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夏天，我到山东烟台采访。在宾馆餐厅吃饭的时候，几次看见一个胖胖的客人在喝酒。他要菜不多，酒量不大，吃得很慢。一边吃，一边想，心事重重的样子。当时我一门心思想写工农兵，对机关干部兴趣不大，不想了解他什么。甚至连他是个左撇子都没注意到。
我被戴上右派帽子21年中，一有机会我就大声疾呼，喊冤叫屈，希望有人帮我们说说公道话。自从1978年12月问题解决，我不提这件事了。到山东这个陌生的地方采访，我更闭口不提。因此我周围的人只知道我是人民日报社的，不知道其他。有天，有位宾馆的工作人员告诉我，那位喝酒的同志是我的同行，是个右派。我心头一动，就像碰见了亲人。
本来，我们这些右派分子原先并不互相认识，认识的也不一定都很友好。自从领导硬把我们编成一个派，我们彼此见了，倒有了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说的亲切之感。我决定和他认识认识。
那天，他又一个人在喝酒，我凑到他的桌旁，对他说：“我是右派。”他笑了：“我猜出了一点。”我很惊讶：“你怎么猜出来的？”他说:“我看你年纪不小了，如果是个正常的老记者,就会十分出名，可我并不知道你的名字。我看见你也是独来独往,就想到你可能和我一样。”我们都高兴了。
他说，他叫孔孚，1949年初开始在山东《大众日报》编副刊。1952年1月，苏联红旗歌舞团来济南，他听了尼基丁唱陕北民歌《二月里来》，大为动情，写了一首诗《给尼基丁》，其中有一句“我的眼睛湿湿的”，受到严厉批判。6位记者联名写文章，斥责他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大众日报社办的《业务学习》专门出了一辑批判文章，还由一个编委主持召开了批判会。 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是不会流眼泪的，不管是什么样的眼泪。以后他对自己变成宣传工具不满， 鸣放期间，他说报纸登的一些应时应景的诗歌没有生命力，只会成为“明日黄花” 。于是，被打成右派，到碱滩上放羊去了。1979年，他的右派问题解决。田仲济教授邀他到山东师范学院承担《现代诗歌发展史》的写作和教学任务。他在离开大众日报前，要求下去看看，就到烟台来了。
我告诉他，我的右派问题解决后，领导却不让我去实现破灭了21年的记者梦：“57岁了，早该退休!”“20多年没工作，与世隔绝，谁要你!”我说：“一个战争罪犯，像溥仪，把他关了10年、20年，还要让他出去参观，把我关了21年，也该让我出去看看。”直到最近，才允许我外出见见世面。报社里没有任何部门接纳我，我就当“独立大队”，特地跑一些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我要看看我能不能再当记者，如果不能，自动退却。因此，也到烟台来了。
他说：“我以为我今后与诗绝缘了。我认为在30岁以前出不来好诗，就别想再摸了。现在年过半百，诗是不会来了。想不到一看见海，我的眼泪就流出来了，诗也莫名其妙地来了。我对自己充满信心，因为我知道只要眼里还有泪，诗就可以写到90、100岁。”
他把他写的诗给我看：
母与子
见到海/眼泪就流出来了
我怕是海的儿子/泪水也咸咸的呀
海情
大海跳起来和我亲吻/礁岩上我弯着腰
爱也是带点儿疯狂/眉毛胡子都湿了
海 情
用雷的语言/海邀我起舞
我习惯于孤独/禁不住泪眼模糊
无 题
即便大声哗笑/也看出有点儿寂寞
海啊
我称赞他写得精炼、自然，对海那么深情，把自己摆进去了。我是第一次看见海，却无动于衷。我现在要隐藏我自己，摆脱我自己，不去想我自己，我要去过别人的生活。21年里,我自己的生活太可怕了。那时候，我只好写些豪言壮语给自己打气，否则我就没法活下去。我一边说着,一边顺手默写了两首:
我是一块瀑布
我是一块瀑布，有着奔腾的水势。
我要流，我要响，谁也阻挡不住。
不是我天生性格如此，是革命锻炼了我的意志。
反右派给了我悬崖陡坡，给了我险滩巨石。
我没法做温柔平静的湖水，又不愿一天天干枯。
我生命的长河要流，一泻而成瀑布。
我不能对党说谎
我不能说谎，因为我面对着的是亲爱的党。
我16岁就开始把你寻找，不怕生命的危险。
我把命运和你连在一起，跟着你踏过千山万水。
我要变成你的一颗细胞，怎么能把你欺骗?
如果我要说谎，小苍蝇会变成大象。
小小的谎话并不小，它不是结束而是开始。
谎话说过之后，并不立刻死亡，
它和植物、动物一切有生物一样，能够不断繁殖生长。
即使只说这么偶尔一次，也是我生命的一个污点。
我不能为了个人的一点利益，违背你对我的教养。
孔孚看了，说：“你不要光搞新闻，还应该搞搞诗歌。你搞诗歌，也会走出一条路来的。”我说：“搞诗歌太痛苦了。人们常常说，痛苦出诗人。就像你，眼里有泪才出来诗。我怕疼。”我们都哈哈笑了起来。
不几天，孔孚又给我看几首诗，我看不懂，不好说什么。他特地指着其中的《一朵小黄花》，要我发表意见，看来他对这首诗最欣赏。写的是：
礁岩上一朵小黄花/羞涩地低下了头
大海把它别在衣襟上/小黄花笑了
我看了几遍，还是看不懂，只好问：“这是什么意思？”他似乎十分着急、生气：“怎么连这个都理解不了？”我说：“我真的无法理解，你开导开导。”他不说什么，默默走了。以后,他去找他的海，我去找我要找的人，分开了。
有次他到北京，来看我。谈起这首诗，才知道他是把小黄花比作自己。当时他在礁岩上，看见一棵金针，颜色黄黄的似乎有些憔悴，很像自己。他面对大海，浮出母亲形象，感到自己多年对人民无所贡献而内心负疚，所以羞涩地低下了头。现在大海一起一伏，似乎要和小黄花亲近。想到自己如今回到人民怀抱，并得到爱抚，自己内心欢喜若狂，好像看见小黄花也在笑。
听了他的解释，我仍然觉得太曲折了，很难感受到他说的这种意思。想到他的其他好些诗也令人费解，就说：“写东西首先要让人看得懂……”他赶忙说：“不能写得太真切，一眼看穿，那就没味。扑朔迷离，才有趣味。诗是隐藏的艺术，要隐情隐理隐象。就像画画，要画蒙娜丽莎似的神秘微笑，让后人赞叹争论不止。如果画的是龇牙咧嘴的大笑，就不美了。”他还说：“诗谜是同源的，以前，谜语就是诗，让大家七猜八猜，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读者参加进去，读起来就有味道了。据说法国象征派诗人马拉美就主张写诗只说七分，其余三分由读者去补充，分享创造的欢乐。”
我说：“我原先也喜欢写些虚无飘渺、微妙曲折的东西，搞新闻报道搞惯了，讲究开门见山，不爱拐弯抹角。”我还说：“你写的都是一些山山水水，不沾人间烟火。”
他说：“这是我的劣势，一辈子也改不了了。我从小在农村生活，与大自然有天然的联系。我们村子中间流了一条大河，夜晚我常和邻居小朋友去水里摸月亮。我原来名叫孔令桓，是孔子的第76代孙，诗书传家。从记事起，父亲就教我背诵唐诗。奇怪的是像《三吏》、《三别》那种描写民间疾苦的名作，背起来很吃力。而对一些山水名句，像什么‘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呀；‘霜叶红于二月花’呀；‘露似珍珠月似弓’呀，一听就记住了。”
我说：“有劣势就有优势，像我，对那些山川河流、野草闲花，常常视而不见。”
他说：“我走了另外一个极端，对于山水，我有深沉的爱。‘一生好入名山游’。我害怕诗中有烟火气。看见山上插了电线杆子，感到破坏了自然美。现在多少有点改变，我写《月子口水库》：‘多少流泉在这里汇合/都说，我要发光’。当然,我的这种改变还很不够。
“我在大众日报编副刊时，业余写了本《泉城诗抄》，像琵琶泉、趵突泉、黑虎泉……这些济南的风景名胜全写进去了。发表过几首，但大部分被退了回来，说我写的‘少时代火花’。
“我欢喜古典诗词，迷过旧诗，还骂过新诗。1948年开始，我倒向新诗，爱得晚，却深，为它折磨、苦恼。看来老来的爱情似乎更热，我要和新诗白头偕老了。”1979年夏天，我到了烟台。一见到海，排天巨浪搅动起我多年沉淀在心底的郁积，自然地喷发。我痴痴地望着海，心潮随浪涛翻滚。海潮上来，退也退不出，浪花打湿我的衣服、睫毛、稿纸，我只觉得是母亲和我亲吻。那些诗，多半是和眼泪一起流出来的。在大鱼岛东边，一天就写了11首。我在烟台流浪了一个月零五天，写了140多首。我想，如果我不离开报社，不会再写诗了。如果马上去了师范学院，不会再写诗了。如果不是先见到海，也不会再写诗了。现在，我走进了诗的王国，出也出不来。”
我祝贺他写出了成绩，找到了自己爱做的工作。他叹了一口气，皱着眉头又说：“有些人说游山玩水是闲情逸致，其实是误解。为写山水诗而游山玩水，就不一定了。那必然是渗入作者的全部感情，呕心沥血，那里必然滚沸着作者情痴于祖国的一腔热血。一首好的山水诗，能折射一个时代，能唤起读者的美感、热爱祖国之情。也就是有了爱国主义的思想性了。”
我知道， 他的诗别具一格，自成一家。他欢喜用“减法”写作，短得不能再短了。有一首《大漠落日》，只有两行两个字：“圆/寂”。他和四川的女诗人王尔碑等成了照耀微型诗国的明星。虽然我对他的诗不是全懂，但想到自己是凡夫俗子，欣赏水平低下，就说：“现在好了，山水诗也是百花中的一朵。你要发挥你的优势，不管别人说什么，你愿意写，就大胆地写、尽情地写吧。反正不会落下罪名了！”
他的眉头舒展了。回济南后，因我经常到外地采访，他也经常走南闯北，我们通信不多。“痛苦欢喜秘密，高兴欢喜公开。”在信中，他很少向我谈到他的病痛、住医院等等，而是不时告诉我，某某刊物发表称赞他诗的文章了，某某团体主办他诗歌创作的研讨会了，某某单位为他开了个书法展览会。原来他一岁在农村学步的时候，右手臂被铡刀铡断了。他的左手“喜写狂草， 亦脱俗韵”（人们对他书法的赞语）。他已得到好多读者的承认和喜爱，他的诗集就要出版，并先后寄给我几本，让我分享他的快乐。
有一次，人民日报刊出我的通讯《妈妈教我放鸭子》，他特地写信来祝贺：“你写得好精炼有趣啊，没一个废字废句。‘鸭子好多地方像人。年轻的鸭子喜欢打扮，穿得五颜六色、花里胡哨；年老的鸭子灰不溜秋、老里老气；公鸭体格魁伟、毛色鲜艳；母鸭小巧玲珑、十分朴素。有蛋的鸭子像人怀了肚子，走得慢；没蛋的一身轻松走得快。有病的鸭子不爱吃食不爱动，没病的东咧咧，西咧咧，嘴巴不肯歇一歇。’太美了，太美了，简直是一首诗……”
不久，人民日报副刊发表了我一首诗：
养鸡小姑娘
“我的小瞌睡虫，往日你雷打不醒。今天出了什么事情?”
“妈妈，我正昏昏沉沉，突然一惊，有棵针刺进我的心。
那个小凤头得了病，白天我忙乎好一阵，没想到，黑夜它还不让我安宁!"
“快睡吧――你想干什么?外边夜沉沉,风雨紧……”
“我一睁开眼睛,就跟自己展开了斗争,我已经把我自己打赢!
小鸡得了病,我比它还疼。我是那样牵肠挂肚、胆战心惊。”
(小姑娘披上雨衣、打着手电出了门)
妈妈笑出了声：“我的姑娘还没嫁人，怎么就有了一颗妈妈的心?”
孔孚给我来信了：“你写的是什么?简直不是诗!我真没想到你会写出这样的东西来……”他大概十分失望、生气，除了这几句话外，不再多说。我不知道他指的是些什么。是说我在龇牙咧嘴地笑，不含蓄，太平直浅露了？还是别的什么。我也弄不清楚：描写鸭子的几句散文在他眼里竟然变成诗；而以诗的形式发表的《养鸡小姑娘》，在他眼里怎么又不是诗了? 1997年4月27日早晨，孔孚“推开无门之门”（孔孚诗句）独自走了。他给我留下一个谜，我没有机会向他请教了，成了我永远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