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常让我出神凝视的固体物有：教堂、街头雕塑、博物馆、有轨电车。上周去了德国和波兰，在法兰克福、科隆和波兹南又看到了有轨电车，它们以经典的样式再次驶入我的记忆隧道。欧锦赛期间，车头两边都插着国旗，一面是本国的，另一面是冤家对头的。
是的，你也知道我接下来要说什么了。上海与有轨电车有缘，1908年是上海的有轨电车元年，第一批70辆来自英国，车身漆成印度红。至今伦敦在三样公共事物上还保持了印度红色系：公用电话亭、救火会大门、有轨电车。上海的有轨电车一开始不设车门，乘客可以随意上下，跟印度电影里的情景相似。后来装了门，还分了等级——不少老作家都回忆说他们当时坐二等车厢。
有轨电车促成了上海公共交通的现代化，这一点现在谁也不会否认了。但我读小学时看过一本书：《南京路的故事》，由此知道地产大王哈同讨厌有轨电车的车轱辘声，硬是让它在爱俪园门前绕个大圈再奔静安寺。还知道解放后，英商电车公司撤出前咬牙切齿地扔下一句话：“不出三个月，南京路上只有铁轨，而不会再有电车。”但中国人民有志气，于1963年初拆掉铁轨，由20路无轨电车取而代之。宏大叙事的字里行间，我看到了英国佬目瞪口呆的表情。
所以，有轨电车在中国似乎成了意识形态符号。1946年，上海共有有轨电车运行线路12条，轨道网络几乎遍及全市。70年代，上海城市交通矛盾日益突出，有轨电车陆续被拆除，1975年，由虹口公园通往五角场的8路有轨电车被拆除，叮叮当当的电车铃声终成绝响。
改革开放后，一度上海公交车辆紧缺，有关方面就从香港进口了一批双层巴士（那会上海人从港片《巴士奇遇结良缘》中知道公交车也可叫巴士了），还是旧的，据说卖的是白菜价，但车身上的西洋参广告不能涂掉，上面画了一只振翅高飞的老鹰，广告语港腔十足：“记住呢只鹰”。这个“呢”该读成ne还是na？不知道，“啄木鸟”也没行动，反正这个鹰是被市民朋友死死认住了。好在时间不长，香港巴士寿终正寝了。不久，上海与瑞典合资的公交车驶上街头，马力强劲，乘坐舒适，成了主流车型。
在怀旧的浪潮中，市民开始怀念起有轨电车，小资们也会祭出张爱玲的文字给自己壮胆：“但是你没看见过电车进厂的特殊情形罢？一辆衔接一辆，像排了队的小孩，嘈杂，叫嚣，愉快地打着哑嗓子的铃：‘克林，克赖，克赖，克赖！’吵闹之中又带着一点由疲乏而生的驯服，是快上床的孩子，等着母亲来刷洗他们。”
进入新世纪后，关于上海重新恢复有轨电车的新闻时时出现报端，一会是从四川路通向五角场，一会是沿黄浦江直通世博园，但上海的交通现状如此繁华，似乎也不容许这般高成本地怀旧，但如果作为一种城市文化与景观，在相对“人烟稀少”的边缘地带诗意地保留一两条，倒也不能说天真烂漫吧。有朋友提醒我：浦东张江已有一条有轨电车，但那只是电气化的非传统的，再说也仅限于园区内通勤，并非供民众共享。
今天，有轨电车被认为是一种环保的交通工具，无缝轨道将噪声降到最低，车次又很多，与地铁、火车构成了交通网络。欧洲有些城市在取消之后又后悔了，设法使它复活，比如希腊就借了奥运会的东风在雅典重开有轨电车，伦敦拿双层红皮巴士当作奥运会形象大使亮相北京，目前也准备修建名为“跨河计划”的有轨电车路线。在我到过的国内城市，有轨电车差不多都消失了，只有大连还保留了一段有轨电车，成了驴友必访之地，长春电影制片厂前也有一段，是数千市民联名上书市政府，才从城市改造方案中抢救下来的。
当然，在有轨电车通行的城市里，除了路面的铁轨，空中也横七竖八地拉起了电线，电线杆也很多，但这种线条与铃声，自有一种成熟城市的味道，有点甜蜜的忧伤和惆怅，乘客的脸上更书写着保守的、优雅的文明。
（马宗艺荐自《新民周刊》）
责编：小侧
