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个时期以来，电视剧的大量生产和播出，无疑给我们的文化生活增添了不少的光彩。但是，存在的问题也着实不少。看腻了那些神秘怪诞的武侠剧、随意戏说的历史剧、放浪笑谑的言情剧和时尚浪漫的生活剧，我们的感觉变得麻木，不禁怀疑并且发问，对于许多的电视剧作而言，生活的真实到哪里去了？艺术对于人生和社会关怀又到哪里去了？在这样一个急速变动的时代，面对诸多亟需关注和思考的社会问题，我们的艺术家们都在干些什么？
正是由于有着这样的想法，当我们在今年的“五一”节前后，看到由张纪中（制片人）、康红雷（导演）和陈枰（编剧）三个人组成的这个被誉为影视“金三角”的创作集体联手打造、在中央电视台一频道黄金时段播出的20集电视连续剧《民工》时，心头不禁一热。该剧以对中国一个特殊而又尴尬的劳动群体――民工的生活境遇和心理困惑的艺术映照与人文关注，在当下的电视剧创作中独树一帜。
《民工》的情节并不复杂，通过对河南一个民风古朴的小山村歇马山庄鞠、郭两家父子两代人打工遭遇的艺术展示，极其细腻而又深刻地揭示了他们迷茫、艰辛、幸福而又悲痛的心路历程。其中，鞠家父子的生活遭际和情感历程是全剧的主线。坦率说，与人们对于此类题材电视剧创作的审美期待，比如“大义凛然”地为民工们的不平待遇呐喊鼓呼之热切渴望相比，电视剧《民工》的艺术触角和叙事手法，似乎显得不够深刻和那么直接，对于民工境遇严峻性的揭示，似乎并不十分“醒目”。以至于像有媒体所报道的那样，许多观众甚至认为，《民工》并没有把民工当作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一群人来展现，从而发出不平之音：“这是在说民工吗？怎么感觉不出他们讨生活的艰辛与被歧视的压抑？”
应当说，持此观点的观众之审美期待与心理渴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不乏偏执的议论，其实是对电视连续剧《民工》艺术追求的一种误解。
艺术不是宣传，艺术品也不是一般的新闻特写。《民工》对于这些“社会最底层”人群不公境遇的艺术反映，有着自己的视角与标准。虽无“被侮辱和被损害”镜头的大面积叠压，没有对于悲苦境遇的无节制渲染，但创作者对于民工的理解，无疑更为全面而且深刻。其对民工的艺术映照，没有停留在许多人所渴望的简单同情与关怀，而是扩大为对他们坚韧生活意志和辛勤创造精神的歌颂与礼赞，包括对于他们作为当今社会弱势群体深层根源的追索揭示与审美思考。这就使得《民工》对于农民和农村的表现，不再着眼于落后凋蔽和破败不堪；对于农民面貌的展示，也不再停留再表情呆痴、衣衫破烂和蓬头垢面。恰恰相反，剧中的民工，活跃在明媚灿烂但对他们多有不公的都市，忙碌在清新美丽但略带忧伤又不无希望的乡村，并且在这亮堂堂和暖洋洋的底色下，活得有情有爱、有滋有味。换言之，《民工》不是一般简单关注民工问题的“社会问题剧”，而是一部从揭示城乡差异出发，深层展示民工生活的抒情正剧。
那些因为看不到大面积苦难从而找不到情绪渲泻口的观众，尤其是在生活底层受到压抑的观众应当明白，展示苦难并不是当下农村或民工题材作品惟一的指向。因为，苦难只是当下农民和民工生活的一种现象――尽管是令人触目惊心的普遍现象。政府和社会，近年来对“三农”问题的高度关注和对民工困难的格外关心，以及花大力气设法解决的种种努力，已然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舆论中，成为整个国家与社会的普遍共识。更何况，对民工困难的极力张扬和悲情渲染，并不必然带来艺术接受的提升。
二
也就是说，《民工》有着自身的艺术品格。它对民工生活的成功反映和对农民形象的独特塑造，首先来自创作者穿透生活的表象和事实之后，对于城乡差异和乡村伦理的深刻体察。它使我们看到，年轻一代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不是仅仅与城市市民相对存在的弱势群体，而是有着自身的社会历史根基，依然剥离不开身背后生存空间的特殊群体。当今境遇中的歇马山庄，虽已不是当年鲁迅笔下的宗法社会，但也未能进化为现代的法理社会，还是处于自然状态的礼俗社会。在这种特殊的社会形态中，根植于传统又塑造着传统的人伦教化，仍然在规约着农民的生活方向，同时也全面宰制着民工命运的乖蹇休咎。这就让我们明白，《民工》对于民工的塑造与表现，不是剪贴在光怪陆离的城市空间的片段图片，而是扎根于农村背景的透视与叙述。
剧作中，鞠双元的爷爷鞠永旺和奶奶崔大脚无疑处在这个礼俗社会的金字塔尖。以他俩为代表的老一辈人认为，土地是农村人的命根子，耕种土地是农村人的天命和最高生活法则。天命不可违拗，背离了土地是不会有什么出息和出路的。难怪当以给母亲办丧事为由才从城里骗回的儿子鞠广大麦收刚过就急于回城时，鞠永旺首先想到的并不是自己家里缺钱用的现实，在他心底绾成结的一个问题是，城里到底有啥好，儿子在家里为啥呆不住。而崔大脚之所以看到心爱的孙子媳妇李平用鸡蛋和面粉做面膜美容感到怒不可遏，并不是舍不下那些鸡蛋和面粉，而是因为孙媳妇的举动彻底背弃了乡村伦理。如果说，老年一代仍然能够心安理得地与这种土地伦理相始终的话，则中年一代显然是在与之相颉颃。生长在泥沙俱下美丑杂陈的转型社会，旧的伦理准则无法供给他们生存的幸福，新的道德规约也远未在他们的内心扎根。他们的冲决和挣扎理所当然要付出代价：鞠双元之母刘艳梅不是出于厌弃自己的丈夫，而是由于丈夫经年累月地不在身边而出现的感情空缺，才偷偷应和了人品极好，在村里数一数二，但从未享受过真正爱情的好男人郭长义的追求。最后，刘艳梅在郭长义的妻子姜翠玲看似有理但却异常刻毒的咒骂声中倒地死去。与其说刘艳梅是死于私情败露之后的被羞辱与折磨，勿宁说是死于闪念之间背离了传统伦理道德之后，内心的无限愧悔和良心的巨大谴责。
那么，年轻的一代又会怎样？表面上看，经见过城里大世面的这一代人，似乎应当是城市伦理的认同者和尊崇者。譬如，当刘艳梅惶惶不安地向儿媳和盘托出自己委身于郭长义的“罪过”时，李平抱着十二分的同情和理解安慰婆婆：“妈，你没有做错什么，你真的没有做错什么。”但是，年轻一代又何尝不是保守的乡村伦理的受害者呢？美丽善良而又聪明能干的李平，可以说已经在城市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面天空。但憨厚朴实、未经世事的鞠双元才一示爱，她便死心踏地跟定了他，并催促鞠双元带自己到歇马山庄完婚。李平之所以在俩人交往的过程中显得急不可耐，终而“下嫁”鞠双元，并不是被爱情之手轻易俘虏，相当程度上是担心自己曾先后与梁超英、张正红二人同居，并曾打胎的事情风声走漏。在丈夫鞠双元撇下自己进城打工后，她也能耐下性子过农民的日子并从中体会到乐趣。这应看作李平与曾有过“那种经历”的自己的决裂，和对曾有过“那种经历”的自己的一种惩罚。与李平到了农村以后渐渐获得的宁静、坦然和从容相比，鞠双元对自己娶了一个有过“前科”的女子做妻子一事，一直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他没有一刻放松过脑子中绷紧着的那根弦。鞠双元并不是不爱对于他这个穷民工来说，犹如天外来客一般的美丽女子，善良的他曾经为娶李平而与父亲反目。他也不是一定要斤斤计较于她的过去，而是怕她的过去不小心暴露出来，会伤了他老鞠家人的面子，伤了纯朴但不无愚顽的乡村伦理。难怪当他知道李平的往事被村人知道是由于她本人曾亲口告诉过潘桃，便怒不可遏：“你在城里的那些烂事，就该烂在心里，就不该带到山庄来。”而更为令人扼腕的是，鞠双元竟然因为这事而赶走了妻子！
我们不无讶异地看到，此种乡村伦理的力量，是十分巨大的。它残酷地吞噬了刘艳梅，无情地摧毁了鞠双元让人叹羡的家庭幸福，还不知不觉地同化了年纪轻轻的潘桃：把跟李平一样美丽，跟李平一样对外面的大千世界充满了渴望的潘桃，拉到了乡村生活的轨道上，当看到她跟粗俗蛮悍的婆婆姜翠玲越来越说得来――其中很大的秘密在于两人对有过“瑕疵”的李平心照不宣的反感，我们的心里不无绝望：此时的潘桃，说不定就是将来的姜翠玲！
对于事实背后生活真相的如是揭示，易于使人把电视剧的创作者想象为手握现代性伦理大棒挥向农村传统文明中痼疾的冷面判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创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面对伴随着历史前进的脚步而疯狂扩张的城市文明，和有着数千年传统的农村伦理道德，并没有急于去扮演一个裁判的角色，而只是让二者充分平等地对话，亮明各自的观点。剧作主题的丰富性，包括揭示民工境遇的深刻性，也便由此而生。《民工》对于民工及其生活根由的表现和展示，因此上升到了展示社会变迁的层面。
三
当今，在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不仅生态恶化和社会不公时时困扰着我们，随着城市的扩张，人们的欲望的也在不断地膨胀，道德与伦理的秩序，也开始变得杂乱无章。相之下比，《民工》所表现的乡村伦理的这种稳定性，似乎成为一种时代航船的校正器，唤起我们对民工命运深层机理的追索与思考。换句话说，由于历史进步与社会伦理的某种二律背反，现代人的生活和灵魂总是处于无可逃避的撕磨之中。尤其在《民工》所表现的这种社会转型期，个人心理由于彷徨无着和难以抉择，带来的痛苦尤为剧烈。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将社会整体结构中的诸多利益关系，调整到一个比较适当的“度”。《民工》不但给我们展示了这个特殊人群的深层生存境遇，而且借着对支配民工命运的城乡差异及其现代关联的艺术揭示，为我们从感性的角度入手，更加切实地领会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而《民工》的另一独特之处，在于对这些身处弱势的民工群体的美好心灵和高远追求，给予了充分的展现。杜波罗留波夫说过：“衡量一个作家是否伟大，应该看他把同时代人民的追求表现到了什么样的程度。”福克纳也提醒说：“当今从事文学的男女青年已把人类内心冲突的问题遗忘了。然而，惟有这颗自我挣扎和内心冲突的心，才能产生杰出的作品，才值得为之痛苦和感动”。当我们看到才刚进城打工，胆怯但充满正义的鞠双元在几个青年对一个中年人拳打脚踢，满街的人却没一个敢站出来说句公道话的情况下，勇敢地冲上去替他挨打；当我们看到刘艳梅在民工们租住的旧院里，主动帮他们洗衣做饭；当我们看到郭长义在夜半时分，偷偷地帮刘艳梅收割麦子……我们会一次次被这些底层人美好的心灵所打动。
尽管我们时代的人民的构成因素在发生变化，但农民及城市民工，仍然是人民中的主体构成之一。是进城打工的农民把城市喂饱，让城市长高，正如《民工》的导演所说，是“农民工使城市变得更加豪迈”。那么，什么时候，人民中的其他成员以及他们的城市，能够让这些农民工也变得豪迈起来呢？面对这种想法，《民工》主人公鞠广大的话对我们无疑是一个安慰：“人这一辈子，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有时候还会遇到大灾大难，这都很正常。有时你要战胜它，战胜它时你是好汉，战败了有时你也是好汉。”这是非常悲情而又昂扬的人生表达，也是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和了解民工的一把心灵的钥匙。
（作者单位：天水师范学院文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