进找来｡史进四十来岁,是定居在中国的印度人,那时候中国管印度人叫“色目人”｡史进投其所好,进言说“练房中术最好的是波斯美女,那是无上妙品｡”这还不好办,武宗一句话,就把整个北京城里面所有属于波斯血统的女孩子找去,在“豹房”里面待命｡武宗就这样一直胡闹,后来全国包括朱家的后代､其他据地封王的朱元璋的子孙们,都看不过去,觉得有机可乘,就开始觊觎武宗的皇位｡第一个反叛的是宁夏王,他在封地举起反旗,把当地的知府等一些朝廷命官杀掉了,打的旗子也是“清君侧”｡
这就需要找一个人去平息这场叛乱,但整个朝廷找不出人来,所有正直的官员要么躲着不敢露头,要么被削藉开除回家了｡这时候刘瑾无奈,只好将一个被他罢官的陕西巡抚杨一清请回来,让他当总督,带兵去平息这场叛乱｡结果,杨一清果然很顺利地平息了叛乱｡当时朝廷给杨一清派去的监军,是武宗宠信的第二号太监张永｡一些正直的大臣看到这个契机,就偷偷给杨一清捎信儿,要他说服张永,寻找机会把刘瑾干掉｡其实杨一清胸有成竹,早就有了打算,只是不露声色｡在回师到沧州,皇上要准备犒劳三军的时候,杨一清跟张永进行了一次长谈,他分化他们“八虎”,说:“张公公,你跟他们不一样,国家现在到了危难的关头,如果你能够和他们划清界限,我们一起向皇上列举刘瑾的所有罪状,让皇上给刘瑾治罪,你将成为千古功臣｡”当然他也有一点威胁的意思,暗示张永如果不配合,则自身难保｡因为军权在他手上,部队士气正旺｡张永为自己安全着想,便同意与杨一清一起扳倒刘瑾｡其实,张永对刘瑾也早就窝着火,心里一直嘀咕:“这个刘瑾小儿原来在我手下,现在翻到我头上去了,卖官得了多少银子?没有分一点给我｡”两个人结成同盟后一到北京就跟武宗面谈,张永说“刘瑾存心造反,他已经训练了一支私人的军队,连只能是皇上用的仪仗队他都拥有｡”武宗再胡闹,但绝对没有胡闹到让人取代他当皇帝的地步,他一听勃然大怒,说“我这么信任他,他竟然敢谋反｡”当时就授权他们两个把刘瑾抓起来了,刘瑾一抓,立刻凌迟处死｡张永他们是怕武宗反悔,所以当机立断｡政治是要讲究效益的,要高效益､高效率地做事情,政治才可能成功｡清除刘瑾后,所有的大臣松下一口气,说“刘瑾窃国三年,已经让整个朝廷的政局急速变坏｡”但是谁知道虽然杀了一个刘瑾,整个国家的形势并没有好转,因为武宗胡闹的性格没有改｡他已经疯惯了,依然像过去一样｡只不过让新佞臣取代刘瑾,继续管理国事,他仍然去玩他的｡
二
张居正上任之前这七十年是明代的中期｡明代早期的朱元璋､朱棣两代皇帝制订的一些基本国策,以及一些大的治国方向,全都改变了,或者说名存实亡｡武宗死的时候三十三岁,他一辈子这么胡闹,连孩子都没有留下一个｡既然没有后人,那就得找一个和他的血缘关系最近的人继位,后来找到了武宗的叔叔的儿子,当时被封在湖北钟祥的兴献王,让他继承皇位｡选定之后,武宗的母亲也同意了｡但有个手续,必须首先让兴献王过继到武宗父亲的名下,让他成为武宗的弟弟｡这种过继叫“承祧”,是很严肃的事｡年轻的兴献王同意了,于是从湖北钟祥出发,到北京继承皇位,这就是武宗之后的嘉靖皇帝｡
却说嘉靖皇帝从湖北钟祥来北京登基之后,就干了三件荒唐事,第一,封自己的父亲为“献宗皇帝”,这一来所有的大臣都不干了,大臣说你当时答应了先决条件,我们才拥戴你,为什么出尔反尔呢?但是嘉靖皇帝不吃大臣那一套,他说:“朕已决定,谁反对就把谁赶走｡”这样一来,他跟武宗一样,一上任就跟文官系统产生了尖锐的对立,他的这种对立就是尊奉谁为正统的问题｡第二,当时有两个直辖市,即应天府南京和顺天府北京｡嘉靖皇帝说再加一个,将他的出生地湖北钟祥改为“承天府”,弹丸之地的一个小县在明代成了三大直辖市之一｡这违反经济规律,更违反了祖制,但谁反对就要被撤职｡第三,在他之前的明代皇帝都信佛,他却相信道教｡当时湖北武当山的道教比较盛,嘉靖皇帝可能受到一些影响｡他入住紫禁城时,皇宫里面储藏了一些历代的佛牙､佛骨,一共一万七千多斤,都是汉､唐､宋历代高僧留下的舍利子｡他说佛教是骗人的,立刻有大臣揣摩他的心思,建议把皇宫储存的佛骨处理掉,他便下旨埋了｡当时的首辅夏言说埋了也不行,老百姓挖出来怎么办?他建议烧掉,嘉靖皇帝立刻准奏,就把很多舍利子､佛骨搬到灯市口当众烧掉,还下旨毁掉全国很多的寺庙,让大量和尚还俗｡这三件事,第一件事情把皇室的心伤了;第二件事情把所有大臣的心伤了;第三件事情把所有老百姓的心伤了｡
继武宗以后,形势向恶化的方向进一步发展｡这时候江西人夏言是首辅,嘉靖很信任他,但次辅严嵩早就想把自己的老乡干掉,取而代之｡就因为茶马交易,夏言说可以试着和蒙古人进行边关贸易,这本是促进边关贸易的一条好建议,严嵩却借题发挥,说夏言破坏祖制,还说他收了蒙古王的贿赂,里通外国｡嘉靖不像武宗,毫不含糊,立即下旨把夏言腰斩｡腰斩首辅是明朝立国以后历代皇帝没有干过的,嘉靖干了｡严嵩如愿以偿当了首辅,受宠二十二年不衰｡严嵩的门客都是千万富翁,他们的钱都是贪污受贿得来的黑钱｡最后严嵩老了,所有的权利交给儿子严世藩｡在严嵩灸手可热时,另外一位政治家徐阶出现了｡徐阶是松江人,嘉靖三年的状元,他凭着自己的隐忍在严嵩身边当助手｡一般人给严嵩当助手不会超过三年就会被整下去,但他当了十几年的助手,严嵩仍信任他,他用什么方法呢?就是对症下药｡严嵩只用同事､同乡､亲戚,徐阶一头都搭不上,但他还是想办法和严嵩套近乎｡有一天他对严嵩讲:“我老家民风浮华,不好,江西民风淳朴,所以才产生你这样的好首辅,现在请求你能够让我定居江西｡我不愿意住在松江了｡”松江是如今上海的一个区｡在明代,上海是松江的一个镇｡松江从古到今都是鱼米之乡,可是徐阶却说不好｡严嵩一听,心想这个小哥们还真是把我当回事,很高兴,就同意徐阶迁到他的老家,户口都迁去了｡徐阶用非常手段,目的是取得严嵩的信任｡
再说徐阶当翰林院的首长,张居正是他的手下｡他当了次辅,张居正三十岁,只是六品官,年少气盛,对严嵩的举动看不惯,总是愤愤不平,觉得国家要亡了,皇帝是这么个皇帝,首相是这么个首相｡徐阶非常欣赏他,但是深藏不露｡张居正实在不愿呆在京城,有一天便对徐阶说:“我身体有病,想回家休养｡”徐阶知道张居正以养病为由,实际是看不惯朝廷的一片乱象｡为了保护张居正,他便同意了｡张居正回到老家整整住了五年,赋闲,每天悠游山水,不过心里头仍惦记着国家的事｡他这样成为田野村夫,把他父亲急坏了,父亲不止一次唠叨:“我养一个儿子,大家都说他当了京官怎么有出息,他这么年轻就回家赋闲,不再当官了｡”父亲长嘘短叹,促使张居正五年以后回到京城｡
回到京城以后,他的政治导师徐阶给他安排了国子监的职务,并一再告诫他凡事要憋着,不要妄评时政｡张居正心领神会,果然沉得住气｡就这样,徐阶一直不让张居正跟严嵩见面,把他保护起来｡徐阶就利用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本领,偷偷发展自己的队伍｡张居正是他最为欣赏的一个,也最年轻｡嘉靖皇帝每天要炼丹,严嵩作为宰相,每天处理奏章,要做的事不知道有多少,但他总是先要到大内去检查丹炉的火是否升起来了,缺哪些东西,把炼丹的事安排好了才去干首辅的事｡正因为如此,皇上才喜欢他｡
有一天严嵩来迟了一点,嘉靖问他,他言语有些不搭界｡等严嵩走了以后,嘉靖说了一句话:“哎呀,他老了｡”如果我们说某某人老了,大家觉得无所谓,可是徐阶从中发现了机会,当天晚上回去召集他的门生,吩咐迅速物色一个有道行的人｡门生们很快找到了一个有点道行的人,叫蓝道行,徐阶把他推荐给嘉靖｡说“他炼的丹好,有本事,能够预测吉凶｡”实际上徐阶已经告诉蓝道行关于嘉靖的很多秘密,所以蓝道行一见嘉靖说的全是真的,嘉靖称赞他是世外高人,允许他住在大内炼丹｡
在皇上身边安插了一个亲信,徐阶便实施扳倒严嵩的计划｡有一天,他探明严嵩要去大内向嘉靖请示国事,便事先把这消息透露给蓝道行｡于是,蓝道行找机会对嘉靖说:“皇上啊,您洪福无边,但是现在印堂发黑,您身边有小人会坏您的事｡”嘉靖问“谁啊”蓝道行说:“我也不知道是谁,但我知道这个人什么长相,会穿什么样的衣服,会在明天跟你谈什么样的问题｡”第二天上午,果然严嵩去了,穿的正是蓝道行讲的衣服,谈的问题正是蓝道行讲的问题｡嘉靖心里头一格登,沉着脸说你回去吧,他不跟严嵩谈了｡严嵩一走,嘉靖自言自语“怎么会是他?”蓝道行把这个细节告诉徐阶｡徐阶说:“行了,时机成熟了,可以弹劾严嵩了｡”徐阶手下的人欣喜若狂,都恨不能连夜写奏章弹劾严嵩,但是徐阶说现在皇帝的底牌没有摸清楚,不能直接弹劾他,要弹劾他的儿子,说他儿子严世藩卖官积敛钱财｡如果皇上对这道奏章重视了,下一步再说,如果皇上很反感,就立刻收兵,因为还没有弹劾严嵩｡他的做法果然奏效,看到弹劾严世藩的奏章,嘉靖把徐阶找来,问:“这是真的吗?怎么能这样?”徐阶说:“不妨请都察院查一查｡”皇帝说好,准旨了｡立案以后就好办了,半年以后把严世藩抓了,果然查出不少问题｡这个时候徐阶又召集门生开会说:“可以弹劾严嵩本人了”｡一年以后嘉靖让严嵩离任回家,削官为民,同时将他的儿子斩首示众｡
三
嘉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朱载�接班,三十岁才当皇帝,也是很可怜的,朱载�成为隆庆皇帝之前,被封为裕王,就住在京城｡深谋远虑的徐阶,在朱载�还是裕王的时候,就让张居正去当他的老师,到他府上授课｡高拱､张居正等等这些精英都是当时经过徐阶精心挑选的帝师｡朱载�一直很局促地生活在裕王府的小天地里,不但没有办法养出浩然之气,而且始终没有安全感｡他当了皇帝以后还是缩手缩脚的,听了徐阶的建议,让张居正来辅佐他｡隆庆元年,张居正就当上了内阁辅臣｡张居正上任的时候还不成熟,到四十二岁的时候,就觉得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来了,写了一篇长文《陈六事疏》�阐述国家改革从“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六个方面进行,这是一个比较完备的改革方案,其价值不低于诸葛亮的《隆中对》,甚至更高｡
结果隆庆皇帝没有这么大的雄心壮志,他觉得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敢对国家的大事进行改革｡他收到了这样一份长达万言的改革文件以后,只批了七个字“知道了,具见忠忱”,意思是“我看了,你很忠诚｡”然后敷衍着做了一件实际事情,命令在当年秋天搞了一次阅兵,这就算是“固邦本”了｡张居正知道隆庆的真实想法后很失望,觉得机会还没有到来｡隆庆时期的内阁成了狼烟四起的战场,辅臣们斗得一蹋糊涂｡先是高拱和徐阶斗,徐阶下台了,高拱上任｡徐阶又反扑,高拱下台了,变成李春芳,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李春芳是一个和事佬,结果一个四川人殷士瞻跟他过不去,又干了起来｡隆庆年代的六年,内阁永远是硝烟弥漫｡
到了隆庆四年,高拱买通太监重新回到内阁主政｡最后内阁斗得只剩下高拱和张居正两个人｡在和别人斗的时候,两个人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都是国子监的同事,又都是皇上的老师,惺惺相惜｡现在别人都离开了,才发现他们也是一对斗鸡,一山不容二虎｡两个人再接着斗,斗到隆庆六年,三十六岁的隆庆皇帝去世了｡在这转折关头张居正棋高一着,斗垮了曾是亲密战友的高拱,当上了首辅｡这一年,张居正四十八岁｡
明代已经胡闹了七十多年,国民经济各项指标都到了崩溃的边缘,到了1572年,十岁的万历小皇帝登基,张居正辅佐他,情况才有了改变｡张居正不仅仅是隆庆皇帝的老师,同时也是小皇帝的老师｡隆庆皇帝的时候,他是老师班底里面的普通老师,老师班的班长是高拱｡到了小皇帝的时候,他是老师班的班长了,由他来安排另外六个人给皇帝当老师｡因此,他的地位取决于他与小皇帝之间的友谊｡
客观地讲,十岁的皇帝没有能力把握朝政,而朝廷经过了七十多年的争斗后,已变得奄奄一息｡这时期,张居正的横空出世,成为拯救明朝危局的一代伟人｡在他前面那么多的首辅,有的被腰斩､有的被赐死,还有被迫辞职的徐阶､三起三落的高拱,所有教训都刻在张居正的脑子里,成为他的政治记忆｡因此他知道,一个政治家首先面临的选择是如何把国家的危局解开,把一件又一件麻烦事理顺｡做事和做人是两个概念｡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把道德观放在第一,一个人道德是不是非常过硬和是不是能够把事情做成,这两者并没有必然联系｡
张居正在做人与做官的选择上,首先选择做官｡当时做官的标准,我根据现有的资料分析,列了两条,第一,一个好官的标准是首先让皇上放心,做忠臣｡皇上觉得你这个人没有私心,不会胡来｡第二,让百姓获利,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舒心｡让皇上放心是忠臣,让百姓获利是能臣｡好官的标准是忠臣加能臣,二者相结合的官称之为“循吏”｡循吏是清流官员的对应,清流官员做人没有问题,个人品质非常好,就是干不成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个能力没有｡为官一任清廉一世,他有这个本事｡我认为,这种官在历史上也不能完全称为好官,清官不一定是好官,不能仅仅从道德观念来评判问题｡
首先要把事情做成｡张居正有了这样一些深刻的对政治的反思之后,发动万历新政的改革,节奏非常之快,推进速度非常之猛,而且效果非常明显｡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谈到过,中国的改革,实际上要研究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帝王,一部分是宰相｡我写张居正之前,对中国历史中的君臣关系作了一些研究,发现一个特点,从秦始皇到光绪,治国的能力是一条下坡路｡除了中间偶尔有那么几个开国之君是雄才大略的帝王,创造出短暂的辉煌,但纵观整个历史,帝王系列基本上是往下走的曲线｡因为皇帝是世袭制,是在没有任何竞争的情况下就能够当上皇帝的,所以生存的环境不可能是悬崖上的青松,而是花盆里的花｡但是宰相不一样,无论从秦始皇到光绪时的宰相,都不是世袭,都是从读书入仕,从基层一步步干起来的｡封建时代,真正的智慧是在宰相系列里面产生的｡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很奇怪的事,一个很平庸的皇帝身边一定会有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宰相,而那些雄才韬略的君主面前一般没有什么好宰相,因为他的才华太高了,宰相稍稍露头可能死无葬身之地｡君臣之间的关系是相生相�的关系｡
四
从张居正的著作里面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的政坛､官场的现状抱有一种非常清醒的认识｡第一,做官和做人不一样｡第二,怎么去审时度势｡说起来容易,但往前看是非常难的,往回看倒是很容易｡张居正当上首辅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整顿干部队伍｡他知道,要想做成任何一件事情,靠贪官不行,靠昏官不行,靠冗官不行,靠清官不行,靠清流也不行｡整顿干部队伍,是做好人的人让你去做好人,做好官就得当循吏｡
张居正整饬吏治就是要寻找一批新的干部,不仅从旧官员队伍中寻找,还要开辟新的人才渠道｡他第一步是“京察”,就是所有的京官都要自我检查,这几年官是怎么当的,政绩和失误是什么｡四品以上的官员统统给皇帝写汇报,四品以下的统统给吏部写汇报,然后由皇帝和吏部决定官员的去留｡同时,让所有四品以上的官员推荐人才,也让各部门和各地方推荐人才｡
当时,中国的官员有两万七千名文官,十万名武官,吏也是十万名,一共将近二十三万名｡“官吏”是怎么区分?什么样的级别才算是官?县一级官员是三人,一个教育局长,一个公安局长,一个县长｡京城的十八大衙门有九个正部级衙门,九个副部级衙门｡九个正部级是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北京每个部里面大概有三百多名官员,真正称为“官”的必是九品以上｡没有“品”的,聘请的公务员叫“吏”,官和吏分灶吃饭｡官是流动的,吏是不动的,美国也是这样,我们明朝也是这样,一把手常换,底下办事的不换｡一把手来了以后带来的师爷是“僚”,这是私人的工作班子｡官吏､僚所有的人加起来将近二十三万人,其中真正有品级的两万七千名文官要裁掉六千人,这么大的裁员工程,张居正决定三个月做完｡
张居正心中的理想是国富民强,所以领导的改革也是从经济着手｡他知道经济发展的前提,首先要把干部队伍抓好｡三个月裁掉六千名干部,动作之大,来势之猛,让所有人震惊｡不仅仅是贪官､昏官､冗官,官场上所有的人都感到了危机感｡
那一年我到福建的时候,有人跟我较劲,说张居正不是一个贤相,而是一个最大的逆臣｡经过调查,我明白了为什么说他是一个坏人｡他们的祖先在万历初年是一个侍郎,正是那一场“京察”,被革职回家,所以一直对张居正怨恨,几百年都不消气｡可见任何改革,只要触动一些人的切身利益,就会遭到怨恨｡张居正实施“京察”,可谓是雷霆手段｡他获得了成功,旗开得胜,终于可以把六年前写出的改革文件《陈六事疏》实施了｡去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重走长征路活动中,我到了江西瑞金,当年中央苏维埃政权有九个部,一个部长一间房子,门口放一个办公桌,很简陋,里面就是部长的床,一盏煤油灯都是破旧的｡我感叹共产党政权在初创时期非常健康,也非常朴素,唯有这样,才充满斗志与活力｡这些革命家把人生的热血洒在大地上,写出中华民族的史诗｡像我这样一位作家,虽然也心存忧患,但仅仅是“夫子自道”,也没有机会投笔从戎,只是用我的笔写出政治家的史诗｡张居正这样一些改革家把整个中国拿到自己的案头上进行研究､解剖､清除病灶,再现辉煌｡
张居正的万历新政从“京察”开始,充满了风险,这是把朝廷文官系统再次处于他的对立面｡前几次文官系统和皇帝对立,是皇帝的昏庸｡这次文官系统和张居正的对立,是文官系统的昏庸｡改革首先就让他们的既得利益失去了｡张居正这份《陈六事疏》,比之《过秦论》､《盐铁论》､《隆中对》等,是一篇值得政治家认真研究的范文,它虽然不是言词华美之文,但是每一个字读来都那么准确,都是针对国家大事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改正的办法｡因此,《陈六事疏》体现出一个大政治家的智慧｡文章写得很华美不难,特别是政治论文,但是让它充满智慧,便于操作就很难｡
《陈六事疏》具有可操作性,张居正的改革首先从吏治开始,把官员队伍治理好了,才开始财政改革｡明代的财政是五大政,即河政､漕政､税政､军政､农政｡河政,长江､淮河的治理是水利经济｡漕政,所有的运输,明代的运输主要靠水｡税政就是税收,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分灶吃饭｡他做得非常好,把全国十大税关从地方政府剥离出来,直归中央｡军政的内容很多,主要就是理顺主兵和客兵的关系｡明代朱元璋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不让老百姓养活士兵,实行“屯兵制”｡这些人打仗的时候就打仗,不打仗的时候就种田,在边疆开垦很多田地,免税,让他们有军人的户籍,并且世代继承｡比如一万人的一个兵营,每一代都保持一万人,自己养活自己｡朱元璋本来是想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但是最后也出了问题,这些世袭的军户到后来都成了“爷”,打仗打不动,还拿他没有办法,因为人家是铁饭碗呀｡张居正觉得应该改革,最后实行“客兵”｡从社会上招募新兵重新训练打仗,把戚继光从浙江调到了北京任蓟辽总兵,这职务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军区司令｡训练了五千多名“客兵”作为全国的试点,经费怎么筹措呢?也不能给老百姓增加财政负担,他有一个办法,当时的“盐､茶､马”都是中央专控的,张居正决定施行“飞挽”,就是让商人给边境的军营运送粮食｡比如说,一个商人能够捐一百担粮食,从内地运到陕西的榆林边关,送到以后,由户部给商人一定比例的“盐引”｡“盐引”就是卖盐的批文｡在明代,盐由国家专卖,贩卖私盐是违法的,一旦查出,会治以重罪｡因此谁能搞到“盐引”,谁就能致富｡张居正用这种方法,解决边关士兵的部分用粮,取得很好的绩效,同时也刺激了商品的流通,功不可没｡另外,军政里头还有一个重要的领域是军马的供给｡当时,北方各省都有专门给军队养马的马户｡凡是马户都可部分减免农业税,但必须三户养一匹马,负担也不小｡宛马寺是专门负责给皇帝养马的,军队的马匹就是由农户供养,张居正决定在北方边关重开茶马交易,用茶去换蒙古的良种马,既激活了贸易,又减轻马户的负担,他的改革使流通领域得到迅速发展｡
嘉靖皇帝统治早期,首辅夏言就是为了通关外贸被腰斩,张居正顶住压力,作出了汉蒙通商的决策,并在蒙古地区建立“板升”城,作为通商口岸｡“板升”是蒙语,意为交易地｡当时,汉蒙边境有很多的“板升”城｡在张居正执政时期,一个最大的“板升”城诞生了,这就是如今的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这座城市同今天的深圳一样是改革的产物,是经济特区｡农政问题也就是农民问题,张居正也处理得比较好,当时农民的赋税非常多,也非常碎｡比如说,农民们采河滩上的芦花编席子要交“芦课银”,弹棉絮的要交“匠班银”等等,几十种税,许多是不合理的,张居正一样样理清,不合理的废除,把小的税种合并,老百姓非常欢迎｡
五
老百姓安定了,张居正开始向势豪大户开刀｡孟子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当时有一位正直的大臣说“天下的财富,上不在朝廷,下不在百姓”,而在势豪大户手上｡势豪大户与皇室､官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皇亲国戚､公门巨卿,可以凭借手中的权力或者说皇上的保护伞,疯狂敛取钱财｡万历新政若不敢触动势豪大户的利益,老百姓的怨气则不能消除,国家财政的困难局面也不能真正好转｡但要想从势豪大户手中收回不义之财,无异于与虎谋皮｡我写到的“子粒银征税”这个章节,反映出张居正与势豪大户斗法时的种种艰难｡他第一个动的是孔圣人的后代,世袭的“衍圣公”｡按规定,这位衍圣公每年都要到北京面见皇帝朝圣一次｡衍圣公拥有很多田地,一部分是皇帝的赠与,就是子粒田,不交税赋｡还有一部分是“寄田”,就是一些小农户把田地寄挂在衍圣公的名下,便可以不向朝廷交税了,农户只需向衍圣公交纳比国税低得多的租赋｡这样两方都划得来,但导致朝廷赋税流失｡衍圣公这种行径张居正早有耳闻,于是决定先行在山东清丈土地,从根本上控制衍圣公等势豪大户的不法行为｡
龙虎山的张天师,因为嘉靖皇帝信道教,赐二品银印,这是正部级了｡让一个道士做正部级的官员,有点滑稽,因此隆庆皇帝一登基,便听从徐阶的建议,把银印给收了｡张天师后人便到北京活动,想要回那颗银印,通过冯保走通了李太后的路子,张居正铁面无私,坚决不徇私情,只肯给龙虎山铸一颗“上清宫提点”的六品铜印｡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张居正在得罪巨室的时候,不管你有多高的威望,有多大的影响,只要违反朝廷法律,照惩不误,任何情面都不讲｡所以,万历新政得到了广大弱势群体的拥护,政策向农民倾斜,在这个基础上丈量土地｡
土地清理完了后,张居正开始实行“一条鞭”法,这是万历新政的关键｡过去给皇上交税是“赋税”两种,什么是“赋”什么是“税”呢?今天不是有“行政收费”吗?,这个“费”虽不是“税”,却比税还厉害,明代也是这样｡赋税之外还有丁差,一亩田出五个劳动力给国家,高官过境给他抬轿子,河堤缺口去防洪,这叫做“丁差”｡“一条鞭”就是把赋､税､差三种统一起来,合并为银钞统一交纳｡比如,一亩田该交五个“丁差”,一个“丁差”值五个铜板､六斗粮食,一斗粮食值十个铜板,你就交六十个铜板,再交五个“丁差”的二十五个铜板,共八十五个铜板,既方便透明,又促进了金融领域的流通,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变革｡“一条鞭”法实施之后出现了山西的钱庄,出现了很多通商口岸,出现了繁忙的商旅,出现了数以万计的商人,极大地激活了整个商业领域的发育｡这就是张居正在整个经济领域改革成功的关键｡
张居正上任时,国库有七百多万两的银子亏空,他死的时候,国库有一千三百多万两银子,乾隆最盛时期的国力也只相当于张居正执政时期的三分之二｡三个皇帝做了九十年都没有做成张居正十年的成就,由此可见,张居正改革的过人之处｡
六
今天,怎么看待万历新政改革的意义?换句话说万历新政对今天的改革有什么启示意义?
第一,万历新政的重点是经济改革｡它没有触动明朝的政治体制,因此,带来的社会动荡很小｡
第二,万历新政的口号是“富国强兵”｡贞观之治里面魏徵讲过,他的观点是“藏富于国,民必反之;藏富于民,民必安之”｡这个观点张居正显然是同意的,也显然是很多的改革家不赞同的｡把财富放在老百姓家里,如果国家很富老百姓很穷,老百姓就会造反｡如果老百姓很富,国家很穷,老百姓是很安定的｡但国家还是会有一点问题｡国家太穷,神六能够上天吗?不行的｡我们至今没有航空母舰,可见国力还是应该强大一点｡张居正的改革,是在国家与百姓之间合理的分配财富｡所有的改革都不应该因财富问题而让国家与人民处于对立的状态中,如果是这样,和谐社会就建立不起来了｡
第三,改革的脉络很清楚｡首先发展生产力,接着解决财富分配模式｡在财富分配的模式上既要保护富人的正当权益,政策上又要向弱势群体倾斜｡这样的改革发展脉络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但是,张居正死了以后,对他的清算很厉害,这主要是丧失了既得利益的强势集团,以万历为代表,向张居正的改革集团反攻倒算,张居正的悲剧就开始了｡
第四,农民的安居乐业｡万历新政时期,社会上每个阶层的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万历新政的最大成就是用一种非暴力的方式把社会资源重新进行了合理分配｡这是了不起的地方,实际上就是执政能力｡张居正改革并没有给社会带来很大的干扰和波动｡
第五,就是对官员约束甚严,但也照顾到官员的切身利益｡明代的官员俸禄分两种,一种是实物,一种是钱｡实物里面有粮食､布匹｡钱里面有银子､铜钞｡但是由于明代中期物价非常不稳定,有时是五百个铜板才值一两银子,可是多少年前定下的指标是一百个铜板兑换一两银子,这就等于官员的工资降了百分之八十｡张居正上任后第一是稳定物价,到万历八年的时候,大概是三个铜板买一只鸡,物价降到合理的水平｡这个时候再出台政策,官员薪俸全部改用银子支付,工资等于翻了好几倍了｡
第六,肃贪｡前年在横店拍摄《张居正》的电视剧,导演跟我说“熊老师,这里有一封河南人写给您的信,说你们在拍张居正,却不知道张居正是历史上唯一没有揪出来的大贪官｡”我说:“是吗?对张居正是不是贪官,历史上一直有很大的争论｡”我一直坚持对张居正作一个正面的评价,主要是认为张居正是好名而不好利,好色而不好货｡冯保抄家抄出二百多万两银子的时候,有人说冯保依靠张居正就能够有两百多万两银子了,张居正该有多少啊!万历皇帝心动,所以就下令抄张居正的家,结果只抄出了十多万两银子｡历年来皇帝和太后送给他的银子就有一万多两,当然他家里也有一些田地的收入｡你说他非常干净吗?当然也没有像海瑞那样清廉,但作为一个摄政十年的首辅,位高权重,只有这么一点家财,已够清廉了｡他文集中有好几封信可以作证,所有求官的朋友给他送财物,他一律退回｡但有人送来礼物,他却接受｡比如他的政治导师徐阶送来的东西,他说“惶愧纳之,不胜感谢｡”觉得这份礼物如果不收,就会让徐阶认为他变了,不讲情谊了｡因此他把属于礼节的东西和有目的送来的东西区分开,前者称为“人情”,后者称为“贿赂”,他是分得很开的｡我们今天也应该把礼节和贿赂分开,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张居正在《明史》中记载得很简单,承认他有才干,但是是一个权臣｡什么叫权臣呢?就是把不该属于自己的权利使用了,称之为权臣｡有些学者依据《明史》的说法对我写的《张居正》提出批评,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是里面忽略了一个问题,《明史》修纂是在康熙年间,总编篡官张廷玉,桐城人,大学士｡他那时候修《明史》,对张居正有这种评价,不难理解｡因为康熙皇帝十几岁继承王位的时候,摄政王是鳌拜｡鳌拜非常专权,让康熙感到自己当了“儿皇帝”,想办法把鳌拜干掉以后,康熙才感到自己真正当上了皇帝,因此,康熙痛恨权臣｡这样一个切实的例子摆在那儿,张廷玉作为总编篡官,又是皇帝身边的大学士,他能够不顾及这样的现实,去歌颂跟鳌拜摄政方式同样的张居正吗?他不敢的｡由于《明史》的评价,让张居正蒙冤了很多年｡
可是民间的声音,仍不乏对张居正的赞许,特别是每次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总有人记住张居正,可见知识分子的良心一直在起作用｡辛亥革命前后,梁启超说张居正是中国古代六个伟大的政治家之一｡在抗日战争期间,朱东润面对山河破碎的局面,写出了《张居正大传》,觉得张居正是力挽狂澜的人物｡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新中国刚刚诞生,著名大儒熊十力先生写了《与友人论张江陵书》,张江陵就是张居正,他是江陵人,以故乡籍贯称谓是古人的习惯｡熊十力在这篇长文里,意气风发地议论张居正的丰功伟绩｡一直到8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黄仁宇先生撰写的《万历十五年》风靡大陆,书中再次肯定了张居正的历史功绩｡由此可见,世上读书人的声音依然存在,他们不是强势皇权的声音､强权的声音,却代表了历史的良心｡
一直到今天,我花十年时间写出的《张居正》,获得了第6届茅盾文学奖,我认为都是历史上的一种推动力｡越来越多的来自民间对张居正肯定的声音,变成我们这个时代一种主流的思想,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只有像张居正这样的改革家充分得到当今社会的认可,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才有可能获得更大的成功｡
注:此文为作者2008年4月在清华大学总裁班的演讲稿,本刊有所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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