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七日郁达夫先生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于苏门答腊的武吉丁宜(BukitTinggi)到现在已是三十四年过去了。 我是应该早些时就写点纪念的文字的。一年多来，在每次从那些平反昭雪的追悼会上回来的路上，我往往陷于沉思，有多少朋友、同志是在他们最有作为的时候，却因遭受敌人残酷的迫害，而永远离开我们啊！我在这样的悲愤中，就往往想到很多人，很多事，因而有时很自然地就怀念起达夫来。
郁达夫是我国“五・四”以后卓有影响的大作家。也许三十岁以下的读者，对他并不熟悉了，但我最早接触到的新文学作品，却正是他的《茑萝集》(包括《血泪》，《茑萝行》和《还乡记》)，他的清新的文字和惊人的坦率，确如有的评论所说：是象春风一样，吹醒了不少青年的心。在二十岁以前，很有几年，我是受他作品的吸引的。尽管他曾宣称：小说中的人物，写的不外是作者自己，但从他的作品中，无疑我们看到了同时代不少青年人的共同遭遇，并且仿佛感同身受，因而唤起了很多读者的共鸣。不过我和达夫交往较多，对他有更多的了解，受到教益，却是他生前最后几年的事了。
一九三九年，他在鲁南，湘西以至大武汉周围和福建前线的经历，使他加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念。但另一方面，由国民党反动派所掀起的政治逆流，又使他感到沉痛和迷惘，加上家庭不幸的纠纷，便使他产生“投荒炎海”的想望。或者改变一下自己的环境，一切都会逐渐好转吧，他于是到了靠近赤道的新加坡。任星洲日报副刊《晨星》的编辑。
新加坡当时又叫海峡殖民地(StraitSettlement)，是有名的军港和商埠，受人欢迎的是头家(商店老板)和水兵。那里没有大学，在英文书店里，有些莎士比亚的剧本或狄更斯的小说，也并不易买到。电影院里不厌其烦地放映泰山历险的故事，话剧一般是受取缔的，画展极少。
为了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英殖民当局利用华侨的封建关系，听任他们结成帮派，从而在经济上控制他们，所以一到新加坡，我们不难看到，闽南人是在做土产生意，潮州人多是米商，而广州人则经营洋广杂货，咖啡店一般是海南人开设的。
达夫初到这样一个陌生的环境里，不待说是不习惯，不适应的。相知的朋友很少，家庭的裂痕，又在精神上给他增添了折磨。他是寂寞的。在游了一次古城马六甲后，他曾写了篇游记，但意外地又遭到了非议和责难：这是什么时候啊，为什么还要游山玩水？你就忘记了抗战的烽火？但达夫默然置之，他继续为“文协”募捐，更多地在《晨星》上发表了国内文艺界朋友们的文章，而当地的青年中，也确有人是在这时候开始读他1923年所写的《文学上的阶级斗争》和《在方向转换的途中》以至于《故事》。我深感到片面评价一个人是容易的，但它也必然不公允，不真实。
直到皖南事变后，国内去新加坡的朋友多起来了，他精神上才显得比往日活跃，也许新结识的女友，这时也使他多了一些慰藉吧？不过这样的日子并不久，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了。
十二月八日是星期天。没有谁预料到这个周末会从睡梦中为飞机的轰炸所惊醒。次日，真象大白：日军已在北马登陆，战争来了。
我一大早从郊区学校里赶到报馆，在罗敏申路的一家咖啡店里，刚巧遇到达夫。他刚下班，头上裹着绷带，说是为流弹的弹片擦伤，不要紧，但很想休息。
几天之后，在文化界抗日联合会成立时，他出任主席，并负责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班的主任。华侨是同仇敌忾的，由陈嘉庚先生发起的抗敌动员总会也成立了。但前线的消息，变得愈加不利，怡保失守后，吉隆坡成了前线。到一月底，柔佛海峡的新山吊桥也已撤掉，新加坡成了孤岛。
英军准备投降，是最初不曾料到的。平时公开活动的一些文教界的朋友，既无法转入地下，而国民党领事馆又拒发离境护照。海上已经封锁，找船极困难，我们几乎是进退维谷。达夫这时已把儿子郁飞托朋友带回祖国，他决定冒险和朋友们在一起。二月四日清晨，我们悄悄地离开了新加坡。
印尼当时还是荷属东印度，在平时，知识分子是轻易不得入境的，又兼我们没有入境的合法手续，所以到了石叻班让(selatPandjang)，荷兰人便不许我们离开了。而这时，新加坡已被日军占领。在荷兰人逃离石叻班让，新加坡华侨惨遭大屠杀的同时，昭南市政府派李玉荣和王铁汗到了石叻班让，他们声称是邀请几位避难侨领回去。善者不来，我们这时决定化整为零，暂时到附近的一些小岛上隐避。
“草木风声势未安，孤舟惶恐再经滩。
地名末旦埋踪易，楫指中流转道难。
天意似将颁大任，微躯何厌忍饥寒？
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
这是达夫去卜干鲁(PekanBaru)的路上写下的一首诗。从望嘉丽经彭鹤玲、末旦，直到卜干鲁，几经转徙，历时约三月。他本来和王纪元同志同行，中途纪元病倒，他于是奋身孤往。目的地是苏门答腊内地，这是一个比荷兰全境大十六倍的地方，那里华侨很少，熟人更属寥寥。
如何评价达夫的这首遗诗呢？熟悉达夫的老友，都知道他几乎一生不得志，而“愈不得志”，他也就“愈想伪装颓唐，到后来志气也就日渐消磨，遇见什么棘手的事情，便萌退志”(郭沫若：《论郁达夫》)。但达夫这时的心情却异常达观，面临的危难，反而鼓舞了他的斗志。
在人生的道路上，由于偶然的机遇、事件，往往会改变一个人的全部生活。我常想：如果从卜干去巴爷公务(Pajakumbuh)的路上，不曾遇到那迎面驶来的军车，如果达夫搭乘的长途车里，有哪个印尼人会听讲几句简单的日本话，告诉那些拦车问路的占领军，去卜干应当怎样走，那么在达夫日后的生活里，也许根本不会出现什么传奇式的遭遇，甚至最后惨遭杀害吧？不幸，司机和乘客们都以为日本人是要拦路劫走车辆，大家纷纷逃散，只剩下达夫在给问路者指点去向。眼望着日本军官向达夫致谢行礼的印尼人，非常骇异，这个身穿蓝布工人装的人究竟说了一些什么？为什么那些日军匆匆上车走掉？他究竟是个什么人？
达夫到了巴爷公务，他被视为特殊的客人住到海天旅馆里。当晚，据说不但惊动了印尼的警察局，几乎不少的华侨也都在悄悄地议论着：这个日本大间谍，到巴爷公务来要干什么？他肯定是冒充“唐人”，不然为什么只讲上海腔的普通话？达夫一个人在街上走着，极想探询这里有无他的同乡，但他显然觉察到旁人是以疑虑的眼光在看他，他一时还不了解，为什么会遇到那种意外的冷淡。据说是在邵宗汉和张楚琨等同志赶到巴爷公务后，当地华侨才知道这位赵先生，确实也是从新加坡同大家一起逃出的难民。达夫当时的化名是赵廉。
不久，巴爷公务侨长蔡承达先生有一次临时请达夫为他做翻译，结果被日本宪兵发现，于是没有商斟余地，他们如饥如渴地把他找到武吉丁宜，充任翻译。达夫当时的身份是富商，他不曾接受分文薪金。后来达夫多次说起：他不记得宪兵部里有谁没有伸手向他借过钱。
我是一九四二年九月十八日到巴爷公务的。巴爷公务是米南加波(Minangkabau)的一个小镇，有火车经武吉丁宜，巴东班让(PadangPandjang)直达印度洋岸的巴东(Padong)。自豪的印尼人把米南加波说成是祖国大地的“美的一角”。这里大自然的风光，确实令人迷恋：峰峦起伏，湖泊棋布，各种各色的鲜花终年盛开；但更使人难忘的是米南加波人，有他们自己的文化、习俗和礼法。在那里，母系制社会的残痕，在日常生活中随时可见。他们是保守的，但也是顽强不屈的。我有幸读到出生在这里的那属于印尼早期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它们的内容为什么那样感伤而又充满浪漫谛克的幻想啊！我在巴爷公务住了整整三年，我喜爱米南加波的环境和一些人，我和一些流亡的朋友在这里度过暂短的平静与继而经常是担惊冒险的日子。但也正是在这里，我们意外地失去了忠于祖国、人民的卓越的作家郁达夫，这位曾经是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真挚的朋友。
我到巴爷公务不几天，达夫从武吉丁宜回来，一见面，他就兴奋地说起，住在巴爷公务，“安全”是如何一时没问题。“老金他们住在这里不是满好吗？”老金是指的愈之同志，愈老当时化名金子。不过他也毫不掩饰对一些问题有自己的看法，我没有料到，他突然问我：“你认为不消极的逃难应该怎么办？”我不便急于回答，我曾听说任叔同志有些意见他并不以为然，但两人并未争论。
记得后来达夫在闲谈中，曾提到他同创造社和“左联”的关系。如有些朋友所知，他在脱离创造社的当时，虽也有过牢骚，但是经过十年之后，在华北危急的时候，他曾特地到东京看望郭老；郭老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七日到达上海时，他还从福建赶回上海到码头去迎接。他同鲁迅在文艺观点上是有分歧的，但他们却合编过《奔流》，共同地发表过反帝反国民党的宣言，并且彼此间的来往相当密切。在巴爷公务，可能他敏感地察觉到愈老和我们一些同志有个秘密组织，但他认为在这些朋友中是愉快的，他受大家尊重，而他遇到什么问题，也总是说：“我要找老金商量商量看。”在洪根培向日本人告密的消息传来之后，他认为愈之和兹九同志必须首先离开，他留下，承当一切的风险。达夫，他是个很重友情，而在关键时刻又非常可靠的朋友。
一九四三年初，达夫设法辞去宪兵部翻译工作。他又回到巴爷公务的朋友当中来了，开始过着太平洋战争后少有的暂时安定的生活。在武吉丁宜的几个月的经历，使他对日本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从十八岁起就到日本，当时感受较多的是弱国人民的自卑感。现在，他不但看到了敌人的野蛮残暴，重要的是发觉了他们的虚弱、无能和腐败。一天，正巧达夫到酒厂来，一群日本兵蜂拥而至，他们吵嚷着一定要买最好的酒，但却没有足够的钱。达夫慷慨地送了他们几瓶。看着他们又是感谢，又是敬礼地纷纷走去，他象深有感慨：“这群家伙看样子都是那么张牙舞爪的，可是你给他一点小便宜，他们就会对你五体投地。什么也都不懂！这么大的苏门答腊，靠刺刀能管得了吗？”他从心里鄙视那些耀武扬威的占领军。
太平洋战争已经一年多，苏门答腊还有些地方并无日军进驻。谁都无法预料战争将会持续多久。印尼人凭着他们长期遭受殖民主义侵略的经历，尽管表面上暴力的反抗行动较少，可他们懂得如何进行不合作。米南加波的蔬菜、大米虽还比较充裕，但日用品几乎什么都买不到了，商店的货架上是空的：没有火柴，没有肥皂、铁钉和纸，没有沙糖，香烟，更没有布，总之，什么必需的东西都没有了。愤懑的情绪与日俱增，什么时候会有爆炸性的意外发生呢？
巴爷公务有时也能偶然看到一两个“走江湖”的歌舞剧团到这里演出，据说专门卖弄色情的歌舞已不易吸引更多的观众了。想不到一出以历史人物题名的歌剧，在海报刚一贴出，居然就有不少人围挤在售票的窗口。在这异国沦陷的小镇上，我几乎是带着感激的心情，看了这次演出。剧情并没有过多的曲折，平铺直叙，在多少年前，一股入侵米南加波的异族人，毁坏了人们和平幸福的生活，但终于被广大受欺压践踏的群众赶走了。观众好象都懂得那些剧中的歌谣，有人在小声随唱。幕落了，人们从戏院里兴奋地走出来，往日胜利的战迹，仿佛使人在现实的黑暗里重又看到了光明。演出是成功的，轰动的，但只演了两天，剧团走了，它给人留下了怀念。有一次我曾同达夫谈起，他于是说到这剧团如何托人找过他。宪兵部开始不许演，他们根本连剧本也不看，也看不懂，后来他从中说了几句话，通过了，他说他没有想到演出的效果那么好。
但达夫对日本人是时刻警惕的。我发觉他同他们讲话非常敏感。为了迷惑敌人，他编就了一篇假履历，而且背得很熟。有时在相熟的朋友面前，反复说起他在日本时如何经商，他父亲的古玩店有哪些顾客，都是些什么知名人士，他如何到的印尼，有多少财产等等。总之，他说得那么自然，坦然，毫不含糊。当然，要找他言谈中的漏洞，也是不难的，一九四三年他曾说他是四十岁，可是两年之后，他竟然在一份所谓“遗书”上写道，他当时已是五十四岁了。他其实出生于一八九六年。
一九四三年九月，达夫和一位姓何的巴东少女结了婚。为了选择对象，他曾感到苦恼，踟蹰再三。他是“富商”，不能再以独身来支撑门面了，而且日常生活，也确实需人照管。他曾说起什么人在追求他，而他又喜爱另外的什么人。然而从巴东回来，对他找到的这位新夫人，如果只从才貌方面衡量，不能不使朋友们感到意外。
但达夫当时的心情是复杂的。在虎狼环伺的生活中，他要竭力掩护自己，荫蔽自己。但他毕竟又是个豪放的诗人，有时又极想表现自己。从他新婚当晚所写的诗句里，便可窥知一二。
诗曰：
“赘秦原不为身谋，揽辔犹思定十州。
谁信风流张敞笔，曾鸣悲愤谢翱楼。
弯弓有待山南虎，拔剑宁惭带上钩。
何日西施随范蠡，五湖烟水洗恩仇。”
这以后，达夫过了大约半年的比较遂意的生活。
他几乎每天大部分时间在看书，他收购了不少德文的、英文的文学作品。兴趣来时，在相熟的朋友中也闲谈起他对文艺的看法。在说到他自己过去的作品时，他认为象《还乡记》、《采石矶》、《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一个人在途上》以及《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都是他始终心爱的。
他的新夫人做饭菜很拿手，但尤善理家。两人的生活是极其俭约的。虽是“富商”，他实际不做生意，也不愿做。倒是宁愿利用同日本人接触的便利，帮华侨赚点钱。酒厂的营业这时已略有起色，但他不主张扩大销路。与人争利，势必影响彼此的友谊，结果是路就越走越窄了。居安思危，还必须时刻警惕那突然袭来的迫害。
迫害终于未能避免。
一九四四年初的一天下午，达夫到酒厂找我。
“洪根培托我做媒的事，我已经干脆回绝了。”
“是不是他今天来找你？”我问。
“我今天去武吉丁宜找了他。”
“他说什么？”
“没说什么，不过很不高兴。”
“你看他会怎样？”
“他能怎样？我不怕他。”达夫说时很生气。
我没有再说什么，看着达夫默然匆促走去，我想他可能感到不安。洪根培是昭南岛兴亚所受过训的，虽说到武吉丁宜宪兵部做翻译还不久，但对新加坡文化界的情况很熟，他会不会善罢甘休？
第二天清早，达夫再来酒厂，他的意见是愈之和兹九同志必须离开，而且事不宜迟。凑巧有运货车要去棉兰，于是胡沈两位悄悄离去。达夫说他准备过两天再去武吉丁宜探听消息。这时我们留在巴爷公务的朋友已不多，酒厂里由张企程同志和我应付门面，其余的有几位已到农场去了。
想不到在武吉丁宜宪兵部里，达夫竟遇到了原巴爷公务的中华学校校长。这家伙干什么来呢？他并没有同达夫打招呼，样子很狼狈。此人曾为校董会解聘，是否因为达夫没有帮他说情，怀恨在心，竟至于勾结洪某告密呢？达夫说：“我真想当面揍他，不过我猜他不敢再回巴爷公务了。”
接连是同达夫来往较多的两位侨商相继被宪兵部所传询。他们回来后都是带信要我们少出门，特别是不去找他们。达夫每天都呆在家里，照例每天都有宪兵部的人去看他，并到酒厂转一下，取几瓶酒。
要来的事是终于要来的，我们在等待着，好象是已经被捕进网里的鱼，只因渔夫尚未拉网，我们就还能暂时留在水里。不过感到很憋闷。就这样，一星期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甚至两个三个月也过去了，我们还不见敌人方面有什么动静。
这年七月，经达夫同意，我们计划让住在他家的小杨去巨港，以便另觅转移的据点。小杨是新加坡战时工作干训班的学员。不意小杨车到萨瓦沦多，还没走出苏西境，就被扣留，送到武吉丁宜的宪兵部里去了。
到过达夫家的宪兵，他们是认识小杨的。最后他们放杨回来了，并要他转告“赵先生”，“他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了，他是中国著名的文学家，我们过两天将去看望他。”
日本人下一步将会怎样呢？这是当时住在巴爷公务我们这些朋友关心的问题。我去看达夫，他那天很兴奋，照例是笑着指他的夫人是Bodoh(无知，傻瓜的意思)。他说：“换一个人可就麻烦了，她到现在对我什么也不懂。”我因急于知道他对日本人的估计如何，就问起他的想法。他认为问题到这时候已经很简单了，“无非主要是让我在政治上表态，我的态度很清楚：第一，拥护重庆；另一条是，反对南京伪政权”。他说得斩钉截铁。“不过”他最后说：“你要准备几打好酒，他们是不会空手回去的。”
果然宪兵来看他时，除了带了不少达夫的著作之外，就说起他如何瞒得他们好苦，他们如何调查他，到过多少地方，用了多少钱等等。达夫为他们的工作告一段落祝他们干杯，并且送了他们一千盾钱。
日本人并没有提出任何要求。
达夫几乎同不少相熟的华侨谈起日本宪兵这次同他谈话的经过。大家都象松了一口气。达夫又在晚间出来打麻将了。不过他似乎又在担心：他们几次来，除了喝酒，聊天，为什么也再没有正经地谈过什么呢。日子就这样地若无其事地过去了，宪兵也不象以前那样经常要到酒厂里来。
大约又过了整整一年。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一大早，达夫跑到酒厂来，他很兴奋：“日本投降了。”他说夜里在蔡承达先生家里听到了广播。
真的是一块石头落地了。大家都在奔走相告。
我们将如何面对这个变化重大的形势呢？
从巴东传来的消息说，有的房子被人贴上了封条，又说，三青团已经公开地在那里捕人。而有些台湾籍的日本兵，的确到过达夫家，请他证明他们是中国人。
八月二十九日的傍晚，达夫正在家里和几个朋友闲谈，据说有个讲印尼话的青年来找他，他和那人出到门外，他穿着睡衣拖鞋，有人还看到他在马路边边走边谈，然而这天夜里，他却没有回来，大家到处找他，不见下落，第二天也没有消息。
愈之和兹九同志闻讯从棉兰赶到了巴爷公务。我们在九月二十日到卜干鲁，找到联军总部的一位军官，他答应帮助调查。然而又过了大约一年，才从棉兰的联军总部获悉：郁达夫先生确曾于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七日为日本宪兵所杀害，他终于惨遭敌人的毒手。
…………
今年是“五・四”的六十周年，距达夫殉难，也已经三十四年了，有些同志希望我写点有关达夫的文字，但我也只能在悲愤中写这点杂忆而已，实不足以表达我对亡友的纪念。达夫是一代文豪，是烈士。但又诚如愈之同志所说，他“无疑是时代的悲剧的主角……而许多人又不理解他。”也许我这篇小记，可以为研究现代文学的同志增添一些参考的线索吧。
79年9月写，80年2月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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