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艾普斯坦是美国著名的小儿神经外科主任，他开创了包括摘除脊髓肿瘤和脑干肿瘤在内的许多新外科手术。在学生时代，他始终是个苦苦挣扎、艰难求学的人，但他坚信: 那个难忘的日子清晰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站在黑板前，认真地写着我的小学老师让我写的所有的英语生词。当我写完回到座位上时，同学们的哄笑声使我意识到我写错不少。怎么回事?我惶恐不安。老师提醒道:“弗雷德，你把所有单词词尾该加es的地方都写反了，写成se了。”
第二年情况更糟。不管我怎么努力，也掌握不了最简单的数学，甚至连2+2都算不对。这是怎么了?我陷入迷茫之中。我的父母也为之担心。
到了下一年，我的学习令父母的担心有增无减。母亲伤心地问:“弗雷德，你将来怎么办呢?”我的父母都是事业有成的人。父亲约瑟夫从大学医学院毕业，是杰出的精神病学者；母亲莉莲在获得硕士学位后成为精神病学方面的社会工作者；我哥哥西蒙在学校功课很好；我弟弟亚伯拉罕也是天生的优秀学生。
可是我呢?尽管苦苦挣扎，还是跟不上功课。为了逃学，我经常装病。在小学，我极不情愿地承认，可能我不是个聪明的孩子。
是我的老师赫伯特・墨菲帮助我改变了这个看法。一天下课后，他把我叫到一边，给我看我交上去的试卷。我垂着头，窘迫不安――试卷上的每道题都错了。
他说:“我知道你学会了。现在，咱们为什么不再做一遍呢?”他让我坐下，逐一问我试卷上的题目，我做口答。
每答完一道题，他都说:“对了。”他的微笑简直能使全世界变得喜气洋洋。“我就知道你学会了!”他给我的试题都打了勾，把不及格改为及格。
墨菲先生还教我怎样拼读单词的办法。他的那些招数还真灵。他总是那么耐心，给人鼓劲，我甚至盼望着每次放学后都能和墨菲先生多呆一会儿。有一次，他对我说:“弗雷德，你是聪明的孩子，我知道你的好运气就要来了。”
下一年，我转到另一所学校。我的新老师肖小姐也看到我在努力争取进步，她尽力帮助我。练了很长时间书写后，她建议我去见见女校长，好让那位女校长看看我的书写进步有多大，因为校长总是小瞧我。我朝校长办公室走去，心想，这回该让她知道我是个聪明的孩子。
可是，校长误解了肖小姐叫我来的意思。她对我的书写整整批评了半个小时。她最后说:“你的问题在于你不想学好功课，你根本就不在乎。”她哪里知道，我是多么“在乎”，而且是痛苦地“在乎”!
从校长办公室回到教室里，我还在发抖，以至于没有告诉肖小姐刚才发生的事。我感到无地自容，彻底垮了。
可是，在家里，我从自身具备的、取之不竭的奇怪能力中看到了希望:那就是我有极强的记忆力。我能清清楚楚地记得三四个星期以前晚饭吃什么或天气怎么样。我怎么会这样呢?我怎么会在一方面这么好而在另一方面又这么糟呢?这令我费解。
我的父母也疑惑不解。他们对我的智力作了一次心理学测试，我的分数相当高。这令他们吃惊，也让我吃惊。当时，我真糊涂了。
后来，是我的洛迪姨妈帮助了我。她是小学教师，为人和气善良，经常帮助在阅读方面有困难的孩子。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我都骑车3公里到她家去。洛迪姨妈让我坐在餐桌前，没完没了地、耐心地训练我，她劝我说:“别着急，咱们明天再努把力，你就通过了。”
我写作不行，不论写什么，都是单词的胡乱堆砌。洛迪姨妈于是让我把每个星期都干了什么写下来。如果她无法表扬我的作文，她就表扬我作文中的某个思想:“这个主意真不错，咱们把它重新写下来。”然后，她拥抱我，给我饼干和姜汁汽水。
我慢慢地取得了一些微小进步。我说话声音大了，并且开始在学校里演戏剧。我记性好，背台词很容易。我在自然科学方面学得也不错，这对我是个鼓舞。我想学医，想当个像父亲那样的精神病学者。我知道，对我这样功课不好的人来说，实现这个梦想将是多么艰难!可是，挑战越大，我的努力也越大。
在我上高二那年，父亲告诉我:“我们想让你上霍尔斯蒂学校。”母亲插话说:“我们觉得这对你是最好的。”
霍尔斯蒂学校是一所小型的私立学校，善于帮助学生克服学习方法上的严重缺点。我进入这所学校后，有生以来第一次成了第一流的学生，我还被选为学生会主席和学校6人足球队的队长。最后学年的期末，我被命名为优秀学生田径队员，得了一个大奖杯。
那一年，学校的女校长给马萨诸塞州沃尔特汉姆市布兰戴斯大学的录取委员会主任写了一封有分量的推荐信，我被录取了，我想这是个奇迹。但是，入学后，我总是赶不上布兰戴斯大学功课一流的学生，这实在令人沮丧，我的分数和自信心因此一落千丈。我好歹坚持了两年，后来还是决定转到纽约大学完成最后两年的学业。
在纽约大学一次重要的有机化学考试之后，我感到自己像个死囚，公布分数的那天，我冲向化学楼，当我看到自己的成绩时，不禁垂头丧气――不及格。一位朋友说:“上医学院不成了。”后来，我请了一位私人教师。在他的帮助下，我勉强得了个及格分数，就从纽约大学毕业了。
我知道进医学院很难。果然，我接二连三地碰了钉子。本地一所著名医学院院长对我说:“你不属于这里，你的成绩表明你的情绪不稳定。”然而我知道，我并非不稳定，我只是在掌握某些学科上有困难。靠父亲的帮助，我进了纽约医学院。父亲提醒我:“功课是很难的，但我知道你能克服。”既然父亲是这样认为的，也许我就能克服功课上的困难吧。我想。
我喜欢医学。三年级时，我开始照顾病人，学习神经外科，我找到了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我几乎每天都看到很多受肿瘤和血管畸形折磨的病人，外科医生的责任心和技术可以使他们恢复健康。
最重要的是，我被患这类病的孩子打动了。他们的天真和娇弱，他们无法言表的恐惧和希望，深深地影响了我。在我后来的受训中，我选择了专攻小儿神经外科。比起任何其他的医学领域，这门课给我提供了我曾梦想的一切――迎接重大挑战，首要的是，帮助别人。
1963年初，当我走上台接受我的医学学位时，我看见母亲和洛迪姨妈眼中的泪花，看见父亲微笑中的骄傲，我拥抱了他们每一个人。有了他们的帮助才有了我的今天。但是，为什么我学得如此吃力?对我来说仍然是个谜。
20年后，我和我妻子凯西以及一位心理医生讨论我们10岁的女儿艾莱娜的问题。心理医生认定她的智力很高，可是艾莱娜要跟上功课却力不从心――这跟我过去一样。当艾莱娜又要考试的时候，心理医生告诉我们，她有严重的学习障碍症。我一下子全明白了。
我发现每年都有一部分中小学生接受心理测试，被查出患有学习障碍症。这些孩子的智力从中等到高等都有，却在学习的四个步骤之一或全部四个步骤上有困难。这四个步骤是:记录、整理、记忆和口头表达。更为严重的是，学习障碍症常被忽视或难以诊断出来，很多有学习障碍症的孩子被认为是懒惰、情绪不稳甚至是智力低下。
我听到这些，就好像在我童年的黑暗的角落里射进一道亮光，我对凯西说:“既然我知道了是什么在困扰着艾莱娜，我就理解了我自己在学校里的苦苦挣扎是怎么回事了。”
今天，教育家们经过多年的研究，检查学习障碍症更加熟练，并且能教孩子们怎样战胜这种病症，很多孩子由此得到了帮助。艾莱娜现在已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她是优等生，正在考虑将来也从医。
多年来，我和许多帮助过我的老师和朋友们失掉了联系。去年，我的著作《时间的天才》出版了，我要向赫伯特・墨菲老师赠送一本。我在扉页上写了这么几句话:“献给墨菲先生:你始终是我最亲爱的老师，我将永远记住，当我是个苦苦挣扎的学生时你给我的善待。我将永远记住你。”
(刘大鹏摘自《世界之窗》1995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