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新建筑与流派》 摆在面前的这本书――《新建筑与流派》，篇幅不大，外表平常，和它所包含的深邃内容颇不相称。在书里，童教授为我们描绘了现代建筑由萌芽、成长到繁荣的鲜明而完整的全景。著者在将近八十高龄时写成的这本书，不仅仅是为了给知识界提供有关新建筑流派的知识，而且是他长期注视世界上建筑动向，有所感、有所期望而发。著者以探索中国的建筑方向为出发点，把世界现代建筑发展过程所经历的曲折坎坷，引为经验教训，希望有助于人们开阔眼界，展望未来，不再重复我们也曾经历过的那种坎坷曲折的历程，多些科学性，少些盲目性，创造出无愧为世界上高度文明、高度现代化的人类工作与生息的环境。
我们所说的新建筑，区别于历史上以天然材料和陶质材料为主，用手工操作和体力搬运为主的方法生产出来的建筑物，而是使用水泥、钢材、玻璃以至合成材料为主，装备有先进的设备系统，采取先进的结构方法和机械化、工业化方法生产的建筑物。新建筑的发展历史，大约有一百多年了。这也是建筑领域新生事物战胜并取代旧事物的过程。
新建筑诞生的标志，著者定为一八五一一一一八五二年建造的“水晶宫”――英国伦敦国际博览会陈列大厅。他强调指出了它在技术上的先进性。当时，钢铁、水泥、玻璃已开始用于建筑，但是，占统治地位的仍是传统的建造方式古典主义形式，新事物的优越性或不可替代性并未充分展示。而这一次，陈列厅面积很大而工期要求非常短，传统的技术和形式对此无能为力，只得让位于使用新材料和先进结构，预制装配、施工迅速的新建筑。优胜劣败，先进代替落后，这是必然的结果。
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水晶宫只是一个萌芽。它还不具备普遍的说服力，它的功能性质特殊，而且属于临时性建筑。但是水晶宫毕竟展示了新颖的造型与前所未有的空间效果，因而它在欧洲引起的轰动久而不衰。即使僻处德国乡村的农舍屋壁，也悬挂着水晶宫的画片。它说明，新的现实，新的造型，创造新的美感，并推动新的美的追求。
著者指出，真正作为新建筑开端的，应是一九一一年由现代建筑主要创始人之一、德国人葛罗皮乌斯设计的法古斯鞋植厂(在今联邦德国的阿勒费德)。这座工业建筑用钢架结构和玻璃幕墙，最早使用转角窗。新颖的造型处理，完全与古典原则对立，摆脱了手工操作的繁缛与堆砌，简洁明快，令人耳目一新，体现了新建筑的性格。
著者的历史叙述是全面而富于历史感的。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欧洲重要的新建筑风格流派约有十五个之多，著者都扼要加以介绍，如意大利的未来主义、荷兰的风格派、法国的立体主义、德国的表现主义等。就中，著者特别对苏联构成主义(constructivism)的命运深有感触，于此反复致意，所述颇详。
苏联的构成主义成立于一九二○年，在整个二十年代是苏联建筑潮流的主导力量。十月革命的胜利，使西欧许多现代建筑代表人物为之欢欣鼓舞，他们认为，新的建筑最能体现时代精神，因而寄期望于苏联，认为只有它才是新建筑驰骋的广阔天地，于是纷纷前往苏联为建筑设计献计献策，从而使苏联建筑界出现了空前的繁荣。这十年被后来的建筑史家称为“雄姿英发”的新建筑运动时代。然而，一九二八年，柯布西埃设计的莫斯科合作总部大厦却被“无产阶级建筑师学会”斥为“托派幽灵”。自一九三○年以后，苏联官方也对抽象艺术(包括构成主义的建筑思潮)渐生疑虑，认为它与“资本主义世界沆瀣一气”，不再予以支持，而与所谓“现实主义建筑风格”重修旧好。原来支持构成主义的教育部长卢那察尔斯基见状也一改过去的思想观点，转而支持古典主义折衷主义，认为必须含有古典成分才够得上社会主义创作。在苏维埃宫的设计竞赛中，一切现代建筑的优秀方案(包括柯布西埃的方案)均被否决，而古典主义的约凡等三人的平庸方案却得以获胜。这是用行政命令方法规定建筑发展方向的结果。约凡方案(顶端是一百米高的列宁像)虽然始终未付诸实施，而构成主义却因遭到打击从此一蹶不振。由于此后长期没有正常的学术争论和方案优劣比较，结果造成思想的窒息和创作上的僵化。这种局面，直到五十年代中期才开始有所转变。在今日苏联，现代建筑又复成为主流，不仅对柯布西埃设计的莫斯科合作总部大厦的好评，早在一九六二年就已达到高潮，而且，苏联建筑界还出版了构成主义的设计作品集，作为对先驱者的追念。
构成主义尽管受到西欧的影响，毕竟是在俄罗斯形成的。在其间起到重要作用的，便是后来成为构成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里士兹基，“但苏联一些保守派竟认为构成主义完全是资本主义技术产物！”著者在谈及里士兹基这位令人尊敬的建筑家时，以深情的笔触写道：他“虽然出身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又在德国受过高等教育，但努力成名之后，不贪图在资本主义社会所享有的学术地位，在关键时刻，难易去就之间，毅然作出决定，回到革命后的祖国，过着笃信共产主义的一生。”里士兹基坚持二十世纪的建筑是社会性的这一理想，主张通过建筑，改进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他援引歌德的话说：“我是人，那就意味着是战士。”他身体力行，终生为实践这一崇高的理想和信念作不懈的斗争。然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爱国者，在封建血统论――唯出身论的歧视下，往往备受压抑和冤屈，尤其使人痛心的，是把学术上的异同(且不论孰是孰非)混同于政治上的是非，这对科学事业的发展，是极为有害的。在我国，对于建筑思想上的争论，也曾出现以行政命令的手段，上纲上线，横加干预。创作上的生动活泼局面，也因之长期窒息停滞。这一严重的教训，是值得我们永远记取的。
为著者一唱而三叹、称赞不已的是现代建筑运动的怪杰法国人(原籍瑞士)柯布西埃。他一生中对现代建筑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并提出了许多富有预见性的想法。他不但勇于在创作上进行探索，而且不断大声疾呼、著书立说，对保守的折衷主义予以抨击。他遭遇坎坷，一再挫败，但屡败屡战，毫不气馁。他在苏维埃宫设计竞赛失败后，分别致函卢那察尔斯基与莫洛托夫(方案评选主席)，认为“这一决定给苏联建筑生动力量拖后腿”。其后事情的发展证实了柯布西埃这一预见。著者对国际联盟日内瓦总部大厦设计竞赛的描述非常生动：柯布西埃的方案功能合理，照顾到交通、音响、造价和建筑与周围自然风光的关系，是一个杰出的构思；这方案事后遭到折衷的修改，使他大为气愤，向国际法庭提出申诉，却未被受理。“于是，四平八稳、毫无生气的国联大厦，遂脱稿于认识落后、建筑落伍的几位庸材之手。”(原书76页。这一段话上，附有国联大厦竣工外观全景图，其风貌很容易令人联想起我国常见的四平八稳的对称式设计。)童老写作的笔调是冷峻而客观的，但褒贬臧否却力透纸背，著者的见解与倾向亦深寓其间，这正是唯大手笔方才擅长的“春秋笔法”。
柯布西埃受思想落后者的排斥，转而结社立说，高树现代建筑旗帜。他一九二八年倡设的“国际新建筑会议”(CIAM)是一个很有影响的组织；该会议于一九三三年提出的“雅典宪章”，指出城市功能四要素是：居住、工作、交通与文化。这是人类认识建筑发展历程中一个重要标志，尽管它还存在未能考虑到城市人口激增带来的影响及其对策的缺陷。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柯布西埃的理论和实践被国际社会普遍肯定。纽约联合国总部建筑群方案，就是以他的构思为基础，由美国人哈里森完成的。他的马赛居住单位(Unité d＇Habitation)，印度旁遮普邦昌加迪尔首府建筑群，都给世界很大影响。他的朗香教堂，处处是曲线、倾斜面、不规则开口，好象蓄意与通行的惯例对立，但却生动而充满诗意。在这里，柯布西埃提供了一个技术服从于空间艺术的典范，为他的多样化思想作了重要补充。柯布西埃已于一九六五年去世了。盖棺论定，著者这样评价这位新建筑运动的怪杰：
柯布西埃工作六十年的一生，是抱怨孤僻，坎坷失望的一生。所作方案，尽管具划时代构思，有的却不被接受，已建成作品也毁誉参半，因而自认是受害者。但到了晚年，他确实也得到应有的评价，受到绝大多数人推崇。如果没有柯布西埃其人，尽管仍出现新建筑，但却是不够理想的新建筑。……他于一九六五年在地中海滨游泳后心疾突发而殁。灵柩被抬到巴黎鲁佛尔宫，棺上覆盖着法兰西三色国旗，由国家卫兵站岗护灵。来自希腊电报要把他遗体葬在雅典卫城；印度电报建议把骨灰撒在恒河上空……
著者以如此深情的笔触来描述柯布西埃身后的备极哀荣，固然是为了对这位百折不挠的先驱者表示崇敬，但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位对人类作出贡献的建筑师在文明社会中所得到的应有尊重。在我国，建筑师的地位和作用是一个令人感慨的话题。他们常是说了不算，可有可无的脚色。无怪任谁说了几句肤浅的老生常谈，即可被视作“建筑专家”了。人们从一些建筑物上也可以看到官僚主义悖离科学与实际留下的印记――在单元式高层大寓正中，偏要加贴一个谁也不走的大门以显示堂皇气魄；几十米高的大厦顶部，一定要加一圈挑出来好几米的大檐口；在古刹园林中随意拆改开辟小汽车通道。松下喝道，花上晾，谁大谁说了算，建筑师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又怎么会产生出柯布西埃那样的狂飚式人物呢？创造我国建筑的新风格这一任务，作为社会分工，理所当然地落在了建筑师身上(领导者只有检查、督促的责任，而无越俎代庖的义务)，它取决于建筑师(包括培养他们的教育体制)能否胜任，但也同时取决于整个社会对建筑创作的艰辛和意义的理解。建筑的规划和设计，是高难度的创造性劳动。创造一个美好的、充满生机活力的、科学的环境，对于人类的健康发展，其意义是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的。我们相信，随着建筑师的地位在我们社会中的不断改善和提高，创新环境的逐步形成，象我们这样创造过长城、故宫、高塔、虹桥等优秀古代文明的民族，一定能创造出不亚于世界任何民族的现代文明。这是阅读过本书对柯布西埃的述评后必然会产生的感触与联想。
著者并不太推崇美国本土的建筑思潮。美国有过一个芝加哥学派，但在风格上并没有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出过一个赖特，有许多奇妙构思，对现代建筑发展作了很大贡献，但是没有普遍意义。著者指出：“美国建筑教育，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仍然沿袭巴黎美术学院传统。著名建筑家从芝加哥学派开始就多由巴黎毕业，建筑专业院校有的也请法国教师。直到葛罗皮乌斯与密斯一九三七年前后相继到美国定居，从教学岗位对美国建筑哲学施加影响，把美国人从追随法国建筑思想扭转到追随德国”。美国著名建筑师中，很多是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移民美国的欧洲人和亚洲人。欧洲的影响主要来自德国“包豪斯”。“包豪斯”的创始人葛罗皮乌斯是实干家兼教育家，他是工业化大量生产、预制构件和标准设计的先驱人物。著者认为：葛罗皮乌斯、柯布西埃和吉典(理论家，《空间、时间和建筑》的作者)是国际新建筑会议的三位主要活动家。
著者总结了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建筑的演变和流派的相互影响，看到现代建筑经历了萌芽到成长的过程，大师们各有自己独特的性格，之后，说：“久之，其他人的设计就千篇一律，似曾相识但无所表现，缺乏表情而且过于标准化、典型化、机械化，过于单调浇薄，无论建筑功能如何，不管是教堂或学校，都用同一形式处理”……于是，出现“新建筑以后”(Post Modern有些人译作“新建筑后期”)的阶段。著者列举“以后”的一些分支流派的表现，说：“这都说明穷则思变，物极必反的规律”。“以后”思潮在我国建筑界引起很大兴趣，青年一代尤为向往。有人斥为无知妄说、妖言惑众，有人认为大有道理、发人深省。著者并未对此加以简单肯定或否定的判语，而是认为，“以后”的出现是合乎规律的，是针对“现代建筑”或国际式的缺乏个性的一种反应。这种要求不是功能的，也不是技术经济的，而是美学的，联系到人的心理因素。确实，现代新的建筑理论，涉及人的行为心理，涉及人与周围自然界的关系，生态环境等等，认识比过去复杂而深刻多了，这无疑是一种进步。
建筑的美学问题尤其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问题。我们不能回避。现代建筑击败古典主义、折衷主义，首先并不在于它的美学理论，而在于它在技术上功能上的合理、先进，同时又经济的优越性。然而，人们并不是为了技术和经济本身而建造建筑；建筑毕竟是为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而存在，其中，也包括美的满足。美感要求应同现代技术相协调(否则它会成为障碍而被淘汰)，但是又要满足人们多样化的要求；单调乏味不行，要丰富多采，富有个性。有人主张改造趣味、改变传统的习惯的美学观点以适应技术的发展，有人在现代化技术的基础上尝试多样化的途径。这就是当前实际情况。我们不能说何者是唯一正确的方向，也许两种倾向将长期并存，互有消长。著者在提到二者时并无偏祖：改造趣味，可以蓬皮杜中心为典型；而多样化追求，则提到“费城学派”的鲁・康――这是著者同时代的老系友――和文图吕。康的口号是：“有主见的空间创造”，著者指出：“这肯定了建筑的艺术含义”；著者称赞康作为个人“是富有无畏、梗直、坦率精神的诗人和艺术家”。
著者在现代建筑方面的视野是开阔和全面的。他用了整整一章写城市规划问题――当代建筑理论的中心问题。综合了若干个体的城市，如无整体观念，就不能正确处理任何一个局部：广场、单体建筑、道路、绿化等等。他列举了近代城市规划理论(它们主要是针对大城市人口集中的弊病提出的药方)如：英国的花园城市和新城建设、美国的邻里单位、苏联的小区规划等等。一九七八年，国际新建筑会议在秘鲁发表“麻丘皮丘宪章”(Machu－Picchu Charter)，“强调建筑必须考虑人的因素，要结合大自然，结合生态学；要和污染、丑陋、乱用土地和乱用资源作斗争。”对现代建筑的任务提出新见解，具有指导性的纲领作用。
美国建筑评论家克赖斯东(Craston)说过：“建筑是唯一涉及到每一个人的艺术”。今天，能够离开建筑面生活的人大概极为罕见了。建筑是人创造的，而人类因此又改变了自己的习性和体质，依赖于人工环境的存在。任何人都关心自己的住房、工作场所、商店、街道、乃至城市、公园、名胜休息地等等。现代建筑的范畴早已不是单纯可以由建筑师来解决问题的了。著者的愿望，除了对建筑界提供历史回顾和规律性的认识之外，也希望引起更多的人来注意建筑的发展，关心建筑问题的争论和动向，共同建设美好的生息环境。
就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八十三岁高龄的童老不幸去世。这无疑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童教授长年埋首学术，不求闻达，因此建筑界以外的人，了解他的生平和治学经历的人是很少的。
童先生与我国近代著名建筑家杨廷宝、梁思成、赵深，以及现在还健在的陈植先生等，都是二十年代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留学的先后班同学。学生时期，童先生即以学业优异著称。一九二九年，童先生学成返国后，应梁思成、陈植先生的邀请赴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一九三一年起接替梁先生担任系主任。这个系尽管为时不长，但却培养出诸如张、刘致平、刘鸿典、郭毓麟等不少著名的建筑家。
“九一八”事变后，童先生到上海与赵深、陈植先生创办华盖建筑师事务所。童先生早年所受的虽是严格的古典形式训练，但他一生中却始终主张创新，反对复古，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童先生的创作，风格凝练而豪放。解放前他曾参加过前中央博物院(现南京博物院)的建筑方案竞赛，而荣膺优胜首奖的却居然是一个绝对复古的方案而摈斥了他的方案，童先生为此终身抱憾。在本书中，他对约凡方案和日内瓦国联大厦的议论，实在是感同身受，既是为柯布西埃抱屈，也不妨看作著者的夫子自道。
童先生对于祖国古代的文化遗产极为珍视。早在三十年代，他便曾独自一人调查江南园林，用步测画下了重要园林平面，积累了大量宝贵资料，写成了《江南园林》一书。对于欧洲的古代建筑，他的造诣也颇深。在古今中外的建筑方面，他的知识之渊博是非常罕有的。他是真正的大师和泰斗。这只要读一读本书的附注，就可略窥一斑。
建国三十多年来，他一直在南京工学院任教，常年徒步往返十里到校工作，他一生淡泊朴素，每天坐在阅览室中固定的座位上埋头阅读研究各国建筑书刊，并辛勤摘记，做了大量笔记和索引。他的襟怀有如光风霁月，他把融汇着自己心血的笔记和索引，陈列在阅览室中任人随意利用检索。对于我们这些学子，他答疑解惑，阅文改稿，从无倦色。失去了这样一位可亲可敬的师长，作为他的学生，我不能不感到由衷的悲痛。
童老治学有着广泛的兴趣和宏大的计划，他一生积累的素材，只是在近几年才开始着手整理。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大好形势，激发了他的写作欲望，他的文章有如不竭的泉水一样奔涌而出。可惜，死神赶在了他的前面，这位倔强的老人没有来得及完成自己的计划就与世长辞了。他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仍然克制病痛的折磨赶写文章的情景，至今犹历历如在目前。
《新建筑与流派》是一本歌颂新生事物、歌颂建筑史上的先驱人物的书，而著者童老自己正是在中国探索新建筑道路的先驱人物之一。这篇粗陋的文章，既是为了使更多的人理解其著作旨趣，事业与理想，也是为了对尊敬的童老师表示纪念。
(《新建筑与流派》，童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一九八○年四月第一版，一九八三年九月第二次印刷，0.63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