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现象，它与作家们所处的时代文化环境密切相关。丹纳说：“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这一点已经由经验证实；只要翻一下艺术史上各个重要的时代，就可以看到某种艺术是和某些时代精神与风俗情况同时出现，同时消灭的。”谢桃坊先生在《中国词学史》中，论述现代词学研究的趋势时也说：“在随着词学研究向文学本位回归时，由于受到广义文化学和人类社会学研究热潮的影响，词学研究另一逆向发展是将对象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下进行横向的多学科的研究，试图开拓研究的新领域。这已绝不是简单地将文学与政治经济联系比附的庸俗社会的复活，而是将文学置于民族文化系统内去发现它与整个文化系统及某些子系统之间的各种联系，藉以揭示某些非常隐秘的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特征。”
我们的南宋遗民词人研究，就旨在从这一词人群体与当时社会文化的复杂联系着眼来探讨其创作。与遗民词人创作活动相适应的哲学思想，带有鲜明的隐逸文化特质，是形成遗民词题材内容、审美特质的重要因素，我们下面就来探讨一下他们的哲学思想特征。
在南宋遗民词人群体之前，唐宋词人的隐逸活动，大多表现为一种个别词人偶一为之的行为方式，大多是作为儒家进取行为在现实生活中受挫后的一种暂时性精神安慰而存在的，既较少有哲学理论上的思考、建构，更少有真正群体性的隐居生活实践，也还没有形成一种词人群体共同认同的隐逸人格精神，不像南宋遗民词人群体对儒家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否定批判得如此彻底，对道家超脱世俗、隐逸高蹈理想追求得如此热切。这样一种士人群体性的隐逸思潮，是他们对元蒙暴政消极反抗的结果，透露出他们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和强烈的民族自尊，带有那一特定历史时代的独特印痕。因此，南宋遗民词人群体的隐士人格精神正是在宋元之际独特的隐逸文化环境影响下形成的，他们的哲学思想也反映了这一时期的隐逸文化特征。
宋祥兴二年（1279），陆秀夫负宋幼帝赵呙蹈海而亡，文天祥兵败被俘，赵宋江山沦为元蒙统治，揭开了大批宋末词人遗民生活的开始。除文天祥在1282年慷慨捐躯外，大多数词人怀着亡国之痛、故国之思在元蒙统治下继续生活着。身为遗民，“立功”一途受阻，使他们只有担当起“立德”、“立言”之任，在诗词歌赋和文章著述中寄寓他们的亡国哀痛和存续传统文化的苦心。于是，宋元之际易代乱离的环境，既磨砺了一代封建士人的节操，又成就了这一特定历史时期遗民词人独特的哲学思想。因为元蒙代宋，使遗民词人的民族自尊心蒙受到空前的屈辱，他们既无力实现外在的功名事业，就只有追求个体内在的人格完善，保持心理的平衡与精神的充实。
我们试举几个典型的事例，来探讨南宋遗民词人的人生哲学在唐宋词史上的这一新变。
首先，我们来看赵文所言：“人生实难，而焉用感慨为哉。昔人言不朽日立德、立功、立言。今世何功可立？惟立德立言正属我辈。”（浮眉楼记）当外在功名事业的获取不可能实现时，他们明确要求得到自我内在心理的相对自由与安宁，这就使得遗民词人的人格精神转向了内在，他们内倾性的思维方式也突显出来了。这时遗民词人群体的悲剧性生命体验也使他们只有转向内在，反身认识自我、解放自我，这种内倾性的哲学思想体现了理学思想注重自我实现、自我超脱的特点。
其次，正如刘辰翁在《东乐记》中所说：“不知仙之乐于人间似否？意者人间之乐，亦不能不乐也。观其言，沈东老可羡可敬，尤贤于人者，不过酿酒留客、卖金收书二事而已，果然吾亦乐之。人人有此乐而不有。”其词曰：“幸自少年场屋了，谁能淗淅数还炊，千岁是灵龟”（《双调望江南·寿赵松庐》），阐明了遗民词人群体在隐居生活实践中自得其乐、隐逸则安的普遍性心理。
还有，刘将孙在《自有乐地记》中的人生哲学，也回应了其父刘辰翁的生活观念、价值取向，他说：“乐地果不得有乎？盖有者不以境、而乐者不以物而乐，则我之所居有馀地矣。”可见，隐逸高蹈、自得其乐，求得内心的安乐与充实，既是南宋遗民词人普遍性的生活方式，也是他们普遍性的人生哲学，这种隐逸的哲学思想影响到了整个元代的社会面貌，是一个时代文化精神的体现。
诚然，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隐逸文化精神。南宋遗民词人的哲学思想，因与当时理学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而形成了其在唐宋词史上的独特性。
具体来说，南宋遗民词人群体哲学思想的隐居生活实践特征及其在创作实践中的表现，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
在隐居生活实践中，南宋遗民词人将理学思想与隐逸高蹈的行为方式结合起来了。宋元之际遗民词人隐居生活实践造就了他们的隐士哲学思想，这种哲学思想与当时理学思想紧密联系着，是中国哲学随着社会变迁而在特定时代里表现出来的一种独特形态，并渗透到当时遗民词人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我们试举几例来阐明这一观点。
其一，试看戴表元对理学思想与隐逸高蹈行为方式的认识。他曾在《稼轩书院兴造记》说过：“广信为江闽二浙之交，异时中原贤大夫南徙，多侨居焉。济南候幼安居址关地最胜，洪内翰所为记稼轩者也。当其时，广信衣冠文献之聚，既名闻四方，而徽国朱文公诸贤实来，稼轩相从游甚厚。于是鹅湖东兴，象麓西起，学者隐然视是邦为洙泗阙里矣。”他将辛弃疾隐居之地视为理学发源地洙泗阙里，表明他们已将词的创作与理学思想联系起来了。不过，我们需要指出的是，辛弃疾大半生都是在隐居闲赋中度过的，将他的所居之地比作理学发源地，就无异于将理学思想的源头放在了隐逸高蹈之行为方式上了。
其二，我们来看程端学在《陵阳集·原序》中对遗民词人牟嵫的评价，他说：“陵阳先生牟公巘博学实德，为时名卿。天下之书无所不读，古今典礼无所不考。其源出于伊洛，其出处有元亮大节。”正是看到了牟巘所受伊洛理学思想的影响，故其能“杜门隐居凡三十六年”，出处具有了隐逸诗人陶渊明的大节之风，并从而阐述了遗民词人所受当时理学思想影响与其隐逸高蹈行为方式的关系。
其三，我们来看谢枋得在《贺蔡芳原判镇为道士启》中对理学之士的极度推崇，他说：“光风洒落之襟怀，白日清明之志操。濂溪而下，考亭而上，徧参诸老之书；西山之节，久轩之忠，自得一家之学。未展平治修齐之蕴，肯为清虚恬淡之游。静观世变之推迁，忍见人生之辛苦。皇帝王伯之道，一降如今；衣冠礼乐之区，一变至此。惟圣贤乃能避世，惟明哲可以保身。不嫌茅宇之凄凉，转为道观；何必玉隆之严邃，乃寄仙家。上界喜闻蔡真人之词，新宫不让山元卿之笔。庐山泉石，甫期清静之留，华岳烟霞，幸有希彝之隐。尚恐闻十行之丹诏，终将拥一朵之红云。某窃欲访松花，共寻瑶草。青牛何往？常占紫气于函关；白鹤高飞，或听玉笙于碧落。”用“光风洒落之襟怀”、“白日清明之志操”来称颂濂溪周敦颐、考亭朱熹、西山蔡元定等理学家，真可谓是推崇备至，并将这些理学之士的行为方式与隐逸高蹈之士希夷陈抟并列，表明遗民词人自己欲访松花、共寻瑶草，在隐居生活实践中将理学理想与隐逸高蹈结合起来的行为方式和心态情感。 还有，著名的江西遗民词人、抗元志士文天祥，也可算是理学中人，他受业于欧阳守道和江万里二人，而这两人都是理学大师。文天祥正是在师长们的感召下，奋起抗元，像他这样的理学中人，若不是为国捐躯，就只有隐居不仕了。
由此可见，遗民词人在隐居生活实践中，闲来无事，便研习义理，而理学思想的内倾性特征，最为适合他们的趣味归宿，所以，他们大多对理学思想有着比较深刻的理解，其隐逸人格精神也不能不受理学思想的影响，在论述理学思想时，自然而然地便将之与隐逸高蹈的行为方式结合起来了。
二
南宋遗民词人不仅将理学思想与隐逸高蹈的行为方式结合起来，还将理学上的？心学”、“性理”之思想与他们的文学创作实践结合起来，甚至于有时用之来阐述他们的文学理论。
宋代理学正是融合了众家哲学思想，包括吸收了佛学和老庄哲学而成的，具有明显的隐逸文化特征，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心学”、“性理”之思想，这使得遗民词人因接受理学思想的影响而在人格精神上具有了内省的特质，并影响到其文学创作理念。关于这一点，有两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
其一，刘辰翁，少时曾登陆象山（九渊）之门，为巽斋弟子，不仅是一位理学的爱好者，也是一位认真学习过理学思想的研究者。这样，他在隐居生活实践时就很自然地将他的理学思维方式引入他的文学创作理论中了。他在论诗时说：“生于其心。”其子刘将孙深得父亲真传，他在父亲去世十六年后，对其父的这一诗学观念加以阐发，说刘辰翁创作是“证之本心，溯之六经，辩濂洛而见洙泗，不但语录或问为已足，词章翰墨，自先生而后知大家数笔力情性，尽扫江湖晚唐锢习之陋”。刘将孙也是一位理学之士，曾发表过关于理学思想与文学创作的重要见解，即：“将义理融为文章，而学问措之事业。”这就非常清楚地表明，刘辰翁、刘将孙父子在文学思想上显然是受到了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派哲学思想的影响，从而能够如此融化无迹、水到渠成地将心学思想融入到他们的创作理论中去。
其二，刘螵也是当时陆九渊的心学思想在南宋遗民词人群体中产生了广泛影响的体现之一。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他是其中深受心学思想影响而又在理学理论上取得较显著成绩者。亡国之际，刘壎隐居不仕，闭门著述，有《水云村稿》、《隐居通议》传于世，在这些著作中，体现出他隐居生活实践中对理学中心学、性理的研究与理解。据《四库全书总目·隐居通议》载：“是书当其晚岁退休时所着也，凡分十一门：理学三卷，……其论理学，以悟为宗，尊陆九渊为正传，而援引朱子以合之。”刘壎对陆九渊理学中“心学”思想的深刻透彻理解，使他能“以悟为宗”，并援引朱子之学来互相参证，在理学上有很深的造诣。不仅如此，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将理学思想融入到了他的创作实践中，对其词的创作实践活动起到了很重要的引导作用，其词也因此而带有了“心学”思想影响下的审美特质，被况周颐誉为“满心而发”。
由此可见，宋元之际，遗民词人推尊理学，讲究性理、性命之风的盛行，以致于戴表元在《方使君诗序》中说道：“当是时，诸贤高谈性命，其次不过驰骛简牍俳谐、场屋破碎之文，以随时悦俗。”宋末文人尊崇理学，把性命之学当成一种“时俗”来追随。
性命之学及场屋之文，成为当时文士最热衷于谈论的话题。宋亡后，科举废止，场屋破碎之文已无用武之地了，倒是性命之学，对易代之际士人的悲剧性生命体验能起到很大的消解作用，从而为广大士人所乐于接受。因此，遗民词人从此更是省心省力，从以前整日于应付科举时文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而有时间、精力、闲情来研习义理、性命之学。为了详尽地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举出如下几例：
梁栋，“宋亡遂归武林湖上，隐居不出，武林为旧宦游处。甘棠之思久而愈切，栋安贫守道，澹泊自怡，绝无求于人世。弟中砥讳柱为道家，入茅山从老氏学，栋往依焉，庚寅以诗得祸，几遭不测。自是名益著，夙爱白下山水，又喜去茅峰，不远，遂卜居。建康江东人士问字者，踵相接也，然时时往来茅山中究心性命。”正是在经历了“几遭不测”的悲剧性生命体验后，他们才能甘愿过着“安分守道，澹泊自怡”的隐居生活，并自然而然地从老氏之学、心性命之学中寻找生活的趣味。
赵文，亦是这样一位在隐居生活中通过研习理学来消释苦闷的遗民词人，《同治庐陵县志》卷三十二载：“赵文，字仪可，一字惟恭，号青山，南街人。……宋亡，隐居不出。会当路屈耆年硕学主湖山讲席，强起为东湖书院山长，寻改清江儒学教授。诗文脱略崖岸，独自抒其所欲言，晚年颇以理学自任，进之未已。”⑩他的诗文成就与其理学修养是分不开的，刘将孙曾说他是：“以欧、苏之发越，造伊洛之精微。”@他在隐居生活实践中通过学习理学，理解了个性独立，人格自由等方面的隐逸思想，因而能够“独自抒其所欲言”，这也正是隐逸文化所独具的影响力所在。
还有，至元二十四年（1287）科举考试已停了十年，王义山的《稼村类稿》成编，他在自序中说：“魏晋以来词气犹近古时，未有科目也。唐人专尚词章，全是科目坏之。……盖于科举之外，知有义理之学，义理之外，知有性命之学。”因此，人元后，科举废止，更加引发了遗民词人在隐居生活实践中学习、研究义理之学的浓厚兴致，这也就使得理学思想更加盛行，成了遗民词人隐逸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由此可见，南宋遗民词人在隐居生活实践中将理学中的“义理”、“性命”思想贯串到了他们的创作实践中去，并将这种思想与他们的文学创作理论结合起来了。理学上的“心学”、“性理”、“性命”之学的兴起，为宋元之际遗民词人隐逸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土壤，也为他们的词学理论建构提供了具有指导意义的思想资源。这便是强调内心的体验，注重心灵的作用，对南宋遗民词人注重心性、内省观照的创作思想影响甚大。
理学思想抛弃了前代强调外向事功行为的儒家思想因素，基本上形成了一种以内省为主的思维特征，特别注重对内心生活的体验与感悟。这种哲学思想与南宋遗民词人的创作理念联系在一起后，使他们在词学理论的建构时，烙上了宋元理学的思想印记，而具有了鲜明的隐逸文化特征。 三
下面，我们再来看南宋遗民词人将理学思想与他们的文学创作实践结合起来的具体表现。
南宋遗民词人哲学思想的隐逸特征，使他们的心理状态、审美情感都体现出了与理学思想的密切关联，并在创作实践中体现出了这种联系。
改朝换代的巨变、家国沦丧的惨痛、民族压迫的残酷，以及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南宋遗民词人失却了实现传统人生目标的可能。对他们而言，不人仕则意味着无功无业、无由进取。再加上汉族政权被一个少数民族全面征服，在宋朝以前是从未有过的，这种变化的突然性和刺激的强烈性，使遗民词人的精神受到极大的震憾，沉重的屈辱感和压抑感，始终笼罩在他们的心头。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无力或无心实现外向化的功名事业，就只有转向内在，作内心的自我观照，求得心灵的安宁与自由。这些思想转变，反映在词之创作实践上，就在于它使唐宋词呈现出了许多题材内容、审美趣味方面的拓展。有一个现象，至今仍很少有学者将之与南宋遗民词人的这种内倾性思想特征联系起来，即咏物词在南宋遗民词人中的蓬勃兴起。
我们认为，南宋遗民词人注重心理体验、心灵表现的内倾性思想特征对其创作实践的意义，非同一般。最明显的表现之一，就是咏物词由此而盛行，并形成了遗民词人自己咏物词创作的理论体系。如张炎的词学理论著作《词源》就专辟一节来阐明咏物词创作的理论，他说：“诗难于咏物，词为尤难。体认稍真，则拘而不畅，模写差远，则晦而不明。”便是对他们隐居生活中大量咏物词创作实践的理论总结。
这时，遗民词人群体中出现了唐宋词史上咏物词创作的空前盛况，数量的增多，质量的提高，名家名作的出现，都在唐宋词史上具有独特、重要的意义。
词体文学，在其草创之际，本以写艳情为主，以歌妓歌舞侑酒为特征的创作方式，是词体文学初期创作的突出表现。《花间集》中只有寥寥几首咏物小令，很少有花间词人专力进行咏物词的创作；后来的晏殊、晏几道、柳永、欧阳修、秦观、李清照等大词人也大多把自己的才情放在秦楼楚馆追欢逐乐、花间月下男欢女爱上了，也较少从事咏物词创作；直到才大如海的苏轼、富艳精工的周邦彦，以他们的诗化之笔进行咏物词的创作，才使咏物词初具规模。不过，我们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词人外向化的积极事功生活方式及相应的心态情感，使那时词人的创作方式、词体观念受到了束缚，他们在咏物词创作领域中的成就仍是十分有限的。
这种情形，在南宋遗民词人群体中得到了改观。开始有词人专力进行咏物词创作，咏物词由此而盛行。这种盛行之所以出现在宋末元初的南宋遗民词人群体中，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内倾性的思想特征。这时涌现出来的众多著名咏物词名家行家，如张炎、王沂孙、蒋捷、周密、刘辰翁诸人，都具有这一思想特征。试想，王沂孙的《齐天乐·蝉》，不正是通过咏蝉，曲折隐晦地寄托了他们的黍离之悲与家国之恨，深切地倾诉了词人内心深处的幽幽长恨；张炎的《解连环·孤雁》也是极负盛名的咏物之作，词中所描写的是一只孤雁，抒发的却是词人自己国破家亡、亲人离散的哀伤，词人把自己内心深处中的伤痛、无奈，都融进到这只孤雁的形象中了，那些咏物佳作、名作，无一例外，都具有这一特征。正是南宋遗民词人们在隐居生活实践中形成的这种内倾性的思想特征，造就了其所作咏物词的数量和质量都是空前的。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咏物词创作，需要很高的艺术才能与深刻细致的用心。遗民词中大量出现的这类感发于心、主观色彩强烈的咏物词作，正是创作主体深受理学中“心学”思想的影响，并与当时宋末元初的具体社会环境、词人特定的悲剧性生命体验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南宋遗民词人在创作实践中注重内省、善于咏物的特点。
以上，我们从三个方面，探讨了南宋遗民词人的哲学思想，因与当时理学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从而造成其在唐宋词史上独特性的具体表现。
四
另外，我们还想补充一点。
遗民文学，作为特定历史与文化环境下的产物，既承载着传统与文化的遗绪，体现出传统社会文化心理的存留，又反映着时代与观念的嬗变。南宋遗民词，在对宋代社会文化心理的延续上，也主要表现在对南宋后期以来理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理学思想，是宋代思想文化的集大成者。正如台湾学者傅成乐教授所说：“到宋，各派思想主流如佛、道、儒诸家，已趋融合，渐成一统之局，遂有民族本位文化的理学的产生，其文化精神及动态亦转趋单纯与收敛。”遗民词人由于悲剧性的人生体验，使他们倾向于老庄和佛教哲学思想，这时他们对宋代理学思想的接受，就使他们能够融会贯通儒、道、释的隐逸文化观念。只是这时他们身经神州陆沉、华夷错位的社会巨变，又使其在对人生的体验和感受上注入了深重的民族意识。南宋遗民词人的隐逸思想，就在不同程度上包含了儒家、佛教、道家的隐逸观，他们对儒道佛三家的隐逸思想染濡既久，钻研亦深，将儒家无道则隐、用行舍藏，佛教出世、道家遁世的基本精神兼收并蓄、融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的隐逸思想。他们的隐逸思想集中体现在遁世避祸、出世解脱和享受人生几个方面，明显带有理学上三教合流的倾向。从这一时期遗民词人的行为方式及他们经常谈论的各种人生哲学话题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遗民词人在山林隐逸之际，正是通过游情于释老、参禅悟道、研习理学来淡化悲剧性的生命体验。理学思想实际上是人类深刻体认到事物本质的哲学认识体系，具有很强的思辨价值和实践价值。遗民词人求禅问道之际，周流三教，获得了儒道佛三位浑然一体的理学学养，从而能将深刻的哲理熔铸到词中，不落痕迹地转移到词作内容的审美表达，巧妙地转哲学思想为词中的审美意境。南宋遗民词人在题材内容上的一个新特点，便是他们在词中大量表现他们的遁迹出世和浮生悟语，这类题材内容因蕴含有深刻的哲理思考，读来令人回味无穷，齿颊留芳，体现出了词体的老成之境。这些，正是隐逸哲学思想对遗民词体起了思想规范和风格净化作用的结果。
这些都表明，儒道释三家的隐逸思想在遗民词人的悲剧性生命体验中，呈现出全面而深刻的融会贯通，这种融会贯通，不仅体现在理论上的思考与建构，创作实践上的运用，而且有着深厚的生活实践基础，从而使得隐逸避世、高蹈出尘的哲学思想在内涵上得到了充实和丰富，以此为内涵的词之创作主题、审美趣味，也呈现出了更为丰富深刻的形态。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时世劫难、悲剧性的生活体验，深化了遗民词人以隐士为特点的自我解脱的人生哲学，反过来，这一人生哲学，在遗民词人的隐居生活实践中，又被转化成了一种智慧的隐逸风范和超脱的人生体验。如赵文在《萧汉杰青原樵唱序》中的一段话，就正是这种隐士人格风范和人生体验的具体表现：
萧汉杰吟所为诗，号《青原樵唱》示余。或日：樵者亦能诗乎？余日：人人有情性，则人人有诗，何独樵者？彼樵者，山林草野之人，其形全，其神不伤，其歌而成声，不烦绳削而自合宽闲之野，寂寞之滨，清风吹衣，夕阳满地，忽焉而过之，偶焉而闻之，往往能使人感发兴起而不能已，是所以为诗之至也。后之为诗者，率以江湖自名。江湖者，富贵利达之求，而饥寒之务去，役役而不休者也。其形不全，而神伤矣；而又拘拘于声韵，规规于体格，雕锼以为工，幻怪以为奇，诗未成而诗之天去矣。是知后世之诗人，不如中古之樵者。
尽管这段话是遗民词人论诗论文之语，却也泄露了他们“山林草野之人”的隐逸人格风范和超脱闲适的人生哲学，并透露出他们隐士人格精神建构与创作风貌相互联系的信息，即只有具备了“形全而神不伤”的隐士人格精神，才能创作出至高境界的诗词文章。同时也说明了遗民词人与江湖词人人格精神与创作实践的区别，导致这种区别的最终根源，归结于南宋遗民词人群体的隐居生活实践，即在登临山水之际体会人情、培养性灵，正如周密在《乳燕飞·序》中所说：“溪山不老，临赏无穷。”而不是像江湖词人那样汲汲于富贵、仅仅囿于诗文声韵、体格等末枝的方面而役役不休，其形不全、其神则伤。
南宋遗民词人大多像上述赵文那样，以隐者自居，并在词中借助于对山林草野之人人格精神的肯定来建构自我的人格形象，表达自我对现实人生的思考与选择，体现了他们对隐逸人生哲学的认同。他们在山林草野隐逸的生活实践，以及在这种实践中所形成的心理和情趣上的习惯，使得遁迹出世和浮生悟语成为了南宋遗民词中最重要的主题，也从而造成了其词雅正清空的审美特质，这些创作主题和艺术风格上的新质，与词人在隐居生活实践中坚持创作有关，同时也是南宋遗民词人群体隐士人生哲学的形成发展在词体创作上的反映。
若将遗民词人的隐士身份、哲学思考与词中所体现的创作主题、艺术风格相联系，就能发现：南宋遗民词在创作主题上有着许多唐宋词史上未曾或很少表现过的种种复杂心理和人生体验、在艺术风格上也有着许多新变化，这些都值得我们从隐居生活实践的角度对之进行深入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