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滴沥，与几个好友以茶代酒附庸风雅，体会“谈笑深时风雨来”的境界。楼下歌厅飞出的高分贝咏叹调搅了谈兴，一友叹日：“有了卡拉OK，从此遍地歌星。”我说：“还记得当年小靳庄的赛诗会吗?有了小靳庄，几亿农民一夜间都浪漫起来了。”
这一提不要紧，闲聊的话题又拐到了“小靳庄”上。于是又一番胡批乱侃，歪诗趣话砖玉横飞，可说到小靳庄“出名”细事，“四人帮”垮台后又有什么遭遇，如今这个无辜的小村庄怎么样了，大家却只能瞎猜一番。
想来这也是许多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朋友共同关心的话题。几天后，我正好出差进京，就借便去了趟天津，对小靳庄做了一次实地采访。
汽车过田越舍颠簸而行，绿意盎然的华北平原上，村村镇镇区别不大。在想像中，小靳庄该有所不同，凭感觉就该能认得出。可直到坐过了站才明白，这个当年驰名全国的村庄了无特色，甚至都没有一个明显的村标。
多走了一段冤枉路，跨过一个小石桥，就算到了小靳庄。村路上不时有小伙子骑着摩托车赛车般飞驰而过，我想，30年前的“辉煌”村史对他们来说差不多已成天方夜谭。
打听村委会，村里人说：“现在哪有村委会?你看哪家的电视天线杆上挂着广播喇叭，哪家就是村委会了。”
寻着这特殊的“标识”找到了村支书王孝仁。这是一个非常朴实的农家汉子，他接待记者就像接待上门收购大葱者一样，实实在在，没有半点儿客套。他告诉我，现在小靳庄村有190多户人家，700多口人，以种小麦和葱为主要农作物。村里每家都有外出打工的，有在外面做服装生意的，有干建筑活的等等。小靳庄没有村办企业，资金和资源都缺乏，做不成企业。但因距宝坻和天津市区近，交通还算便利，种大葱的收入还可以，去年人均收入接近4000元，和左邻右舍比再普通不过。
“现在村里人对小靳庄过去那段历史怎么看?还经常提起吗?”
“年轻人不知道，上岁数的人不愿提，没啥看法。都忙着各过各的日子，谁提它?”
我问他，村子里还有没有当年留下的什么纪念物，像集会赛诗的夜校、来宾图片资料等。
他点支烟，蹙着额头半晌才说：“不是什么荣耀事儿，都没了。其实当时也没什么特别的东西，给江青建一个厕所，早就拆了。”
他紧接着说：“走。我领你去见王作山，他就在村上住，跟他唠。”
王作山就是小靳庄当年的支部书记，既是小靳庄的带头人又是见证人，对小靳庄“出名”前后的历史，恐怕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了。
三间空旷的房屋，就王作山老人一人住。屋里陈设简单陈旧，没有电视，炕上摆着一个贴满粘膏的收音机。收音机旁，清癯的、已年届古稀的老人正坐在炕上卷纸烟。听了我的来意后，老人说：“我做了多年农村干部，辛辛苦苦，还帮了倒忙。这些陈谷子烂芝麻不说了吧?”我说：“咱们随意聊聊，就算唠家常吧。”老人终于叹了一口气说：“唉――，这些年小靳庄不容易呀!背了黑锅，从群众到党员干部都憋了一肚子委屈。”
当年的小靳庄也就随着老人吐出的丝丝缕缕的烟雾逶迤而来――
70年代的小靳庄是个穷村。潮白河流经的土地盐碱成片，每亩地只能打百十来斤粮，社员每天才挣两三毛钱，村民吃饭都成问题。为了让社员过上温饱日子，亩产粮食“跨黄河．过长江”，村支书王作山提出要穷则思变，艰苦奋斗，“河挖三尺。地长一寸”，同时要养猪积肥、科学种田。
“那时大伙的干劲高哇!贪黑起早，冬闲不闲，一心为公。于活都有自觉性，不用吆喝，广播后就都到地里干活去了。粮食成熟后根本不用护秋，收获后成捆的麦穗落在地里，社员捡后就送到队里，没有往自己家拿的。小学生都自发地捡麦穗交公。”
“我们办的夜校主要是学知识．学科学，由本村的高中生辅导村民学习。讲科学种田，将大垅改小垅，当年就见效，麦子长出后一望无际，明显好于其他村。全村1300亩地一年就向国家交20万斤公粮。平均人均分得口粮450斤。这在当时是不容易的。”
“赛诗的事儿你知道，我们是用这种形式表扬好人好事，批评懒惰思想，给大家鼓劲儿的，无非是些听起来顺耳的顺口溜。可是成了江青的点儿后就和夜校一样都变了味了，变成了大批判的政治工具了。”
王作山接着告诉我，小靳庄大干出成绩后就成了河北省的典型(当时宝坻县还属河北省管辖，1973年划归天津市，他也出席了省里先进典型代表会。代表材料逐级上报，来视察的、参观的人也多了起来)。
1974年6月17日，江青带着梁效写作班子和一些亲信由天津来到小靳庄，找来了侯隽等下乡知识青年和公社社员，又是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向大家问好，又是送批林批孔材料。她对在场的人说：“你们不要以为社会主义没有儒了，我们党内就出了不少儒，还是大儒。我们就是要批他。从你们这里创造出经验，就可以向全国农村推广了。”
王作山回忆说：“江青来之前，县委书记找到我，让我好好准备迎接。头一天我还在为不重视抓民兵工作挨批呢，就说‘迎接的事儿你们安排吧，我得到武装部政委那里检讨去。’我不愿接待这些‘大人物’，可没办法，政治任务。准备了一天一宿，让群众排练了几段样板戏，还准备了几首诗，说由我汇报基本情况后就给首长们表演一下。”
“9点多钟的时间，一二百号人浩浩荡荡地开进小靳庄。那时路也不好走，临时垫了一下的乡路尘土飞扬。事前村里人接到通知，要尽量着装整洁，不管是学生还是大人，欢迎时要有秩序，还要显得热烈。可江青由纪登奎等陪同一进小靳庄，大伙还是有些骚动，都抻着脖子看，欢迎口号也喊得乱七八糟。会场就设在小学校操场，也没有凳子，同来的市长、县长等就坐在砖头上。江青走到临时讲台前，还没等我们主持一下就拽过话筒讲了儒法斗争史。随后她问村妇女主任叫什么名，当听说叫周福兰时，就说‘啊呀呀，福兰这个名字太封建了嘛，我给你改个名字吧。你就叫周克周吧。’然后解释说：‘克周就是用咱们这个周，克他那个周。’”
“说到改名，那可不是改周福兰一个呀!”王作山又点燃一支烟说，“当时她还问前排的小学生都叫什么名字。有个同学答叫王淑先。她说：‘改，叫王先吧。’另一同学叫于瑞芳，她说：‘改，就叫于方。’她一下子就给改了六七个名，弄得人不知说什么好。”
“随后的演出倒挺热闹，由我们社员朗诵诗，再和演员搭配着唱几段样板戏。听说过《红灯记》里李玉和扮演者浩亮管江青叫妈的传说吧?那就是从这儿来的。当时天气很热，江青给卖力演唱的浩亮递过去一碗水，浩亮随口大声说了一句《红灯记》里的台词：‘谢谢妈!’后来就传开了，说浩亮管江青叫妈。”
老人说，这以后小靳庄就成了江青抓的点儿了，各级驻村工作组成立了，一切都已不由自主，一个农业生产战线上的典型一下子变成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典型了。学文化的夜校成了尊法反儒的阵地，好好的学文化学科学的场所变成了赛诗会场，而且这股风还迅速吹遍了全国。
1974年麦收时节，江青又到小靳庄来。她这里看一眼，那里看一眼，对身旁的王作山说：“小靳庄是我的点儿，你要搞不好，我就收拾你。”她装模作样地来到麦田里，要过一把镰刀弯下腰做割麦状。人家割麦都是揽过一把后贴根平割，可她不会，左手攥住一把麦穗，右手伸镰齐腰就往上提，幸好没割下来，看得王作山直害怕，忙上前提醒：“首长，您小心点儿，这样割会割了手。”
这句话让江青很没面子，她生气地说：“这我懂，还用得着你管?”说得王作山大气都不敢出。那以后，王作山不多说话了，心想：你爱干啥干啥吧，还落得省事呢，反正她来时都带着吃的喝的，从来也不喝村里的水，吃村里的饭。
休息时，江青将侯隽叫过去，说要送给她一顶旧草帽，并让侯隽拿浆蓬帽跟她换。侯隽说家里离这儿50多里远不好取。江青说：“你要不要就不给你了，很多人都向我要，我还没舍得给呢!这是我在延安开荒时戴的，给你跟邢燕子俩轮着戴吧。”
后来侯隽将这顶帽子放在村陈列馆里，还写了赞草帽诗，为此，粉碎“四人帮”后被审查好长时间。
王作山说：“那时谁能有那么高觉悟?江青动不动就打着毛主席旗号，谁能不听?我们育出的‘东方红三号’小麦种获得丰收，江青临走时对我说：‘给我装几袋麦种，我要带给毛主席看看。’一听说毛主席能看到我们的成果，老百姓欢喜得不得了，我们忙认真地装满几袋交给她带走。后来也没有信儿，现在想，她那是做戏。”
江青第三次来小靳庄，是在当年9月。那时，菲律宾总统特使马科斯夫人访华。据说，马科斯夫人没有到天津的安排，是江青要求的。
到了小靳庄，江青就对马科斯夫人说：“小靳庄是我的点儿，也是中央的点儿。”但这里没有什么适合外国人参观的内容。就是召集社员唱唱歌，念念诗，外宾不知所云，搞得外交部礼宾司很尴尬，却又无可奈何。沿途兴师动众，把个小靳庄搞得紧紧张张。
小靳庄在懵懵懂懂中名扬天下。王作山也因此而风光过，被安排到中央党校学习过，还参加了四届全国人大会议，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被提拔为宝坻县委书记。他自己都觉得荒唐，“我就念到小学二年级，怎么能当县委书记?”
“四人帮”垮台了，王作山的“县委书记”一职被撤销，人也被隔离审查。要开除他党籍时他憋不住了：“我们有什么错?我有什么错?不是你们把江青领来，小靳庄能被毁了吗?”后来在万里和帅孟奇过问下，本着“对党有利。对个人有利”的原则，解除了对他的审查，他才又回到小靳庄。
谈到这段历史，王作山很伤感，他说：“那个阶段村里人出外都不敢说是小靳庄人，抬不起头。你说，好端端的一个村子，偏偏就让江青看上了。”
临告别时，王作山一再嘱咐，有些话他只是跟我说一说而已，就不要写到文章里去了。他说：“我认识一些北京的记者，他们也来过，可这些话我都没讲，之乎者也就推辞了。都过去了，还说它干啥?”
是啊，尘埃落定后，历史让一切都回复了本原，当年人为催生的五彩泡沫都已杳无痕迹。
如今的小靳庄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普普通通、平平静静的生活，因为，他们坚信土地的实在与忠诚。
(摘自《中年人》 2004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