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春天，在天津老城的中心区，喀秋莎美术馆，我和伊蕾初次见面。在此之前很多年，我都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对于本地很多写诗的年轻人来说，伊蕾曾经是这座城的一个文化地标。但现在到底还有多少人知道她，我不清楚，大概连伊蕾本人也不会太有自信。这是一个网络化生存的时代，但伊蕾似乎还未精于此道。我上网搜了一下“伊蕾”，结果，这新时期的“零档案”显示有一万多条，但大多是品牌店。“伊蕾诗”也被注册成了化妆品。仅仅二十年，一个著名诗人就这样被时代偷换了概念。
那一年，瘟疫弥漫，新开张不久的私人美术馆关门后，伊蕾就再次离开了这座城，去了北京。她要到北京去画画。我记得那个春天我们长聊过一次，她告诉我，她是“无边无沿”的，她要的是无边的自由，是不停的迁徙和流浪。她当时曾劝我，“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愿望做一个疯狂的计划，比如辞职去做一个自由撰稿人，去旅行，去发现一个村庄或小镇，去写作，去走。一定要走出去，动物从来都不会只待在自己的窝里，它会走遍整个草原或森林。”我听从劝告，从单位退回家，从人情的丛林回到一个动物的窝。这大概是我和她的不同所在吧。我相信自由的思想可得，而自由的生活却有其边界。伊蕾是个行动主义者，她从不预设边界，结果到底如何，自然会呈现。
她迁徙北京后，我们很少再联系。有几次，她邀我去她的工作室看看，我答应下来，双脚却难以从生活里拔出来。她出生在这座城，却四处流浪，很少生活在这里。我生活在她的城市，十几年来，却无论如何难以融入，难以扎下根来。诗人和城市的这种关系，真是一种尴尬。事实上，这座大城也的确不需要一个诗人的存在。它有它的下水道、输卵管、肱二头肌，它看上去一切正常，诗人就是它的胆结石，就是它的肠梗阻。伊蕾当年从这座城出走时，大概也是带着某种快意的吧。但哪里又是诗人的容身之地？俄罗斯五年，天津五年，然后北京又五年，在频繁的迁徙中，人生的季节都被搞乱了。伊蕾说，她这些年，印象最深的就是搬家，简直是五年一大搬，两年一小搬。有时候，我真佩服她这一点。她每到一个地方，都是兴冲冲的，将自己的窝搞得品味十足，而没过多久，她又要亲自打碎这一切，重新搭一个新窝。
好在她是一个人。
五月，在朋友为我张罗的一个小型朗诵会上，伊蕾友情出场，风度优雅，迷倒一大片。在这个快速的时代，十年基本就可以埋葬一个人了，但那个晚上她依然是青年学生们的偶像。那一次她告诉我，她的一本新诗集马上就要出版。“大多是旧作，不要抱太大希望。”她开玩笑说。我便期待着。
直到冬季来临，繁华落尽，一本厚厚的《伊蕾诗选》摆在我的手边。百花文艺出版社。她的城市没有忘掉她。诗集序言是评论家陈超所作，开头第一句：“当我翻阅老朋友伊蕾的这本诗集，我恍惚感到在我身边弥漫起80年代的理想主义和诗歌精神为生活快意‘施魅’的气氛。”一句话道出了多少诗学的内涵和生活的讯息。伊蕾的诗歌属于光荣的八十年代，她的生活则属于八十年代的河北诗歌圈。我翻看了她的简介，在天津出生，到河北下乡，在廊坊做过爱委会（是爱国卫生委员会还是爱情委员会？）和文联干部，后来又回到出生地。她经常会提起她在河北的那些老朋友，郁葱、铁凝、陈超、张洪波……她其实一开始就是一个异乡诗人。在诗歌最红火的那段年月，她读过鲁迅文学院，上过北大作家班，她的诗集被出版社作为畅销资源。她那时的生活是如何的“快意”，这么多年来，她闭口不提。我也不问。因为读她的诗就可以知道。
“要我待到何时呀，爱人？/无论我走到哪里，/苦苦的思恋紧把我追寻。”（《要我待到何时呀，爱人》）这是诗集开篇第一段，其实已为整个八十年代定下了基调。在整个诗集第一辑，充满了这种对爱的呼唤，对自由的渴望，以及对力的礼赞。节奏急促，昂扬，开阔，“海”的意象尤其让人印象深刻。有时她是大声的独白，“我的爱，赤裸着身体，/镶在你蓝色的旗帜上，/不要企图把我遮掩吧！”（《浪花致大海》），有时又是急促的质问，“你以为雷电能击碎大海吗？/你以为有什么能破坏她的完整吗？/你以为一顿雨鞭竟能让她热烈的浪涛有少许的冷静吗？”（《你以为……》）整个八十年代，伊蕾似乎都处在这种“不冷静”状态下，高烧，亢奋，激情四溢。这里有对爱情的呼唤，“天一样不宁白云一样疯癫的大海呀，/你知道我的情人他在哪里？/我一整夜都等待着他的归来，/请你把他从酣睡中摇醒并把他交到我手里。”（《唤海》）赤裸裸的呼唤，赤裸裸的情感，赤裸裸的笔触。现在，还有谁这么写诗吗？还有谁敢于将自己如此赤裸在诗歌中？伊蕾说她是善良的，无遮的，所以她可以这么直接、赤裸地书写。她是那么的高贵，丝毫不显猥琐。这里有对自由的向往，“海鸥，我的自由的天使！/……你去了维多利亚海峡的上空么？/你去了东海跟随机帆船下的白浪么？/你去了黄海啄食谷米么？/你周游了哪一条闻名的内陆河？”（《又见海鸥》）有些诗一写下来，往往就成了命运。这自由的海鸥，难道不可以隐喻到诗人自己身上？这里还有对“大力”的信仰，比如她笔下的“黄果树大瀑布”，像“白岩石一样砸下来”，“砸碎沙地上那株深秋的苹果树/砸碎旷野里那幅水彩画/砸碎红窗帘下那把流泪的吉他/砸碎海滩上那迷茫中短暂的彷徨”，最后是“把我也砸碎吧”，让“我”像强盗一样去占领“那一片永恒的土壤”。在八十年代初期的汉语诗坛，最典型的口音是普通话，语调昂扬，节奏急促，“纵然如何如何”或“我――不――相――信――”，这一时期的伊蕾，既有对个体生命的坚守与挖掘，对个人心灵的关照，也有对大时代的一种应和。这使她既不会陷入无休止的“滥情”，失去其本真，也不会因自己的声调过高以至荒腔走板，汇入时代的大合唱。
在伊蕾的诗写史上，1986是个特殊的年份，她不仅在这一年完成了其著名的长诗《独身女人卧室》，还相继创作了《情舞》、《被围困者》、《叛逆的手》等一系列质量整齐、情绪饱满的诗作。这是她诗情喷发的高潮期，仿佛在她的生活里包着一团火，就要将生活烧出个洞来。在这一年，她喊出了两句惊世之语：“你不来与我同居”（《独身女人卧室》），和“我无边无沿”（《被围困者》）。第一句因其禁忌性十足而惊世骇俗，使她成为新时期“女性写作”的代表。而在我看来，后一句才是伊蕾最赤裸本真的个性告白。“流浪的生活是自由的生活/流浪者的法律是自由万岁”（《情舞》），“我不属于任何一块领地/我要走遍天下/我无边无沿”（《被围困者》）。伊蕾的抒情直接而浅白，绝无遮掩与缠绕，这看上去略显老套，但在传统的抒情方式下却有一颗完全不同的心。这也是伊蕾最为可贵的地方，她将诗写成了“生命抒情诗”，她的诗写与她的命运奇妙地吻合、统一起来。《独身女人卧室》在生活流的表象下，涌动着人性的、情欲的暗流，和对人生完整性的吁求。人生的分裂和不完整性随处可见，如果需要顾影自怜她就打开镜子（“镜子的魔术”），如果需要描绘自己她就做自画像（“土耳其浴室”），“如果需要幸福我就拉上窗帘”（“窗帘的秘密”），“我在自画像上表达理想”（“自画像”），如果需要品尝孤独就在“独身女人卧室”里练习独唱（“星期日独唱”），她在想像中完成一次次迁徙，又在孤独的暴雨之夜“放弃了一切苟且的计划”，让生命放任自流……在这每一个充满女性独立身份意识的告白中，突然加上了一句“你不来与我同居”，冲突、悖论和脆弱意识凸显。“我怀着绝望的希望夜夜等你/你来了会发生世界大战吗/你来了黄河会决口吗/你来了会有坏天气吗/你来了会影响收麦子吗/面对所恨的一切我无能为力/我最恨的是我自己/你不来与我同居”，自我辩驳、怨愤、独白夹杂在一起，带来了一种深刻的悲剧氛围，“不安定因素从此诞生”（《情舞》）。
这一时期，伊蕾诗中的“身体意识”让人印象深刻。“我的禁区荒芜一片/没有过生命的体验/弱质在星星下不堪一击/呼声幽咽，痛快淋漓”（《情舞》），写得的确是痛快淋漓，激情而大胆；“我是深深的岩洞/渴望你野性之光的照射/我是浅色的云/铺满你僵硬的陆地/双腿野藤一样缠绕/乳房百合一样透明/……大海的激情是有边沿的/而我没有边沿/走遍世界/你再也找不到比我更纯洁的肉体/我的肉体，给你财富/又让你挥霍/我的长满青苔的皮肤足可抵御风暴/在废墟中永开不败”（《我的肉体》），不得不说，在汉语诗歌中，这种对肉体的直接抒情和礼赞，在伊蕾之前几乎是没有过的。伊蕾的身体抒情不是狭隘的性别意识的觉醒，不是小女子的幽怨，而是更为原始的生命激情的喷发，是真正的“身体写作”。时隔十数年后，当我们这些新一代写作者们玩起撄犯身体伦理的写作行为时，真应该向伊蕾加额致敬。她是那么本真、率性而勇敢地开阔了汉诗的抒情范围，让人不由想起为蛮荒时代的美国诗歌立法的惠特曼。而惠特曼也正是伊蕾的精神偶像，“和你在一起/我自己就是自由！/穿过海洋，走过森林，跨过牧场/我会干各种粗活//看着你/像看我自己那样亲切而着迷/你的额头，你的健壮的脚趾/如同我的一样美丽//我和你，和陌生的男人女人们在一起/和不幸的、下贱的、羞耻的人们在一起/在一个被单下睡到天明”……（《和惠特曼在一起》）在汉语诗人里，从惠特曼那里找到精神资源的诗人不在少数，但真正在灵魂上、在对世界的认识上、在日常行止间能够与惠特曼息息相通的，却不多。伊蕾肯定是这少数中的一个，她是那么热爱惠特曼，仿佛热爱她自己、热爱自由本身：“惠特曼/如果地球上所有的东西都会腐朽/你是最后腐朽的一个”（《和惠特曼在一起》）。
在汉语新诗史上，1989是个拐点。自这一年开始，伊蕾的写作也明显放缓下来。但外部事件的影响似乎并不显著，她依然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冬日的情歌”和“永不安眠的夏天”；在她的诗里，阴影也在一层层加重，锋利的光芒时隐时现。她开始歌唱“年轻的思想者”，“我在空旷的天空/俯视着地上的头颅/这颗头颅/大地的最后的晚餐/……啊，这颗头颅/从地下复长出身体/他大步向前走去/像去赴神圣的使命”（《梦中的头颅》）。她开始关注四处弥漫的阴影，“抽刀断水/任颈上溅满耻辱/喝不尽的大江河/洗得头脑发白”（《阴影》）。她歌唱死在“永远的二十岁”的“英雄花”，“英雄花，在没有英雄的时代诞生/在人的缝隙中秘密地生长/当你长大，当你光华四射/你亦耗尽鲜血”。如果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女诗人伊蕾会走向哪里？光明还是黑暗？仇恨还是良善？无论如何，这都是一种更为开阔、有力、富有历史意识的抒写方向，而不再局限于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身体经验的表达上。我是多么希望这是一个开始而不是高潮或者尾音啊，然而到了1992年，伊蕾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她再一次脱离日常生活的常轨，将自己放逐到俄罗斯大地。她也以此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我无边无沿”。关于她在俄罗斯的生活，那是另一段传说，我所知甚少，按下不表。她在莫斯科写下的第一首诗题名《复活的日子》，“复活的日子/是在冰天雪地的时候/当我燃尽了心脏/当我用锋利的语言自戕/复活的日子是在第三个晚上/……我有生第一次轻信/是因为我遇到了根/一个不朽的声音/涉―海―而―来/复活的日子是在永生的岸边――”一个新的伊蕾似乎就要在异乡复活了，但我知道，自这一年开始，她几乎停止了写作。生活与写作既是一种搏斗，也是一种讲和，两者能否相互成就，端赖命运的神秘安排。
我和伊蕾见面不多，对各自生活的了解就更少。她几乎到了做我长辈的年龄，但依然活力四射，对生活有无限的热情。每次见面，她都有新鲜的计划，画画、办展览、旅游、做酒吧……有一次，她热情鼓动我和另外两个朋友动笔画画，理由和几年前一样简单：每个人都是天才，都可以提笔就画！在她的鼓动下，我的那两个朋友兴冲冲地买来了颜料、画板、画布、画笔、画架……但是，但是，怎么调颜料呢？第一笔该画在画布的哪个角落？傻眼了……我那一次差点就被她说动了，但最终也没有行动。我知道她还会鼓动我去做这做那，而我，也依然会不停地心动，退缩。有时候想想，我和伊蕾真是不同的两个极端，她总是不停地扩张着自己的自由边界，而我知道自己的局限，总是将自由的理想收缩到离现实很近的边界。
（选自《星星》诗歌理论月刊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