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东亚外源型现代化国家政治发展的动力与路径存在四项基本关系：其一，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力源于经济利益结构的调整；其二，政治发展的直接动力源于政治化社会利益集团的权力之争；其三，通过对政治精英和政治文化的形塑作用，社会传统文化会对政治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其四，外部环境因素有可能动摇和瓦解政治权力结构的稳定状态，推动政治转型，但稳定状态的重构取决于内生变量而不是外生变量。
关键词：外源型现代化国家；政治发展；政治转型；社会利益集团；政治精英；政治文化；东亚
中图分类号：DT3/7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2）02-0183-07
19世纪以降，在西方殖民主义浪潮的冲击下，东亚各国相继走上现代化道路，但它们的现代化道路各不相同，并在政治形态上表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本文在对东亚国家近现代政治发展的经验性研究的基础上，力图建构“中观”政治结构层面的分析框架，形成东亚国家政治发展动力与路径的简明图谱，从而在“微观”政治现象层面与“宏观”政治价值层面之间建立一个有良好解释力的桥梁。
一、政治发展的概念与内涵
对于政治发展的概念，学界尚不存在普遍共识。基于中观层面研究的需要，本文所称的“政治发展”是指随着经济利益结构调整和政治文化变迁，政治权力结构反复从一种稳定状态转型为另一种稳定状态的持续演进过程。而“政治转型”是指政治权力结构从一种稳定状态向另一种稳定状态演进的完成。这里又涉及三项相关的概念，需要作进一步的界定：
第一，政治权力是“直接或间接通过政府对国家资源进行分配和再分配的能力”。政治权力的作用对象是国家资源，既包括政府直接垄断的国有资源，例如财政税收、国有土地、林木矿藏等，也包括政府通过政策所能影响到的非国有资源，例如民族产业在贸易保护政策下享有的国内市场份额等。
政治权力的主体不仅有直接掌握政权的政治人物和组织，也包括对政权和国家政策具有影响力的社会组织。相应地，政治权力的作用方式既可以是直接把持政府权柄，例如通过军事政变或民主选举上台；也可以是间接影响政府掌权者，例如通过游说、贿赂、施压等途径达成目的。
政治权力的作用结果表现为参与对国家资源的分配和再分配。前者主要通过制定重大政策法规的方式实现，例如行业准入、矿藏开发、产业保护等政策法规，有可能形成中长期影响。后者主要通过政令决议的方式达成，例如财政预算分配、税率水平调节等，通常在短期内发挥作用。
第二，政治权力结构主要体现在政治权力的归属格局、总量增减和主体数量三方面。
政治权力的归属格局，是指政治权力在各派政治力量之间分布的格局。政治权力归属格局的调整结果，主要取决于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互动博弈，从短期来看充满变数和不确定性。在政治发展的过程中，保守派“复辟”的政治现象并不鲜见。例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泰国军政府的瓦解，军人集团失去了以往的政治权力主导地位，从而使政治权力的分布日趋多元。但是，军人集团在泰国“民主化”十余年后，于2006年再次发动政变，推翻民选政府，废止民主宪法，接管国家权力。
政治权力的总量增减变化，是指政治权力实际可控范围的改变。政治权力的总量变化，是政治权力结构改变的基本因素。例如20世纪后期，东亚部分国家开始从威权体制走向多元体制，与政治权力实际可控范围的改变存在内生联系。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经济权利开放、市场经济发展，“国家”直接掌握的资源种类和份额会相对降低，而在法制框架内由社会自行运转、配置的资源种类和份额将相对提高，从而逐步改变原有经济利益结构。社会掌握资源的不断增加，有利于拓展和提高社会自治能力，形成抵制国家权力侵蚀的“自强化”趋势，进而对政治权力产生有效制约。除非遭遇极端情况，例如发生涉及民族存亡的国家间战争，否则政治权力的实际可控范围很难“逆势”增加。政治权力总量增减的“不可逆性”特征，使其演进趋势具有很高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从长期来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治发展的前进方向。
政治权力的主体数量是区别政治权力结构类型的主要依据。东亚的威权体制国家，尚未摆脱农业社会的生产结构，在生产资源中国有资源相对于私有资源具有优势，控制国有资源的是少数群体，因而他们在政治权力结构中占据优势。这是威权体制的基础。工业化进程促进了私有资源的发展膨胀，经济利益主体相应出现多元化，许多新的行业和新的经济利益主体出现了，国有资源在生产资源中不再占据优势，控制国有资源的群体难以继续保持在政治权力结构中的优势地位，很多新的经济利益主体获得了政治话语权。这是多元体制形成的内在动力。新的经济利益主体以何种方式和形式成为政治权力主体，将决定一个国家政治权力结构转型的进程。
第三，政治权力结构的稳定状态是政治-经济-文化三者的协调一致。
经济利益结构与政治权力结构互为因果。各方力量对政治权力的争夺，其根本目的在于分享国家资源所产生的丰厚收益，故名为“争权”，实为“夺利”。与此相对，经济利益需要政治权力庇护，以防其他力量的侵夺。通过反复的角力和妥协，各方力量会在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的归属上达成默契和妥协，从而形成权力-利益关系的稳定状态，以避免无谓冲突和收益损失。
政治文化是政治权力结构的稳定剂，同时让政治权力结构保留有调适的弹性空间。政治权力的归属需要有明确边界，否则就有可能因误判而产生不必要的摩擦。相较于宪政法制的“显性边界”，政治文化的“隐性边界”对政治权力结构的稳定性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通常情况下，“显性边界”的制度刚性有助于明确权力-利益的归属，但问题在于，权力-利益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始终处在波动之中。如果完全依赖于“显性边界”，就会导致政治权力归属的纷争不断，难以形成稳定状态。针对权力-利益关系的波动，更具制度弹性的“隐性边界”会以其特有的弹性与包容，促成政治权力归属的边界在可控范围内微调，从而保证政治权力结构稳定。
二、东亚外源型现代化国家政治发展的四项基本关系 （一）基本关系之一：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力源于经济利益结构的调整
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认为，经济社会发展与政治进步之间存在密切的相关性。尽管事实证明，它们所假定的“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的简单对应关系并不存在，经济社会与政治的相互关联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但从东亚国家政治发展的长期趋势看，有关经济社会发展与政治进步的因果假定，还是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从长期历史过程看，经济利益结构的调整是促成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力（见图1）。
对于这一基本关系，本文的理解是：
第一，经济利益结构是指“社会群体间占有与支配生产资源的相互关系”。而生产资源是指经济生产所需的自然或社会资源，其外延随着生产方式和技术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拓展。例如，河滩上的黄沙原本并不属于生产资源，但在城市建设蓬勃发展后，挖掘黄沙出售成为有利可图的生产性行为，从而使黄沙也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源，并产生确权问题。于是，政府就会通过采掘授权的方式，确立其国有资源的所有权地位。
从生产资源的视角来看，经济利益结构的调整主要表现为两类方式：一类是存量式调整，即对既有生产资源占有和支配格局的重新建构。例如，19世纪末的泰国朱拉隆功改革，废止了长期以来的“土地王有制”规定，使得土地资源能够自由流通，从而改变了过去贵族对土地的垄断格局，有力地提高了土地使用效率和大米产量。再如，20世纪60年代泰国军人政府鼓励私人部门的产业发展，开放了部分国有垄断性行业，从而为泰国所有制格局的变化开辟了道路。
另一类是增量式调整，即在不改变既有生产资源占有和支配格局的前提下，通过对新增生产资源的分配，在总体上改变生产资源的分布格局。例如，20世纪80年代，随着卫星技术的发展，泰国政府开始颁发通讯卫星的专营权。于是，通过对卫星通讯频道这一新增生产资源的垄断，“电信大亨”他信·西那瓦成功崛起，从而进一步提高了新资本集团的社会-经济地位与政治影响力，并为2001年他信出任政府总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经济利益结构与政治权力结构的对应关系失衡，将促成政治的发展或转型。社会-经济运行的最基本过程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再生产”循环，各社会群体对生产资源的占有和支配状况，也就决定了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这是他们政治影响力的基础。相较于私人，国家机器拥有压倒性的力量优势，这就使得占有和支配生产资源的社会群体，势必会寻求在国家层面对其所有权和使用权予以保护。这种保护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通过界定“国家公权力”和“社会私权利”的范围，对政治权力予以严格限制，以避免其他社会群体借政府掌握的公权力对已有归属的非国有生产资源进行侵夺；二是通过对政治权力的直接和间接掌握，以保证国有资源以及受政治权力影响的非国有资源的占有和支配格局。
从长期来看，政治权力结构将会顺应经济利益结构的变化，但“社会的政治结构决不是紧跟着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变革立即发生相应的改变”，两者之间常常会出现发展的失衡。如果政治权力结构的转型落后于经济利益结构的调整，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就会引起政治的改良、改革甚至革命。但是，对经济利益结构与政治权力结构的因果关系不应机械地理解。政治权力结构也可以在顺应经济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先于经济利益结构进行自主调整，从而促成社会-经济的“跳跃式”发展。
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在威权体制的推动下实现经济起飞的过程，所经历的就是后一种情况，这是外源型现代化国家所特有的后发优势；但在经济起飞后，威权政治体系的“自我强化”倾向，却通常会导致前一种情况的出现，再次发生政治转型。恰如恩格斯所言：“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
（二）基本关系之二：政治发展的直接动力源于政治化社会利益集团的权力之争
作为彼此间密切相关但却分属不同层面的两个体系，经济利益结构与政治权力结构之间的相互促进与制约关系，需要通过特定的中介主体才能实现。从“人”的因素来看，政治化社会利益集团是连通两个体系的关键变量（见图2）。
“政治化社会利益集团”是指具有相似经济利益和社会认同的群体，在自觉的政治意识和自主的政治要求驱动之下所形成的拥有凝聚力和话语权的集团。政治化社会利益集团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具有经济利益和政治认同的相似性，是政治化社会利益集团形成的前提条件。经济利益的契合使集团成员会在事关切身利益的行动上，积极参与集体行动，是利益集团发展动力的源泉。集团成员通常在社会生产关系中处于相同的阶层，在生产资源的占有与支配方面具有相似的地位。社会认同的契合能确保集团成员不会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而出现对立甚至分裂，从而有助于集团的稳定与协调。集团成员通常具有相似的教育和文化背景，在看待和分析外界事物的过程中采用相似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社会交往中位于相似的圈层。
第二，具有自觉的政治意识和自主的政治要求，是政治化社会利益集团形成的必要条件。相似的经济利益和社会认同，虽然是集团形成的基础，但却并不具有政治层面的意义。正如泰国的农民群体，尽管在经济和社会层面具有相似性，但是缺乏自觉的政治意识和自主的政治要求，始终处于离散状态，难以在政治领域形成自己的话语权，长期是“沉默的大多数”。任何社会利益集团要实现“政治化”就必须首先在政治上形成自觉维护“我者”利益的意识和自主对抗“他者”竞争的要求。唯有如此，才能在社会利益集团内形成政治斗争所需的凝聚力，才能将其所拥有的经济和社会资源有效转化为政治话语权。日本的农民群体设立农会，采取集体一致的投票办法，成为长期执政的自民党的“票仓”，因而在政策博弈中具有强大的政治能效，能够获得国家较多的经济保护。
第三，政治精英与政治化社会利益集团之间存在复杂对应关系。任何国家的政治运行都需要政治精英的操作。“政府总是由少数几个人管理的，不管他们是以一个人、少数几个人，还是以大多数人的名义。”但是，政治精英必须依托于特定的政治化社会利益集团，否则就是无本之木，无从获取掌权所需的相应人力、物力和财力。与此相应，“政治化”的社会利益集团也需要扶持合适的政治精英作为代言人，并经由他们表达利益诉求和参与权力斗争，否则就会导致“民粹主义”式的权力-利益的无序竞争，危及社会的秩序和稳定，破坏社会利益集团的生存与发展的大环境。 政治精英与政治化社会利益集团之间，通常并不存在简单对应关系。在竞争性选举的条件下，政治精英为了争取更多选票，政治化社会利益集团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不因执政党更迭而遭受损失，彼此都会选择“多方下注”的方式，从而形成错综复杂的对应关系网。例如，泰国的前总理他信，就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最上层“新资本集团”与最下层“农民群体”的政治代言人。在政治较为成熟的国家，政治精英与政治化社会利益集团之间，既有紧密的关系，也保持着相对独立性。这是政治精英需要以“大众”名义行使国家权力的特性所决定的。
第四，政治化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经济政治诉求平衡是保证权力-利益关系稳定的根基。政治化社会利益集团在经济利益结构与政治权力结构中都是关键性的主体，政治化社会利益集团之间达成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诉求的平衡，能够使两个体系建立协调的相互关系，从而趋于稳定的有序状态。
从单一主体看，作为经济利益结构的参与主体，社会利益集团会追求“利益最大化”，要求尽可能多地占有和支配生产资源，从而分享更多的经济-社会发展收益。尽管从长期来看，生产资源会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而不断增加，但在既定历史阶段，生产资源始终稀缺。于是，对生产资源的争夺也就成为社会利益集团的冲突焦点。社会利益集团之所以要“政治化”，原因在于政治权力能在生产资源的争夺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不仅能有效保障既得的生产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而且能借以侵夺其他利益集团或社会群体所掌握的生产资源。
从国家整体看，政治权力的运作是有成本的，而且成本与政治权力争夺的烈度呈正比。无论是利用政治权力保障还是侵夺生产资源，都会引起其他利益集团或社会群体的对抗抵制。故而，如果生产资源的边际收益低于边际成本，那么基于“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政治化社会利益集团就会放弃进一步扩张自己的政治权力，并在彼此之间达成妥协与合作。由此，经济利益结构-政治权力结构之间就会形成相对稳定的契合关系。
生产技术的进步与发展，将会促成生产资源边际收益的增加甚至是明显提高。这就会使得原有的政治权力-经济利益平衡关系瓦解，政治化社会利益集团在“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引导下再次掀起政治权力的边界之争，并在此基础上调整甚或重建政治权力结构，推动政治的转型与发展。
（三）基本关系之三：通过对政治精英和政治文化的形塑作用，社会传统文化会对政治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从长期来看，政治发展的方向取决于经济利益结构的调整；从短期来看，新的政治权力结构的出现与经济利益结构之间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通过政治权力的反复博弈，政治权力结构的短期变化将会趋同于政治发展的长期方向，但其具体进程与步伐，将会受到社会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见图3）。
社会传统文化通常不会对政治权力结构产生直接作用，但会对政治精英的行为方式和政治文化产生形塑作用，从而对政治发展的过程产生间接影响。政治精英是政治化社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其权柄多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利益集团的授权范围，即对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在内的政治资源调度权的掌控范围。于是，如何赢得更多利益集团的信任和更广泛的政治授权，也就成为政治精英特别是政治领袖的重要课题。从东亚各国的政治发展来看，成为领袖人物的首要条件就是要符合社会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否则就很难得到社会群体的认同与追随。即使是高举“维新”或“革命”旗号的领袖，也需要首先立足社会传统文化以掌握“感召型权威”，不断巩固和提高其社会地位和影响力，才有可能推动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发展进程，否则将难免失败受挫。韩国的朴正熙、泰国的沙立、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新加坡的李光耀等东亚国家历史上的成功领袖，无一不是扎根于社会传统文化的政治强人。
政治制度是保证政治有序运作，避免出现无序政争和社会动荡的关键因素。从构成来看，政治制度不仅是以严密清晰的宪政法制为载体的“显规则”，也包括不以言令却可身体力行的政治文化“潜规则”。所谓“政治文化”，是指在政治运作过程中，为多数参与者所普遍认可和奉行的非正式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
政治文化的形成是社会传统文化无意识形塑与掌权集团有意建构共同作用的结果。政治文化与社会传统文化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任何政治文化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都是在相应的社会传统文化基础上提炼或转化而成。例如，泰国官场的庇护制政治文化，就是传统的庇护制社会文化在政治领域的投影。韩国政党和官僚体系中的血缘、学缘、地缘政治文化，则是韩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延续。但政治文化并不完全是社会传统文化无意识的形塑结果，也是掌权集团有意建构的结果。由于政治文化能有效提高政策执行力与追随者忠诚度，降低政治权力的运行成本，因此任何政治化社会利益集团掌握政治权力后，都会努力重塑政治文化，旨在将契合其需要的社会传统文化内容纳入政治文化范畴，同时剔除与其利益不符的原有政治文化。日本的“军国主义”，泰国的“泰式民主”，印尼的“建国五基”，都是政治文化建构的典型案例。
政治文化形成后将产生自强化趋向，从而会对政治权力结构的调整产生制约作用。政治文化是非正式的潜规则，并经长期积淀得到多数政治参与者的认可与奉行，其形成和变化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特定情况下，尤其是在权力-利益关系波动的情况下，相较于缺乏弹性的正式宪政法制，政治文化拥有更强的约束力和可持续性。例如，从1932年到2007年，泰国已先后颁布18部宪法。拥有最高制度化权威的宪法尚且被掌权者频繁废立，更遑论其他法律规范。与此相对，庇护制关系作为非正式的政治文化，却在泰国政坛持续发挥作用。政治文化形成后会对政治参与者的行动产生有效规制，通过“顺昌逆亡”的潜规则压力，迫使政治参与者或主动地融入既定政治权力格局，或被动地淘汰出局。对于新兴政治化社会利益集团而言，政治文化通常呈现明显的保守特征，更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团维护其权力地位。因此，政治权力结构的调整，不仅体现为直接的权力斗争，而且也涉及间接的政治文化冲突。
政治文化对政治转型的阻碍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使有利于新兴利益集团的正式制度无效化。通过制度化建设巩固已取得的权力地位是最常用的政治斗争策略，但政治文化的潜规则侵蚀，却会在很大程度上使正式制度无效化或背离初衷，成为有名无实的空泛框架。二是为既得利益集团借用国家暴力特别是政变手段压制新兴利益集团提供可行性与正当性。例如，泰国1991年与2006年的两次政变，军方都是在“为民请命”的政治文化影响下，经由国王授权取得执政合法性，先后压制了地方政客与新资本集团的政治崛起。 社会传统文化的演变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和发展惯性，在短期内通常很难发生明显改变。因此在短期的政治变动过程中，社会传统文化属于系统的外生常量，不会像政治文化那样与政治权力结构形成循环互动。但从中长期来看，掌权集团有可能通过官方意识形态的建构，对传统文化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之更有助于维护既有的政治权力结构。因此在长期的政治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属于内生变量，将会在“政治权力结构-社会传统文化”的循环互动中发挥对政治发展过程的形塑和制约作用。
（四）基本关系之四：外部环境因素有可能动摇和瓦解政治权力结构的稳定状态，推动政治转型，但稳定状态的重构取决于内生变量而不是外生变量
前三项基本关系大体描述了政治发展“内生变量”的框架：政治发展是在经济利益结构调整的内生动力推动下，经由“经济利益结构-政治化社会利益集团-政治权力结构”与“社会传统文化-政治精英/政治文化-政治权力结构”的双循环互动，政治权力结构从一种稳定状态转型为另一种稳定状态的反复博弈过程（如图3）。
不过，如果仅着眼于“内生变量”分析，我们很难真正理解和把握东亚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东亚国家普遍属于外源型现代化国家，东亚国家政治发展深受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殖民主义浪潮，到二战期间的日本军国主义威胁，再到冷战期间的美苏争霸，及至冷战后“一超多强”多极化国际政治格局等，国际环境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制约。故而，需将“外部环境因素”作为外生变量纳入东亚国家政治发展的分析框架，从而建构完整的内外互动过程（见图4）。
外部环境因素会通过外部势力介入的方式，对东亚各国的政治发展产生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从作用对象来看，“经济利益结构-政治精英-政治制度-政治权力结构”循环过程的各环节都有可能受其影响；从作用方式来看，主要包括经济层面的国际分工，精英层面的意识形态渗透，制度层面的政治引导，权力层面的武力干涉。不同介入方式的政治干预效果将会由经济向政治顺次增加，但其行动的风险也会顺次提高。
外部势力之所以要介入东亚国家政治事务，其目的在于通过对各国政治权力的掌控，分享或掠夺各国的国家资源和生产收益。因此，外部势力将会在“边际成本-边际收益”平衡的基础上选择介入环节与干预手段。例如，通过武力入侵的方式建立殖民机构，虽有利于直接攫取对象国的资源，但会引起对象国的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的强烈不满和抵制，从而导致行动成本不断增加，最终有可能得不偿失。故而，相对于早期西方列强所习惯的“坚船利炮”模式，后来居上的美国更倾向通过国际分工建构新殖民主义经济秩序，通过意识形态渗透建构“亲美”政府，通过政治引导建构“民主”制度，以较低成本维护美国在对象国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结构中的地位。
从近代历史看，外部环境因素曾在东亚国家从传统到现代的政治发展起步阶段，起到过关键作用。19世纪以前，东亚各国在漫长的前现代社会中，基于农牧业生产方式形成了相当稳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体系，政治权力结构、经济利益结构、政治化社会利益集团以及社会传统文化相互契合，有效压制着内生变量在体系内自我演进的可能，即使有所改变，也是政治精英层面的关系微调，难以影响到体系的结构稳定性。如果不是19世纪以来外部势力的强势介入，东亚国家很有可能迄今还保持着稳定的“传统”政治权力结构。日本的明治维新，泰国的朱拉隆功改革，中国的百日维新与辛亥革命，都是在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文化冲击下产生的“因应式”调整。
从外因与内因的相互关系来看，无论外因如何重要，对于事物发展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内因。虽然在东亚国家的政治发展初期，外生变量在动摇和瓦解原有政治权力结构稳定状态的“破旧”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进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导着各国政治发展的进程和方向，但随着各国内生变量开始自我演进，“经济利益结构-政治化社会利益集团-政治权力结构”与“社会传统文化-政治精英/政治文化-政治权力结构”的双循环互动，就会在重塑政治权力结构稳定状态的“立新”过程中占据主动。韩国的朴正熙、泰国的沙立、印尼的苏哈托、新加坡的李光耀等政治强人，相继摒弃了早期的全盘西化道路，转而寻求本土化的政治现代化模式，开启了国家发展主义的东亚威权政治时代。
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国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日趋频繁，外部环境因素对东亚国家政治发展的影响还将长期存在，特定情况下也有可能再次成为政治发展的主导因素。但对那些步入工业化或后工业化阶段的东亚国家而言，内生变量在双循环互动框架下的自我演进，已成为各国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力与主导路径。21世纪东亚地区多样化的政治形态，正是各国本土化的政治选择成果。
责任编辑：王涛 向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