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庞艺林骑着自行车路过一个个招新摊位时，他明白每年一度的“百团大战”社团招新又开始了。 一年前，这位刚刚进入北京某高校就读的新生兴致勃勃地在这里加入了七八个社团，但一年后，他就把所有社团都退了，因为社团生活和自己最初的想象大相径庭。“办的活动都差不多，很水、很没意思。”
据调查，在高校中，当文学艺术类社团因经费匮乏而门可罗雀时，一些与社会、企业相关的社团却能够吸引大多数学生的加入。
“学生社团本应是大学里最讲民主的地方。但现在的学生社团，却成了追逐政绩的秀场。”庞艺林说。
为了给职业经历加分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2008级本科生齐宇飞曾对北京市九所高校的社团发展状况进行了一次调研，他发现，在所有社团中占比例最大的文学艺术类和文体娱乐类社团，经费最匮乏，活动开展最困难。
复旦诗社指导老师肖水说，有着悠久历史的诗社“几乎成了一个植物人”，核心成员只有三四个人，一年连一个活动都举办不了。曾经社里想办一个朗诵会，社长去申请一百元经费却未获批，最后只得作罢。
另外，大部分学术性社团也都在走下坡路。一些文体类社团，如跆拳道社、瑜伽社、吉他社，则陷入“收学费”模式，会员参加收费的课程，沦为相对廉价的“技能培训班”。
与这些社团的没落相对应的是“实用性社团”的兴起。与社会组织、企业需求息息相关的社团“既不缺钱，也不缺人”。
这些“实用性社团”受新生追捧，其中一些由大企业和学校合办的社团更受欢迎，一旦加入，协会成员不仅可以经常参加企业举办的各类社会活动，定期到大企业实习，还能获得毕业后到该企业应聘免除笔试或面试的待遇。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王剑从大一开始，就加入了一家“世界五百强”公司在学校赞助的社团。四年里，他参加了该公司组织的暑期集训营等各项活动，在大三时做到了社长，有了去公司实习的机会，并在毕业时顺利签约该公司。
“在十年前，学校的氛围很纯粹，大家就喜欢聚在一起玩玩乐队、谈谈文学。”曾任一所高校社团联合会主席的赵达说。他认为，现在大家参加社团的目的变了，不是出于兴趣，而是为了给职业经历加分，因此，学术类、文体类社团难免衰落，与求职、实践等挂钩的功能性、实用性社团兴起。
层级规则森严
被社会的功利性影响的，不仅是学生选择社团的动力，还有社团的运行机制。
在某高校社团的一次社长改选中，大二学生李心月觉得自己把握很大，但上一任社长“善意”地提醒她有好几个竞争对手，应该给社团的主管老师“意思一下”。
李心月拿不准该送多少，犹豫再三，送了两千元，结果那个老师执意不收。前任社长告诉她，这说明那个老师已经收了别人的钱，答应给人办事了，而且，别人送的肯定比你多。李心月半信半疑。后来，在社长竞聘会上，匿名投票结束，她得票最高，比第二名多三票。然而，综合投票与学校、社联意见之后，却是另一名同学当选。
“这件事让我彻底失望了。”李心月说，从一开始她就发现，这个由学校直管、有六百多名成员的大型社团，竟有着机关一样森严的层级和议事规则，“每个人都只向自己的上级负责，对自己的‘下级’则吆五喝六。”每逢过年过节，部员要给部长送礼，部长要给社长送礼，社长要给老师送礼，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规则，这样，部员才有望当上部长，部长才能当上社长，而社长则能与老师保持良好的关系，也有可能获得留校的机会。而进入到社团的“核心圈子”里，是获得保研资格、奖学金和找工作的捷径。
曾任北京一所高校青年志愿者协会会长的李悦觉得，社团的运行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走向僵化，很多事情都由社长一个人说了算。
她认为社团被一些人当成了追逐利益的工具，打击了学生活动的热情。
北京大学一个公益类社团的负责人说，整个社团受功利化影响，给这个校内“十佳社团”的运转带来了困难，“能够潜心做公益活动的社员越来越少了”。
【原载2012年第29期《看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