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高云龙先生系著名雕塑家、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系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其父金学成是1925年大革命时期就加入中共的老党员，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秘书长等领导职务，于雕塑艺术也颇有造诣。受父辈影响和熏陶，高云龙1948年考入北平国立艺专（中央美院前身） 雕塑系，1955年研究生毕业后任中央美院雕塑研究所创作人员，参与创作朝鲜平仓南道桧仓郡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抗美援朝纪念碑浮雕等经典作品。近日，由高云龙口述、陈正卿撰稿的 《高云龙口述历史》 一书由上海书店出版社正式出版，本期特选刊回顾其在中央美院工作期间亲历“反右”运动中的风风雨雨，呈现继徐悲鸿之后执掌中央美院的江丰—— 延安老革命出身的版画家，因强调新国画等观点给人留下过“左”的印象，却意外被定为“右派头子”的曲折内情和恩怨纠葛。]
“整风”初起我和同学们的意见争论
1957年，我从1948年进中央美院前身北平艺专雕塑系，已经读完本科、研究生，留在学院的雕塑工场搞创作。4月底，我参加创作的朝鲜志愿军烈士陵园浮雕，眼看收尾，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学院党委和副院长江丰还是抓紧了文件的学习和贯彻。我的直感，是动员大家提意见，批评党员的“特权思想”等等。这些事，大家是有一些看法、意见。
不久，学院和雕塑系都举行了整风座谈会，学院会议我没能参加。雕塑系会议我参加了，因为我还是系雕塑工场团支部书记。同学中吴介琴最先提了意见，他1944年16岁，在大后方成都报名参加了空军，短期到美国培训过，抗战胜利复员继续读书。解放后从上海考入中央美院，抗美援朝报名参军，已送到军校培训，结果政审退回。回校又遭冷遇，认为他是险些混进志愿军的国军，他很不服气。接着又有几位同学提意见，都是提得很具体的事。
真正给学院和系领导，以至文化部提意见、看法的也有，主要是当时学苏联，很多东西教条化，不符合实际，以前不敢说现在说了。还有，江丰特别强调阶级感情、阶级立场和群众观点，认为过于追求技术就是危险的、资产阶级的，甚至连学习哪一种素描方法，都要提到这种高度来认识。有一些同学是有怨言的。
不过，慢慢也有了一些争论。比较集中的一个问题，就是对解放后雕塑艺术发展快慢高低的评价。一种意见认为发展快，成就高;一种认为不快或者不够快。《人民日报》 的一个记者，就这个争论也到学院雕塑系开座谈会，我也参加了。我谈了看法，是有发展，有进步，但不够快，艺术水平和前辈比有差距，普及性也不够。那位记者，把我的发言也登在报纸上了。几天后，我们美院同学裘沙，在 《中国青年报》 当记者，也写了一篇采访稿，把这两种意见又都发表了。
一篇在中央美院爆炸性的报道
但真正让人震惊的，是当年的8月3号吧，那天早上，《人民日报》 第二版发表两篇报道，揭露以江丰为首的美术界反党小集团，这就等于在学院里扔下了一颗大炸弹。那时江丰是美院副院长兼党委书记，又是美协副主席、党组书记，一下子变成了美术界的“纵火头目”，这让人怎么不感到惊讶？这一天，我在操场上看到聚集了三五成群、窃窃私语的师生员工，气氛紧张严峻。
到10点钟光景，学院通知，文化部领导来中央美院作报告，大家集合到礼堂开大会。那时全院师生也就二百五六十人。坐下后，看到坐在台上的是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的钱俊瑞，他的第一句话也让人费解：“同志们啊，以前我是不敢到美院来的。”不过也印证了一个传闻，就是江丰与钱俊瑞以及周扬等人，在延安时期就闹矛盾。然后，他又大讲了一通所谓“五月事件”的反党性质。
讲到“五月事件”，当时我也参加了。由于江丰和文化部钱俊瑞等领导有矛盾，据说当年毛主席在杭州时，批评了“不要国画，是民族虚无主义，不懂辩证法。琴棋书画共产党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要占领”。还点名批评了江丰。
江丰在北京听到消息后，就认为是陪同视察的钱俊瑞，在一旁打了小报告。不久，中央开展党内整风，号召大鸣大放提意见，江丰认为说清事情原委的机会来了，就发动中央美院和全国美院、美协的一批教师、画家等，抬着江丰提倡的新国画，其中有徐悲鸿、蒋兆和、李斛等老师解放后画的新社会人物画，到北京朝阳门内的文化部，要求开大会提意见。
这次会，学院里许多人是江丰动员或受江丰影响去的，包括我也去参加了。因为江丰在这两天前是对我说过的，到文化部提意见，雕塑创作室要派人参加。不过，我在会上没有发言。
当然，在会上江丰本人也发了言，态度也蛮激烈。我记得在会上，还有许多著名画家发言了，有的是为江丰解释，他不是要取消国画，而是要大力提倡能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国画。也有人分析，新旧国画之争是解放前就有的，徐悲鸿先生就倡导过新国画。还有画家严厉批评文化部，不是百花园中的好园丁。个别来自延安时代的老干部，揭发当年江丰就和钱俊瑞、蔡若虹等人有矛盾，现在他们是在搞宗派主义。当时这个会议，我记得文化部是派副部长陈克寒来主持的，实际是来听意见的，但他始终没有表态说话，好像有些被动。
有一些人发言是相当激烈的，如我们雕塑系的同学张世椿，记得他是江苏扬州人，解放初由扬州共青团市委推荐来中央美院的，参加过地下进步学生活动。江丰很欢喜他，有一次大会作报告，说培养就要培养他这样的学生，刀把子要掌握在这种人手里。他在学院入了党，还要送他到苏联留学。当时连出国制服也做好了，西装笔挺很神气，同学们很羡慕。这次会向文化部领导提意见，他在会上抢着发言，讲到火爆的时候拍了桌子，竟说要开除文化部领导的党籍！
这次会议，因为是美院、美协出面动员的，吴作人、董希文、高庄等老先生也参加了，队伍大约有二三百人，还打着旗子、宣传牌，沿途经过一些街口时，又聚上一些围观的群众，所以比较轰动。当年这些老先生们参加，是对文化部钱俊瑞和美协的蔡若虹意见比较大，认为他们架子大，錢当文化部副部长没来过美院。蔡主持美协是理论家，经常批这批那，老先生们很不满。因他原也是搞木刻的，真正的作品不多。我们这样一支队伍到文化部时，雕塑系的好几个同学“最傻帽”，是扛旗子的，后来定性为“游行”“冲文化部”，雕塑室就抓了重点。这就是所谓“五月反党会议”，时间是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