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上海昆剧团新创排的《景阳钟变》在宛平剧院首演。该剧以传统戏《铁冠图》为基础，保留了《乱箭》、《撞钟》、《分官》等传统折子戏中的部分精华。剧情叙述明末李白成农民军進攻北京，崇祯帝乏饷少兵、却仍然偏信宦官，文武官员则各怀私利、畏怯避战。最后城破，崇祯帝逼杀妻女、自缢煤山。
据传《铁冠图》一剧在清朝初年就有上演，到清末时，还留下18折（武班多3折），串演颇盛。昆剧“传”字辈演员在1926年串演过全本《铁冠图》，有《探山》、《营哄》、《捉闯》、《借饷》、《对刀》、《步战》、《拜恳》、《别母》，《乱箭》、《撞钟》、《分宫》、《守门》、《杀监》、《刺虎》等14折戏目。观众熟悉的京剧，谭鑫培的《别母乱箭》（《宁武关》）、梅兰芳曾在美国演出的《刺虎》，都是京剧从《铁冠图》的直接搬演。该题材虽是传统骨子老戏，可是由于政治因素，往往被禁，连抗战时期激励民族气节、名重一时的京剧《明末遗恨》，也不能上演了。周信芳曾经对别人说，我想演的戏（指《明末遗恨》），他们不让演。那时可以演的是程砚秋的《春闺梦》。上世纪70年代末，姚雪垠的长篇小说《李白成》风靡一时，据此编演的戏有京剧《闯王旗》、昆剧《红娘子》、越剧《慧梅》等等。上世纪80年代初，报刊上逐渐开始有指向姚雪垠的批评文章，起初是对他的创作方法，渐次涉及内容。
1986年，上海昆剧团把《别母》、《乱箭》、《撞钟》、《分宫》、《刺虎》等5折進行串演。可以说，这次是试水性的。1990年，上海昆剧团又将它改编排演成《甲申祭》，保留了《撞钟》、《分宫》、《刺虎》等3折，重写了《围京》、《入主》。主题是通过对明王朝覆灭以及农民起义军局限性的揭示，为历史提供鉴戒。当然，这无非是借酒杯，浇块垒的手法。
随着科学文明的发展、教育程度的提高，现代社会已非过去闭塞的农耕社会，如果现在还只是停留在以戏剧来教化世道人心的思维模式里，那是思想发展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表现。世易时移，应该说当时某些思想产生的基础已经发生改变，某些内容也因此失去了其合理性。现在来看这些剧目就应该从艺术角度多加考量。
《景阳钟变》在短短的两个多小时里，把崇祯亡国杀身的故事说清楚了。完全不知道这段历史的观众看完该剧，也能了解个子丑寅卯。可是，要把一个亡国之君的形象及其心理活动，生动地演绎呈现在舞台上，深入到观众的内心里，就需要演员的艺术表现力了。
崇祯不同于别的亡国之君。肯定他的，认为他英武、果敢、勤政、节俭；否定他的，认为他猜忌、残忍、刚愎、偏信。有历史学家认为他忠奸不分，至死不悟，把责任推给臣下。其实，历史研究应该设身处地分析问题。如果用事后诸葛亮的眼光分析问题，难免会曲解古人。后世人能够看清楚袁崇焕等人是忠臣，洪承畴等人是叛徒；可是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形势中，要做到这一点殊非易事。所谓人心隔肚皮，人生难得一知己等等谚语，都说明人心难测。皇帝孤家寡人，以一人而防天下（包括自己的儿子），无论圣明如唐宗宋祖，还是昏暴如胡亥杨广，有几个能做到不猜忌？传说康熙晚年携两个爱妃钓鱼，钓上了一个乌龟突然脱钩了。一个妃子说了一句：“它没有牙齿。”旁边一个妃子闻言抿嘴一笑。康熙大怒，把抿嘴发笑的妃子打入冷宫。康熙的理由是，说者无意，笑者有文姬》、《伊索》、《同志，你走错了路》：1988年，带来《茶馆》、《天下第一楼》、《狗儿爷涅槃》、《推销员之死》、《哗变》。此次时隔24年第三度来沪，众人皆颇为感慨。
提起北京人艺，就会想到“郭”“老”“曹”，这似乎已然成了北京人艺的标签。对此，这些年和人艺一起成长的任鸣表示：“北京人艺其实一直有发展，并始终坚持民族性、坚持现实主义、坚持人民性，我们所有的发展都基于这三个原则。”在他看来，当今中国话剧界，如果说一个剧团还有明确风格的话，那北京人艺可以说是硕果仅存，“如果北京人艺没有了自己的风格，那就不再是北京人艺了”。
想当年导演陈薪伊，正是被北京人艺这种精神和风格感召而走上了戏剧之路。在上海大剧院举办的《北京人艺60周年展演——特别活动（人艺·人生）》艺术课堂上，陈薪伊怀想起自己与北京人艺不解的情缘。当时二十多岁的她第一次上北京，饿着肚子去剧院看了一出《茶馆》，自此北京人艺成了她精神追求的坐标。虽然之前也有与人艺合作的机会，但都因时机不成熟告吹，如今的《原野》可谓水到渠成，七十多岁的陈薪伊终于圆梦北京人艺。
陈导自我调侃地说：“我有点激动了，就像现在有些电视剧～样，一个闪回接一个闪回。”当陈薪伊因为《原野》再一次走進人艺排练厅，她闪回了一幕戏。“那是1983年，我带着《女人的一生》这个戏来到北京，去人艺拜访夏淳老师，一走進排练厅，就紧张得心动过速，感觉排练厅是如此神圣，不可造次。”上世纪90年代后期，陈薪伊也曾担心过北京人艺能否保持住自己的风格，“但是走到今天，北京人艺一步一个辉煌，这个剧院能够几十年坚持做经典，不得不让人景仰”。艺术课堂的最后，陈薪伊导演说“做戏剧的人对人的心灵是有责任的”，并慷慨激昂地呼吁观众：“拒绝看麻醉心灵的作品！”
北京人艺老院长曹禺曾经对观众这么说“你们是我们的好观众、好朋友，老实说，离开你们，我们一天也活不下去，你们亲切地关怀着我们的心。你们看戏后热烈鼓掌，我们从心里高兴，甚至一夜晚都激动得睡不好觉。如果你们看了戏，闷声不响，垂着头回了家，对家里人说：‘真丧气！白跑了一趟，花钱买气受！’如果是这样，我们这些台上的、台下的，对你们是多么惭愧和伤心。我们的艺术打动不了你们，我们不能给你们一点安慰、一点思索、一点回味的余地，不能鼓励你们，不能使你们笑、或者哭，不能给你们任何感想，我们活着还有什么味道。我在北京人艺干了几十年，我明白我们确实还有不少的缺点，可能在前進中出现一些不能令你们满意的地方。这些都需要我们严正的观众、我们的朋友，随时指点，我们要对得起你们的期望，我们要长久保持对国家、对人们的责任之心。”这段话，仿佛是曹禺先生对如今剧院成员的提醒，更是对上海观众的托付，北京人艺将在观众的议论与监督中不断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