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上海工人运动的研究，是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内容之一。美国著名汉学家裴宜理女士的《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是中国20世纪上半叶中国工人运动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该书于1993年获得国际劳工史协会优秀著作奖，并于同年获得美国历史学会东亚史研究最佳著作奖――费正清奖。该书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刘平译），甫一面世，即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和好评。
裴宜理女士在此书中广泛地吸收了欧美工人问题的研究成果，运用十分丰富、翔实的资料，栩栩如生地描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工人的典型代表上海工人的生活、文化状况，把工人政治放在比较的角度加以研究，从而成功地勾画了社会反抗与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揭示出上海工人从自在阶级逐步转化为自为阶级的波澜起伏的轨迹。该书作者一些创造性的研究成果和独到的结论更成为其中的亮点。
经济利益关系是工人运动得以萌芽、发生和发展的最基本条件。工人们反抗资本家最有效、最常用的手段就是罢工。而参加罢工与否，怎样实施罢工，对当时的中国工人来说，判断是非的标准就是是否有利于自己的经济利益。《上海罢工》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这些早期的抗议（指罢工――笔者注）带有很大的自卫性质。削减工资、非人待遇和延长工时使得冲突骤然发生。”工人们的反抗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阶级意识的色彩，而且“上海工匠早在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到来之前就已表现出此种趋向”。为了有效地扩大工人运动并取得工人运动的领导权，政治性党派以经济手段来作为组织、运动工人的基本方法，在早期乃至中期工运中是十分有效和必不可少的。发放罢工补贴是最便捷的方式。有的当年参加罢工的工人在20世纪50年代还不无惊讶地对采访者说：“你提到了，我这才认识到是共产党领导我们闹罢工的……我们当时之所以那么做，是因为我们认为做得对。”有的则更是坦言：“我对罢工没什么认识……人们上街游行，我就跟在后头……4个月的罢工中，我们得了不少罢工补贴。我们想：不上班也能拿钱，真是大好事。我们根本没有其他认识。当工厂复工后，大家又回去上班了。”尽管如此，也正如马克思所言，统治者的刺刀碰到了经济问题，也会变得像棉花一样。这些不公开标明政治色彩的罢工运动，大部分都以资方的失败而告终。
各种非无产阶级组织在工人运动中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上海开埠后，相继涌入的“打工者”来自不同的地区，跻身于不同的行业。身处异地的他们为了寻求“庇护”，不得不依附于各种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帮会。这些帮会既有压榨工人的一面，又有对于工人很有号召力和组织能力的一面，国民党政府对他们也不得不另眼相看。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势力西撤，“在失去官僚统治政权的支持后，帮会大亨们很快倾向于和共产党人开展 ‘爱国’合作，因此，这些行动是有利于扩大革命的社会基础的。”共产党审时度势地改变了以往的策略，在一定范围内与帮会进行合作，使得“抗战时期，中共上海党组织发展迅速。1937年11月时，仅有党员130人，到1945年日本人投降时已猛增至2000多人”，而且，“到1949年4月，这个数字增加了4倍。”
贵族工人具有更强的斗争性。在当时的上海工人队伍中，“这些幸运者占据着技术岗位，薪水高，人们往往称之贵族工人”。与那些普通工人相比，他们所受的剥削和压迫要轻得多。按常规思维，他们应该满意并希望维持自己的地位，反抗性应该相对较弱。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贵族工人“知道自己在工厂中的地位旁人无法取代，所以敢于向其雇主发起挑战”。并且，他们提出的要求也比普通工人高得多，政治色彩也比较明显。即使是在共产党的影响已大大扩大的时期，“地位较高的工人，尤其是白领职员和工厂工匠在革命的工人运动中仍是主干力量。”
《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的确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好书。尤其难得的是，它给我们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极好的方法。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借鉴的话，那么，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将会真真正正的再现历史、多姿多彩，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 [美]裴宜理 江苏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