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发生多起民众泄愤事件，有的甚至演变为骚乱，造成无辜人员伤亡，这引发了社会的担忧和猜想。为什么会发生民众泄愤事件?民众泄愤事件会不会产生示范效应?信访制度存在哪些缺陷?为什么民众仇富仇官心理越演越烈?地方政府如何化解民愤、防止暴力事件?本刊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
记者：最近，中国发生多起民众泄愤与骚乱事件，你认为泄愤事件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于建嵘：社会不公平，民众不满情绪在增加。这种不满情绪是长年积累的，主要还是分为两种：一种是对公权力不满；第二是对有钱人不满，是弱势人群对强势人群的不满。
记者：现在的泄愤事件跟过去相比，在形式上有什么变化?
于建嵘：一是泄愤事件的发生频率增加；二是暴力化趋势增强，更加暴力，并迅速往骚乱方向发展。泄愤和骚乱是有本质区别的，泄愤只打一批人，骚乱就不一样了，对无辜老百姓造成了伤害，处置的难度增大了。
记者：信访制度应不应该成为群众宣泄情绪的一个出口?
于建嵘：现在看来，信访制度不仅不是民众宣泄情绪的出口，恰恰加深了灾难：一方面说老百姓可以信访，另一方面，信访又要劳教、拘留、判刑，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反而带来了更多的问题。而且，现在信访严重异化，一票否决，信访收费，信访腐败超出了司法腐败，这是典型的强压体制下的产物。
记者：信访制度可以从哪些方面改进?
于建嵘：一是要重新确定信访的功能目标，把公民权利救济方面的功能从信访制度分离出去，以确定司法救济的权威性；二是要改革目前的信访体制，可以考虑撤销各部门的信访机构，把信访全部集中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人民代表来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以加强系统性和协调性；三是要切实保障信访人的合法权益，对少数地方党政迫害信访者的案件要坚决查处。
记者：某些地方官员面对此类事件时，有这种说法：群体性事件都有一个为首人员在幕后精心组织、策划，甚至有国外势力煽动，群众不明真相被蛊惑。是不是很耸人听闻呢?
于建嵘：这是推卸责任转移注意力的一种说法。现在的泄愤事件并不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没有组织。民怨的积累，不是说煽动就可以煽动得起来的。说群众不明真相呢，你想想，群众生活在那，为什么会不明真相?
记者：这样一种民众情绪，是否存在不理性的因素?
于建嵘：的确存在一些不理性，它是一种怨恨。泄愤事件是社会最重要的一个民意的衡量表。这个愤，到了一定地步就要宣泄。现在最可怕的问题是什么呢，民众宣泄完以后，没有得到解决，心理还是不能平稳，会产生新的怨恨，这就可怕了。
记者：到现在，官二代、富二代都成了敏感词，有人说存在盲目的仇富和仇官，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状况?
于建嵘：一是社会不公平；第二个司法不公；第三是机会不公平。底层老百姓感到没有前途。
记者：这是社会转型期的必经阶段?
于建嵘：转型期是会发生问题，但发生问题你要解决，不能怪在转型期这个点上。
记者：有人认为民众泄愤事件会产生鼓励效应，所以政府控制言论就成了合理和必然的，对吗?
于建嵘：就一个事件而言，不是控制媒体可以解决的，民众一条短信就知道了。政府控制媒体应该控制的是舆论的导向，但不能不让媒体说话，否则民众就更不信任政府。
记者：今后地方政府怎样化解民愤，防止暴力事件?
于建嵘：一是要法治，二要开放成立社会组织。没有社会组织，他的诉求得不到表达，让他成立社会组织，出了问题组织可以解决，就避免了过激事件。另外，在处置方面，不能乱镇压，要想一些紧急措施。最重要的是让老百姓相信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