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七月中旬到怒江州的基独罗去的。从乡政府到基独罗，我和乡里的政法干事迪阿鲁、怒夺村委会支书和邓华沿着雪山下的一条河整整走了四天。 河的两岸大都是悬崖峭壁，山路像一根绳子往那一吊，晃晃悠悠，人像草一样战战兢兢地紧贴着地面走。山风凄厉，刀刃一样切割着山谷。有一段根本就没有路，人只能壁虎一样吸附着山体爬过去。七月的大地，犹如怀孕的母兽，丰实肥硕。而基独罗仍然是那副四季不变的面孔：荒凉。
基独罗是大地一块伤痕累累的皮肤。抬眼望去，布满石头的山地里稀稀拉拉挣扎出一些洋芋和荞麦，在带毒的阳光下开着白白红红的小花。产量有限的荞麦和洋芋是这片山地惟一的食物，而这样的食物大多数时候也只能维持大半年。还好，山里出产药材黄连和天麻，山民们有了生存喘息的救命草。只是，连年掠夺性的采挖，药材越来越少，人们整天一遍遍仔细地梳理着大地，结果大多数还是空手而归。只好把眼光投向国家保护植物兰花，哪怕是拇指大的小芽也绝不放过，兰花也快要绝迹了。人为了让生命存活所忍受的苦难是难以揣测的。这同人性的贪婪、同环境保护没有任何关系。
基独罗是1960年才被发现的村庄，全村17户人家共有77人，每户年收入不足400元。与世隔绝的生活带来的不仅仅是贫困，更可怕的是不识字。如果按照教育局现行的政策，每个村必须满10个适龄儿童才能派一名教师去办学，基独罗人几乎是没有指望的：17户人家很难同时凑齐10名适龄儿童。但也有例外，比如今年，正好有10个孩子。事实是这里依然没有学校，孩子们惟一可做的还是代代相传的劳作。
突兀的愤怒涌了上来，我有些狠狠地问和邓华：“真的差一个也不行吗？现在不已经有10个孩子了吗？”有些木讷的和邓华一脸的委屈和难过：“我请求过多次了，上面说，拿不出钱给老师发工资。”
第二天早上分发礼物的时候，衣衫褴褛的人群中有七八个孩子，怯生生地盯着我。和邓华说，这里10多年从没来过生人。其中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吸引了我，这是一个极清秀的女孩，一件长及膝盖的旧军衣罩住她小小的身子，没有裤子。她赤脚站在凸凹不平的山地上，刚刚下过一场雨的山谷里飘荡着阴冷潮湿的气息，她把手插在那宽大的口袋里。
全村人都聚在这里，她背着弟弟惴惴地站在远处，脸上弥漫着一种孩子不应该具备的忧郁。任凭和邓华怎么招呼，她只是静静地站着。当我捧着东西一步步走向她的时候，一刹那，她的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她放下弟弟，转身向远处跑去。我捧着衣服浑身战栗，一种说不出的东西犹如墨汁浸润着宣纸，慢慢在心底弥散。我体味了她的颤抖，这是一种成人式的颤抖，这种颤抖是广大的。
还有5岁的阿南恰，她正要去给洋芋地锄草。她的脸上有炊烟的痕迹，年仅5岁，她的母亲已经把那片洋芋地交给了她，她走得很慢，但轻快。我一直目送着她，直到她的身影消失在很远的浓雾里。
还有瘫痪了5年的老肯朋迪。他从４岁就开始下地干活了，一次又一次，他试图在山外寻找自己一生的位置，从此，他从未错过每一次同风雨彩虹的相遇，然而，他始终还是没有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如今，他以种地打猎开始的人生已经到了80岁，他依然被无尽的群山所环绕，他的生命依然活在黑暗的山里。
我记得有位行者曾经说过：“我们不需要寺庙，不需要复杂的哲学，自己的头脑、自己的心就是我们的寺庙，我的哲学是善心。”我想，如果每个人都能打开自己的心，让慈悲从里面流露出来，然后把这种慈悲延伸到一切众生，人类必定能避开那个无限循环的圈套，而在浩荡无边的慈悲中得到解脱。
（郝国英摘自《文艺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