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声音平稳、带着一些谨慎，就像人们常从新闻发布会上听到的那样。这声音符合非典最紧张时刻的气氛，不能惊慌，但处处都是陷阱。 11月8日，他在南京开会，两天后去吉林调研。从2008年他调任卫生部宣传中心主任，比起原先新闻发言人的工作，毛群安说：“你们看到我在台前的时候少了，但实际上我更忙了。”
最开始我用座机打给他，希望约访，他只是稍做迟疑，接着让我用手机发去一条短信。最后，他接受了。
后来他告诉我，这是他当新闻发言人总结出的小方法，只有手机里先存了对方信息，确认了记者身份，他才敢放心交谈。“过去发生过记者采访后乱写的事”，这让他颇感委屈。
不做卫生部新闻发言人已4年，“以前每天紧张得像打仗”的时期过去了，但他仍像考完试还在琢磨问题的学生，现在还会思考“发言人制度建设”。
他不愿将自己在非典时出任新闻发言人被理解成“临危受命”，一再强调这是组织交给的工作。每当我提出关于他经历和内心感受的问题时，他都会敏感地说：“我们不谈个人，我们来谈组织。”
从非典开始，他当新闻发言人总共5年零5个月，算是同行中在这个位置上待得最久的其中一位，即便如此，他还是说“我其实还不适合做新闻发言人”。但他承认，自从10年前非典把他这个理科生推到焦点位置，他的人生就开启了一段新的、重要的经历。
毛群安记不清是哪一天成为新闻发言人的，也不认为那是一个需要特别记忆的时间。非典前，40岁的他已经在卫生部工作了16年，是办公厅副主任，而由中层以上干部兼任发言人在各部委中属于常见调动。
“这不是一个职业，这是一项工作，”他说，“组织上交给我的工作，谈不上选择不选择。”言外之意，这是一个被动的决定。
但这个日子轻易可以查到。2003年4月21日，因瞒报备受指责的卫生部开始在每天下午例行向全国通报疫情。他正式出任新闻发言人，“领导要求，这次我们不搞挂名的，要真发言”。
在他之前，卫生部有包括办公厅主任在内的4个类似发言人，但从来都不发言。
对自称“不会说”又没有新闻工作经验的他，这项新工作无可参考。他说非常紧张，那时由于情况不熟，缺乏操作规范，每天数字又非常大，让他觉得十分艰难。
当时，每天各地疫情汇总到卫生部13楼的防治非典联合办公室时，通常已接近中午12点，工作人员要在下午1点前反复核对数据，然后由新闻发言人写解说词，怎样用最简短的语言最准确地传达疫情变化，他说，别看发布只有几分钟，这往往需要斟酌几个小时。
“各位下午好，卫生部新闻办公室现在通报全国内地非典型肺炎疫情……”从4月21日到6月24日，轮到他值班的每天下午4点，他都会以这样的开场坐到镜头前。后来的发布内容除了数字，还增加了每日生活提示。这种近似念稿的新闻通报成了许多中国人在那段特殊时期的固定收听节目。
10年前的非典不仅冲击了公共卫生体制，也使政府认识到信息公开的紧迫性。那年8月，随着北京最后一批非典患者从地坛医院康复出院，国务院新闻办也启动了全国第一批政府发言人培训工作。
他参加了这个之后被人称为“黄埔一期”的培训班，在这个未来10年里明星发言人辈出的班中，他的同学有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和后来的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他不算最扎眼的学生，但习惯埋头苦学的他却总是考得第一的那一个—《杨澜访谈录之为政》这本书有一段对于他的介绍：“在后来各部委组织专家对新闻发言人的考核，他年年排第一名。”
当年他们的第一堂课，现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的史安斌，上课“第一步就是要让他们开口”，把脑子里的“枪打出头鸟”“言多必失”等理念全“扔出去”。
在班上的“明星学员”里，王旭明是记者出身、性格鲜明，武和平是畅销书作者，王勇平擅长诗歌散文并爱好书法，相比起来，理科生出身的他显得十分低调。
“他不像纯当官的，”王旭明佩服这位比他小6岁的同学，“虽然没有新闻从业经验，也不是学文科的，但与媒体和记者交流沟通得很好，表达也经常出彩，镜头效果也不错。”有时王旭明开玩笑地对他说：“你像受过专业训练的一样！”而他则憨厚地半眯着眼回答：“别挤兑老弟，咱们可是患难兄弟啊！”
低调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光芒，实际上他后来和王旭明、武和平被媒体并称新闻发布上的“三剑客”。当时的课堂上，他也是活跃的，“这是因为我不懂，我连一次像这样的课都没有听过。所以我就学习，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当我读到美国一位传播学家写的舆论学，他里面的一段话使我想明白了，他这么说，‘公众所感知的世界，不是真实的世界，是由媒体所虚拟的世界’”。
他开始努力学习如何在这个“由媒体所虚拟的世界”和记者打交道，诚如他自己所说，他可能属于发言人中不会说的，而后来，他与记者的交往也因为“不会说”而发生过不愉快。
非典后的新闻发布会开始从早期纯“发布”转变成发言人和记者对话。他喜欢用“考生”比喻自己的角色，把记者比作出题老师，有些题出偏了，“对我这个考生来说难免也会有一些紧张”。
经常发布会结束了，记者还在提问，电视台找他出镜，广播电台要求录声音，然后别的媒体再要他把说过的话重复。“我也不是只做发言人，领导也会给别的工作，有时越是忙，比如要开会，但电话不断打进来，我得忍住不对记者发火，有时也想把电话摔了。”在杨澜的访谈中，他笑着诉苦。
2011年6月，一则“卫生部前发言人毛群安拟建记者黑名单”的消息把他推到了舆论的风口，尽管后来卫生部出面辟谣，他仍饱受争议。
在采访中重提这件令他倍感尴尬的事，他停顿一会儿说：“咱们就实话实说，那事刚发生时，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觉得干得很痛苦。”
“记者这里砍一下，那里突出一下，其实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视频也都有，但没有人去看，大家就看标题挺热闹。你不可能跟每一个领导、每一个同事解释，总觉得很委屈。”
但后来他还是想通了，他把这些当成工作中“学习积累的过程”。 给后辈发言人做培训，他现身说法“要有开放的心态，不要太想不开”。
10年过去，他形容非典是一场“挥之不去的回忆”。当年，在一堂新闻发言人培训课上，授课老师史安斌非常严肃地对台下的官员学生说“你们从事的是一项有风险的职业”，彼时，台下的毛群安、王旭明、王勇平和武和平并不知道在未来10年中，自己从事的这个职业将给他们的人生带来如何的改变。
2008年7月，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调任语文出版社社长；2011年8月，在动车事故中备受责难的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赴波兰任中方铁路代表。访谈中，我问毛群安对王勇平的评价，他直接说：“我不想评价这个事。”
4年前，当王旭明调任，毛群安给他发信息：你终于逃离苦海了！
3个月后，毛群安也离开了他形容“深受其害，仍不断宣扬”的卫生部新闻发言人工作。今年4月底，随着担任发言人时间最长的武和平正式退休，中国新闻发言人“黄埔一期三剑客”至此全部谢幕。
谈起卸任心情，他的笑声听起来爽朗而轻松：“解放了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