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立春那日,我在家中闲来翻书,在胡兰成的《中国文学史话》中读到一段颇为动心的话,于是便抄在了手边的纸片上,那段话这样写道:“真正的文人,我想他对着书桌纸笔时必有着如对天地神明的敬虔端正的。因为好的文章如风,吹得世间水流花开,此风是惟有从神境而来。但这神与宗教是两回事。”胡兰成曾附逆为汪伪政府的笔杆子,由此被认为是有失大节的文人,但他谈论起文学却常有真知灼见,如若只是纯粹写点文学作品来,想必今日的文学史还是要记上一笔的。
我读胡兰成的文字,常有哀叹之感,他论文学有其独特的妙处,常能以极巧妙的办法,见识到文学的玄奥,又具有着非同凡响的文学鉴赏能力。可惜他不能完全地用文学来立身,正因无法忍受文学的寂寞和清贫,甘愿去做一个寂寞无闻的小文人。在胡兰成看来,如此境遇,无疑是痛苦的。胡氏起身寒门,早以文学为业,在乱世中难以立身,便也有了从政之意,开始为汪伪政权鼓吹开道。现在看来,胡兰成落水,在他或许有半分投机,也有半分自我期许的清高,在当时不能说不是冒险,也有个人自卑与脆弱的放大,只可惜他依靠的还只是文学的那些老底子。段怀清在文章《胡兰成与〈战难和亦不易〉》中对于胡兰成的这种心境有着独到的剖析:“这种自我孤傲清高与自我卑微压抑的矛盾心理,一直伴随着胡兰成,直到他晚年以著作等身以及中国文化的现代阐释者和未来预言者的身份在台湾登台演说的时候,依然难以净根。他需要获得认可,需要听到喝彩跟捧场,他需要一种现实的人生飞扬,来彻底扭转摆脱因为出身、因为学历所带来的屈辱与压抑。”
准确的说,胡兰成并非一个十足的文学家,也并非一个单纯的中国传统文人。读过他的《今生今世》《山河岁月》和《中国文学史话》等文艺著作,为那曼妙的文笔赞叹,但他在汪伪的报刊上所撰写的大量对待时事政治的判断和评论,我却是无法苟同的。胡兰成的附逆,有其自身卑怯的原因,而政治大义并非其最关心的问题,读过他当时写就的若干政治评论,也无大的建树,人云亦云之处颇多,慷慨激昂时却常掩藏着一颗虚弱的灵魂。待到败落之后,他只能四处窜逃,犹如丧家之犬,最后客死异乡。文人议政,最关键的是有独立的姿态,胡氏凭借手中的笔,在很短的时间里,成为汪伪政权的宣传部副部长,真有些不飞则已、一飞冲天的感觉。但得之易,失之也易哉。
读胡兰成,常会想到周作人,但我读过周氏之后,却觉得他远非我所想象的不堪,即使在其最令国人失望之时,他笔下的文字依然是清醒的,而胡氏的文字气象虽也浩大,但难以掩藏他狭小的心灵。在《今生今世》中,我印象深刻的是胡兰成的四处留情,千金散尽,而家国又在何处?不能独立清醒地面对世界,走上异路也就难免了,胡兰成以为“对着书桌纸笔时必有着如对天地神明的敬虔端正的”,可惜他并未做到。由胡氏的这番文字,使得我开始懂得时刻地警醒自己,无论何时,都要对自己笔下的每一个文字负责,因为他们都是具有生命的东西。
二
五年前,我第一次读到胡河清的批评文字,立刻便被那些奇妙而清秀的评论文字所折服。在我以为,这些优美的文字之所以能够吸引我,正是因为评论家是以与作家同等生命的精神体验来对待的,那每一行的文字都凝结着一个评论家内心的魂魄。一个没有生活的人,不可能写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同样,一个缺乏生命体验的评论家,他笔下的文字是空洞与干枯的,因为生命的相同感受,甚至是超越创作时的生命体验,评论者才能写出我们生存真相的文字来。胡河清的文字让我懂得评论是一种新的创造,也是平等的生命对话,更是同样充满着生命爱意与温暖情绪的思考。与胡兰成相比,胡河清是一个绝对的隐士,寂寞、清秀、遗世独立,生活在文学这一领域而绝不向外扩张。
如果说胡兰成与胡河清这两位尚能有所一比的话,那么我觉得他们所写下的评论文字都是同样充满着创造力的,是新鲜的,美好的,活泼的,不拘一格的。没有人愿意读干枯乏味的文章。然而,恰恰是近几十年来,我们把评论文字弄得晦涩呆板,不堪卒读,那些如复制线上流淌出来的文字犹如坚硬的石块一样占据着我们的心灵。因此,我拒绝阅读这样毫无美感和创新的评论文字,而喜欢阅读那些优美又令人温暖的文字,就像我第一次阅读胡河清的文字,初读第一段,就简直惊呼,这哪里是所谓的评论语调,这分明是在写《红楼梦》嘛!不信,请读他著作《灵地的缅想》中的第一段:“我先前几乎从来没有读过洪峰的小说。这倒并非什么别的缘故,首先是因为‘洪峰’这个名字不可一世的气势吓住了我。且想洪峰也者,大抵滔滔洪水上之奇峰也。后又闻批评家称洪峰为‘东北英雄男子汉’,似乎更证实了我以上的猜测。待看到他发在《收获》一九八七年第五期上面的那篇小说的标题《极地之侧》,则险些使我自鸣得意地笑出声来:这洪峰到底是害了什么病?好像随便有关他的什么东西,都喜欢弄得有点‘高、大、全’模样。你看他不写小说则已,一写便写到那高不可攀的‘极地’边上去了。好家伙哪!这一吓一笑,乃变为好奇,便一口气读毕了《极地之侧》。谁知一读之下,顿时痛悔望文生义之浅薄,无端臆想之可恶――洪峰其人其文全在我原先的意料之外!于是又遍读洪峰的小说,至今还居然作起‘洪峰论’来,也实在是对自己主观武断的一种讽刺。”(《洪峰论》)
我自觉写不出这样的好文字,但我喜爱阅读这样清秀而充满生命的文字,在当代中国的文学评论之中,我也很少见到如此写评论文字的,这不能说不是一种创新。胡河清的评论让我的写作为之一变,但却始终难以望其项背。不过,我最终从这位评论家中发现了作为一个纯粹的文学评论家的内在秘密。由胡河清,我觉得作为一个评论家,他需要与创作者相同的甚至更高的要求,因为没有来自生命的磨砺,如何去体悟另外一个灵魂的独语,又如何能够体察到那些不为人知的幽微之处?胡河清有过一个不幸的童年,精神的创伤让他在文学的世界中寻找心灵的平静,而现实世俗的庸碌也让他烦扰,最终文学也无法为他提供解决的出路。但即使如此,以文学立身的胡河清却从来没有想到封闭的文学的局限性,甚至是面对世俗与政治残酷的脆弱与不堪一击。
由胡河清,我也常常想到德国的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本雅明。在我看来,他们有着相同的精神气质,又有着类似的命运和归宿,而对于文学的研究,也都有着一种让人难以琢磨的梦幻品质,他们能够在不同的领域之中为文学开辟新的空间与通道。胡河清在我看来就像上海水边古堡里的老者,而本雅明的文学形象则使人常想到巴黎拱廊街上的精神漫游者。苏珊・桑塔格称呼本雅明为“在土星的标志下”,所谓土星气质,大约是忧郁与敏感、崇高与严肃、优美与勇敢、诚恳与激情等等诸多精神气质的混合。对于胡河清与本雅明,我喜爱他们独创与新鲜的文学气质,但常常遗憾于他们面对世俗的世界,却无法超越其外,文学成为他们最后的归宿,其结果则只能是死亡这一条可悲的道路。1994年,胡河清在上海的一个陈旧的公寓楼上跳下,自杀身亡;再往前推移的1940年,逃亡到西班牙边境的犹太人本雅明,在纳粹的大屠杀迫害中选择了绝望的自杀。
三
我爱上美国的批评家苏珊・桑塔格,却是因为她的死亡。苏珊的死,让我开始去认真对待这位陌生的文学评论家,并开始读她的文字,我一直惧怕阅读那些翻译体的理论文字,但却真正爱上这位美丽的评论家,这是由于我在她的文字中读到了一种迷人的魅力,而这正是缘于她能够独立于政治和世俗社会之外,用她那“挟着风暴的闪电”的笔触来表达对于世界的认识。那些文字常常能够一针见血地刺破丑陋的真相,让我看到笔尖的力量;苏珊在文学的世界中为我们这个世界寻找真实、良知、正义和公平,以挣扎的肉身和反抗的灵魂来获得心灵自由与安宁的栖息。尽管文学和文学评论本身不必要承担这样的职责,但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生存在这个与你同在的时代和社会,当面对如此众多的问题时,苏珊懂得只要是这个社会上的问题,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就应该有怎样表达自己独立的声音。苏珊・桑塔格让我看到了一个文学评论家应有的宽阔与辽远。
苏珊的评论文字充满激情,锐利、清澈、诗意,常常能够出其不意,探寻出世界背面的隐秘与幽暗。记得三年前的那个夏日,我在北京的宿舍里一册一册的读完她的批评文集,仿佛寻找到了自己精神的偶像,看到了文学评论所应具有的思想向度。那之前的一年,苏珊离开我们而去,成为这个遥远国度一部分知识分子怀念的话题。那时,我才知道这个具有明星气质的文学评论家,被称作美国大众良心的知识分子,一生始终坚持着自己的文学使命,她在纽约的一座高楼公寓的顶层拥有自己的一个工作室,四壁都是她珍爱的数万套藏书。在那里,她没有电视,也没有汽车,甚至没有一切与消费和享受有关的奢侈品;晚年,她在疾呼与争鸣中又被疾病所缠绕,但最终还是在生命最艰难的时刻留下了《疾病的隐喻》和《作为他人的痛苦》这样的批评文字。我很难想象一个如此伟大的评论家和知识分子却是如此的清贫,又如此严苛待己,像一个清道夫,又像一个圣徒,这或许是真正独立的评论家在现在或者未来的命运所在。如今,那套暗红色的批评文集被我放在书架上可以一眼看到的地方,成为激励我写作的动力。
据说,苏珊的文字在美国和欧洲广受欢迎,且不仅仅在于知识分子群体当中。我想这种成功一方面可能在于她文字的魔力,一方面则可能是她所要表达的这种思想风暴,且与我们的生活与身心关系紧密。而她所留给我们的却是无法替代的精神财富,是懂得只有面对神灵的虔敬才能来写作和阅读的,是可以拥有“吹得水流花开”的精神力量。在1993年,苏珊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战火中的萨拉热窝并执导贝克特的话剧《等待戈多》,这一具有实践性的行为可以代表她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特身份,以及在众多类似行为中所有激情与崇高英雄主义气质的一种典型象征。在她同年写成的《在萨拉热窝等待戈多》这篇文章的结尾,我读到了这样充满忧伤的英雄主义气质的文字,它令我难忘,“在八月十九日下午二时那场演出临结尾,在信使宣布戈多先生今天不会来但明天肯定会来之后,弗拉迪米尔们和埃斯特拉贡们陷入悲惨的沉默期间,我的眼睛开始被泪水刺痛。韦力博尔也哭了。观众席鸦雀无声。唯一的声音来自剧院外面:一辆联合国装甲运兵车轰隆隆碾过那条街,还有狙击手们枪火的劈啪声”。
我自觉至今还没有写出像苏珊那样优秀的文字,但却暗自希望能像她那样写作和生活,我知道这样的理想对于一个生活在我们这个国度的人来说,几乎是一种奢侈。因此,我愿意用老侠在《读〈布拉格精神〉》中的一段话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以此自勉:“然而,无论如何,我不能放弃写作,哪怕只为了给自己看。克里玛说:在极权暴力的威逼或世俗利益的诱惑之下,‘写作是一个人可能仍然成为个人的最后场所。许多有创造性的人实际上仅仅因为这个原因成为作家。’这就是卡夫卡式的写作。我要把这段话抄给妻子,让她与我共勉。假如有一天我们无法以写作维持起码的生计,我就去找份体力活干,以一种最原始也最简朴的方式养活自己,像一对农民夫妻。”
责任编辑 陈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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