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的这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二十年前有彭强、黄晓京翻译的简本和于晓、陈维刚等人翻译的全本，2006年陕西师大出版社又出版了后者的所谓“修订版”。这些年来，“韦伯热”在中国持续升温，这两个版本可谓功不可没。
马克斯・韦伯的思想精深博大，其著作名相迭出，以致艰涩难懂，加上又是帕森斯的转译，翻译起来自然比一般学术著作困难。上述两个版本的翻译并不尽如人意，专用名词错讹较多，因为“硬译”而造成的不通不懂之处也多，马克斯・韦伯作为社会学大师的睿智与博学，对人情事理的洞察与明达，语言的机敏与灵秀，就这样被转译文字的粗疏与荒芜，掩盖得只剩下片段零碎的闪光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我们在这次重新翻译过程中，也颇能体会前辈当年劳心劳力的苦衷，只希望能在原来翻译基础上稍有进步，庶几不辜负近半年来的“苦行”。
司马迁《报任安书》有云，“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治学的最高境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足以当之者。本书处理的主题是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前者是上帝新的“言说”（天），后者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思潮变革，一次最大的思想范式转变（人）。天人之际，最为幽邈难测，探究其间关系，舍马克斯・韦伯这等天才其谁哉！
一切都起源于五百年前的“宗教改革”。公元1400～1600年间，特别是1520年之后，“传统基督教整个结构中的几乎每个部分，都受到了批评性的审查”。原来的信仰、实践机制，或者遭到彻底破坏，或者被打倒重建。于是出现了基督新教，一种新的信仰、实践机制。基督教信仰的核心问题是“我蒙恩得救了吗”，信教摧毁了原来的常规遵奉结构――含有神秘法术的仪式被取消，靠善事圣工得救的道路被堵死，甚至“忏悔”也被告知毫无用处……在这一片废墟之上，加尔文宗的“预定论”突兀地站立在信仰的天空之下。“预定论”告诉了信徒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但对于“我是否蒙恩得救”的问题，又什么答案也没有提供，“它是把信仰问题的全部责任，都转压在个体肩膀上了”，信徒必须自己找寻得救的证据与答案，“自己创造出自己已得到救赎的确证”。这就给人的世俗生活带来了两大变革。
一是“神圣”与“世俗”之间的转换。新教之前很多“神圣性”的东西，如神秘主义、隐修制度、独身主义等等，都变得不那么伟大崇高了，有的甚至遭到了唾弃，与此同时，原来很多“世俗化”的东西，如日常工作、婚姻、父母、政府等，都在信仰价值上得到了承认，具有了某些“神圣化”的因素。这是一种基督教秩序向世俗秩序的转换，也是神圣价值向世俗价值的转换。在这一转换过程中，职业（the Calling）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圣徒就是履行其职责的人”，任何人在世俗行业中也能荣耀上帝，也能找到蒙恩的证明，例如1684年英国一位牧师宣称，“商人以其职业侍奉上帝，并要竭其所能去发展这一事业”。所有诚实的工作都是在履行上帝的职责，甚至“清扫房间的工人也如同在遵行上帝的旨令，他须忠于职守，干好工作”。这样经过加尔文教义的置换，俗世中的职业变成了荣耀上帝的手段，发财致富也不再是一种罪恶。但散发着神圣气息的“Calling”，始终是一种救赎的“召唤”，赚钱不是为了奢侈享受，而是要荣耀上帝。为了证明自己正受到上帝的恩宠，这些苦行的信徒，就会把剩余资本投入再生产领域，而自己的行为还是要时刻检点，以期符合圣徒的标准。这无论是从心理上，还是制度、资产准备上，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则是开启了日常生活“理性化”的过程。新教之前的基督徒，生活是有些浑浑噩噩的，其信仰也是随机成分居多。现在加尔文宗要信徒自己拿出“蒙恩”证明来，这就逼迫新教信徒在生活中必须每时每刻都要保持警醒、自觉。加尔文宗取消了告解制度，其信徒的忏悔办法是自我反省，最好的工具则是日记。英国神学家比德尔1656年在监狱中的一篇日记中写道：“把我们在一天中为上帝所做的事原原本本地记下来，也把上帝为我们所做的事情记下来。”这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加尔文教徒的共同心声。与比德尔几乎同时代的女伯爵沃里克，一生留下了四万页的祈祷、谢恩记录。巴喀斯特牧师在其身后出版的日记里面，对自己年轻时所犯下的错误痛悔不已：“偷水果、读爱情小说” 等等。蒙田和卢梭的《忏悔录》风靡一时，也是有此种社会风气背景的。为了获得救赎蒙恩的证明，新教教徒就通过这种不断的反省、砥砺，将自己的日常生活归整为一个系统化、理性化的模式，这是一种“入世的苦行”。另外，蒙恩与否的选民观念，也改变了传统的人际关系，由共同选民组成的团体逐渐具有了对事不对人的特性，这是现代社会组织或是企业组织的合理性格。
由“世俗神圣化”和“日常生活理性化”这两种转向，西方文化发展出一种以“合理性”为基础的人生管理模式，表现在工商业上，便是如何能够有效率地去赚取利润。这便是韦伯阐述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再往后发展，到了启蒙运动时期，“理性至上”的口号甚嚣尘上，科学与民主的观念逐渐成为新的“天命”，终于造就现代文明的辉煌，追根溯源，还是从这两大转向处发轫的。
但历史的发展再次走向了反面，世俗的“神圣化”和“理性化”越往后发展，越形成其自身的“吊诡”。世俗的“神圣化”以“祛巫魅”始，逐渐走上了“祛神圣”之不归路，在一个神圣缺席的时代，一切原本用以完成神圣之目的手段，俨然谮越成为一个个头顶光环的“神圣目的”，同时也使得物质财富“这件外套”，变成了一间像钢铁一般坚硬的牢笼，而原本用来履践“荣耀上帝”精神的“职业”，从“Calling”变成“Employment”、“Job”，正昭示着其内在神圣性的丧失，而逐渐变质为单纯谋生的手段，“完成职业责任，不再直接和精神、文化的最高价值有什么联系”，职业中的枯燥、无聊、压抑，竟成为新时代的文化病症之一。“理性化”以对日常生活进行全面而系统的归整始，却日渐陷入疯狂与虚无的泥潭中无所适从。韦伯认为，在现代社会，流行的是“以一种狂笑不止的妄自尊大作为美丽画皮的机械性僵化现象”。这是一个预言，也是一种嘲讽。
翻译过程中，我们时时感觉到马克斯・韦伯对这种文化危机的焦虑与担忧，这应该是他著作此书的原初动机，即他的目的不仅仅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他“成一家之言”的衷心，还是希望能对他那个时代文化上的种种弊端提供救疗的启示，起码是像鲁迅说的那样，要唤起治疗的注意来。
翻译完毕，有两个感想不期然涌上心头。第一，现代化问题终究是起源于西方的问题。从韦伯这本书可以看出，这是欧美文化已经演算了五百年的一道极其复杂的数学题，而现在我们是被迫将这道数学题搬进自己的文化中，跟在人家后面一起演算。现代文明的确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解决了诸多人类之前未能解决的问题，但其弊端，造成的精神、环境等危机也在所难免。在这道五百年的数学题中，西方自有其调节、化解这些弊端和危机的方法，韦伯的这本书便是一个证明。但对于跟着人家演算的我们来说，却很难找到、也很难使用这些调节、化解的方法。例如韦伯便可以回溯西方文明的本源，从中汲取对现代有启示意义的智慧，我们就不可以，不说别的，光那些教派名称就让人脑袋大。但当我们也试图回溯到自己祖先的智慧，去找寻可以医疗现代文明病的启示时，却发现在这道数学题中，很难兼容下我们先人的智慧。这是我们现在进退无据的尴尬。
所以，如何找准自己的问题，而不是亦步亦趋地跟在人家屁股后头演算，可能成为我们现在文化发展的关键。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自身发展的道路与轨迹，它可以吸收外来文化，也可以遭遇外在环境变革的严峻挑战，但如果它不能坚持自己的文化立场，而丧失掉自己的文化本质，迷失了前进的方向，那么即使埋头“算”得再好，也不过成为一种二流的附庸、傀儡文化，且最大的可能是内部迷惘、混乱日剧，其结局必然是悲剧性的。
第二，韦伯在这本书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文化模式，新教信徒的“入世苦行”便是。一方面有着高远而超越的理想，一方面积极入世而履践苦行，这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文化发展，都是一种最佳态势，是取得成就的基础模式。两者互为依托，如果没有超越性的理想而仅仅入世苦行，那么在取得一定成绩之后必然会裹足不前，人的本能冲动，因为没有超越性理想的升华与克制，必然会升腾为享乐的欲望，物质财富聚而复散、散而复聚，聚散之间，消耗殆尽，更无法为进一步的发展提供基础与动力；而如果仅有某种高远的理想，却缺少踏踏实实的入世苦行精神，则难免蹈虚陷溺之弊。任何偏颇都会带来危害与弊端，观诸中西方文化发展历史可知大半矣。
最后还要对一个关键词的翻译做一点简要说明。
本书第二部分有一个词非常关键，即“Asceticism”。以前的翻译大都译成“禁欲主义”，我们这次改译为“苦行主义”，是基于以下两种考虑：一、从词源上看，“苦行”比“禁欲”更为准确；。据《新天主教百科全书》（2003年版）云，“Asceticism”一词来自希腊语“Askesis”，意为锻炼、身体训练，特别是指奥林匹克运动员在参加比赛之前戒除享乐而进行刻苦训练。早期基督徒借用该词，指为获得美德而进行的灵性训练。刻苦训练包括“禁欲”，但还有训练的意思，迥非“禁欲”所能包括。
二、比较两个词的语体色彩，“苦行”带有褒义，“禁欲”带有容易引人误解的贬义，这应该是二十年前特定时代思想的反映。而且翻译成“禁欲主义”，词的外延较为狭窄，似乎只是“禁止欲望”，甚至更褊狭地理解为“禁止性欲”，然后又按照现代人的眼光判定为不人道。其实该词在本书中不仅仅有遮止意义上的“禁欲”之意，更有积极作为以求得拯救之确证的含义，例如积极做工、谦卑、服从、斋戒、恒切祷告等等，绝非“禁欲”所能涵盖。《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便是直接将“Asceticism”译成“苦行主义”，并有较长的解释，如云：“宗教上为了实行精神上的理想或目的而克制自己肉体或心理上的欲望的一种实践。几乎没有任何宗教不具有苦行主义的痕迹和某些特征。”又云：“苦行主义源于人们企图达到种种最后目的或理想。……基督教中有多种类型的苦行主义。早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是主张苦行的，叙利亚的基督徒是极端的苦行主义者。天主教注重隐修院生活，耶稣会注重乞食为生，都是苦行主义的表现。尽管宗教改革的领袖们不接受苦行主义，但在加尔文宗、清教派、虔信派中，还有某些形式的苦行主义。”在本书中另有一个词语专门用来表达“禁欲”的，即“Mortification”。所以我们认为，将“Asceticism”译为“苦行主义”，比“禁欲主义”更符合本文的语境。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英文版），李修建、张云江译，九州出版社2007年即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